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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经过文革浩劫和左倾路线长期折磨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除对抗强权的“两弹一星”激荡人心外，基础科学研究则一律乏善可陈，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鱼杂交，陈景润的数论猜想，或杨乐、张广厚的函数研究等，几件试管中或纸面上的成果而已。没有出路的青年学子把攻读“基本粒子理论”当作了用武之地；大作家徐迟写了篇泣颂闭门造车精神的“歌德巴赫猜想”，竟误导了亿万百姓，将陈景润的算术当做是“富国强兵”的画饼。自外于世界的中国，久违了科学的潮流。经过数十年的锁国路线和弱智政策，已把中国误得“人财两空”了。

    一九七八年，是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或曰common sense)；晋升为“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的知识分子们，无数为之感激涕零。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把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一笔勾销，化解了无数消极对抗力量。专制恐怖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理智的春风吹向人间，“改革开放”的苗头正在萌发之中。在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不久，教育部和科学院就分别部署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不拘一格寻找“伯乐”和“千里马”的开明风尚，取代了那个活似名姓制度的阶级路线。仇视知识、崇尚愚昧的中共，也终究悟出了：“世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对人才的摧残”的不惑真理。

    母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在这时被催生了。也有人管它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其实它与迁到合肥去了的“科大”没有统属关系，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舍，已经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盘。而“研究生院”，还是借北郊“林学院”的“遗址”开张的。一九七八年秋天，在那个布满了被遗弃的地震蓬的，死寂般的林学院里，突然涌进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意气风发的“研究生”。

    我们这届入学的共有八百多个同学，都是由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己录取的。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亦有饱学不遇者；有池鱼遭殃的干部子弟，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余孽；更有年少无辜落水，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龄、成份和经历的落差，非但没有助长尊卑、门户之见，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气息。而导师中又以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最开明，他兼收并蓄、普度众生，招了好多个非常有才干学生，分别挂在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和自然科学史所的名下。那时，不少省市地方，还思想禁锢、不识时务。陕西省公安厅曾来人追查“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刘平宇同学(何祚庥先生的学生)，气势十分蛮横，校方孙景才先生严词以对，叫他们坐了冷板凳；后来平宇同学赴美时，“科学报”还发表了一篇“刘平宇出国了”的专文，抨击当时陕西省的恶劣做法。

    院长是由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领衔；实际管事的副院长彭平先生，是“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他与钱伟长等十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曾震动全国；解放后他做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工作，文革以前就因为路线问题倒了楣；教务长吴塘先生也是个儒士干部，一个面目堂皇、和颜悦色的正人君子。胡耀邦在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很得民心；科学院里也有一种“团派”的开明空气, 因此，我们这个“科学院研究生院”生动活泼。

    “林学院”主楼的一、二两层做教室，三、四、五层做宿舍，房子不够用，还有一些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各个研究所的几百个同学聚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围成一圈一圈的咬咸菜，喝玉米粥；有的切磋学问，有的针砭时弊。林学院里学术气氛十分高涨，而政治气氛则更为开放。辽宁张志新女士被残杀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后，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

    那时，科学院里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洋人也有华裔，都住在“友谊宾馆”里，五百元人民币上下一个月。这些教习中，不少很有个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好奇。其中有个叫“白克文”的美籍华裔青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又喜欢穿中山装，有时连“友谊商店”都混不进去，管门的说他的英文是“假冒的”；然而，他没事就往农村钻，有一次在颐和园那边与农民一起打鱼，被地方政府送了回来，弄得外事和保卫部门都紧张兮兮的。有同学问他美国是否很自由，他说：“美国也有挨饿的自由”。社会理念溢言于表。

    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习”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她稍年长，三十五、六岁；学问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气却很坏，容易与人冲撞，曾经当众与那个脾气也很毛躁的白克文争执；Mary说话很有见地，有愤世嫉俗之意气；明明是个美国人，却偏偏要说一口英国音；她后来做出了一番惊人之举。来自澳大利亚的Lyndall女士，那时还是一个真纯、羞涩和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她与陆文禾同学堕入情网，两人后来在佛罗里达共结连里。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口语琅琅上口。那时似乎已没有了“里通外国”的担心，不少同学与教习们打得火热，有人还常去他们的公寓洗热水澡；而他们也不嫌弃我们的苦日子，天天挤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窝头，在谈笑风生中，留心者还都拣到了一口好英文，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真情。

    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组负责人。她是四十年代的进步青年，受业于康乃尔大学时，结识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先生。五十年代初期，两人胸怀激情和理念，回归报效；郭永怀与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乃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一九六八年，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职，是国内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迎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癔的身影中有著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和人缘的人物之一。

