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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6日研究生记者团尚严伟报道〕今天，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作了题为《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的主题演讲。期间，提到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 记者就此采访了李先生。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发现才能称为“重大发现”？ 　　李学勤：不是说发掘出了大批金银珠宝就是重大发现，而是指改变对中国历史一个时期、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史文化认识的考古发现。 　　记者：那么您认为属于“重大发现”的考古有那些呢？ 　　李学勤：近些年来，出现了很多重大考古发现，比如较早的殷墟，被认定了商代晚期都邑。还有河南偃师商代早期都邑的发现，以及二里头文化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襄汾陶寺文化，这可能是龙山文化各遗址中最大的一个，而时间要早于夏代。最近还发现了一个初步认定为观象台的建筑，在冬至那天能正确标识日出轨迹，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记者：王国维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往往因为有了新发现。在你的研究过程中，你对这一观点是怎样理解的？ 　　李学勤：这个观点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所作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提出的。当然了这篇文章概括的时间段是从19世纪末到1925年的二三十年。当时来讲，19世纪末以后，中国有几个重大发现——殷墟的甲骨文、西域的木简、敦煌的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由于这些重大发现，王国维说当时是一个发现的时代。但是他这个观点在他以后的70多年中全部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