    来校开课的，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如彭桓武先生讲理论物理，谈镐生先生开流体力学，黄昆先生授固体物理，邹承鲁先生上分子生物学。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农打扮，谈镐生先生会与学生递烟喷雾，都很和气。他们课上也只是点几个问题说说，行云流水，很是精彩动人。听彭先生课的同学很多，他上台时穿著厚厚的北方老棉袄，讲到后来便满身大汗了；记得他说过，中国的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索引，用起来很不方便。黄昆先生那时才五十多岁，还很健硕。一天正讲“能带论”，讲台太窄小，不小心从一头失足跌下来，他正正色说：“umklapp，我要是颗电子，就已经到了那头去了”。当然，不懂固体电子论，是听不懂这句很风趣的笑话的。还记得，那时候吴方城同学的斗争性就很强，带头给邹承鲁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好像是因为考题太难了；邹先生也当仁不让，用非常优美的书法回敬学生一张，劝大家多多留心功课。

    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课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假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色动力学”时，全国各校都有慕名要来听课的，因此不得不发票入座。那时他进出都是坐的“大红旗”轿车，礼遇很高。我们这些人别说“红旗”，就是“伏尔加”也没坐过；后来从美国回国，才尝到了“伏尔加”颠簸起来的味道，不知道李先生当年坐“红旗”的感觉如何了。他每星期要请几位同学与他一起吃午饭，这本该是个“工作午餐”而已，可是国内那时还不懂这一套，一桌子正餐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饭席上李先生很热情地说话，李夫人则常常在一旁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还记得李先生说过，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前辈们对我们都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据说，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学者定下来的，他们自己是在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因此对二战后期到冷战时期的西方科技进步，特别是美国大学向研究生的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了解不足。自掏腰包派出“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的办法，就是周培源等先生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当然，那时西方世界对竹幕后中国的人才水准也不了解。一九七八年政府首次外派五十人，七九年增至五百人；前五十人的内情无人知晓，但后五百人尽皆精锐。美国学府刮目相看，中国政府也发觉自己当了“冤大头”。也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手头拮据，只想用不多的外汇，象当初清政府派出象詹天佑、唐绍仪等一批幼童学子，博采各国之长，回国指导改革。科学院也从我们中间选拔了一百多名较年轻的同学，在玉泉路办了一个“出国班”。因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同学，也就有了两个门户：“林学院的”和“玉泉路的”。两拨子人虽然联系不多，但还是心心相通的，大家都希望有出国的体会。“玉泉路”的同学在耐心等待“组织安排”，那时政府大概正在美国、欧洲、日本为他们化钱买路子；而“林学院”里，除了少数有海外关系，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几个同学外(这就是CUSPEA交换计划之始)，则都苦于无门。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七九年十月，Mary Van de Water小姐，竟大胆向几个同学传授了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的门道，结果一试果灵。不出数月，近百名同学从各个美国大学获得了助学金；其中，何晓民同学于二十一天内，就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又不出一年，数百名同学飘洋过海。校方竟一律不加阻拦，美国大使馆更绿灯大开，从未听说哪个同学签证被拒绝了的；倒是科学院外事局多事，还要找点麻烦，审查各人的“门路”，后来也知道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于是也就网开一面了。

    待到八二年，“北大”、“清华”诸校同学亦循此道时，“林学院”里已经人去室空。此风传到上海，已是几年以后，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在做博士后了。这几百个自谋出路的同学，不仅在人数上相当于政府一年派出之总和，出国后在学业上也大展风采，资格考试轻车熟路，都有傲人的基本功夫，美国各校倍生好感，从此对中国学生大门洞开。很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自费”先行者，大多未能入得已与中国政府挂钩的一流名校，这对未来进入门户之见很深的美国学界，遗有若干不良之后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二十年多来，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无数学成者留居各国，无惧优胜劣败，立足科技，创业从商。如今世事逆转，当年的“外流人材”，一举领来了国际资本、现代技术和民主思想，邓小平先生的“走出去，引进来”的理想，却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实现着。

    事隔二十年后，一群在北京聚合的研究生院的同学，从各地来到美国首都，追寻他们幸运的回忆，渡过了感觉极为良好的一天一夜。在他们学有所成的身影和岁月造就的霜鬓中，还依稀可辨当年百废待举的林学院中的风发意气。

    良师益友Mary Van de Water小姐也专程从英国赶来，与我们共度良宵，她的瘦削身影和鲜明性格，和那口愈见深重的英国口音，依然传送著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奔放热情；她说我们这群中国人，是她毕生真正的和永恒的朋友。有个同学的回忆，一九八零年夏天，他在广州火车站送Mary去深圳，Mary小姐随身携带的，竟只是一个装满了求学申请的小箱子。这一夜她留宿在唐一华同学家中，无意中说到，老唐家的客厅比她在英国的居所至少要大三倍。我们这些原来连邮票都买不起的“穷光蛋”，如今的美国“专业人士”们，可真不能忘却一个国际社会工作者，曾经伸给过我们的援手。

    大家认为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是中国思想解放历史上的一件不可磨灭大事，特别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的贡献，是值得为之树碑立传的；没有她的努力，这个潮流的到来，可能要推迟数年之久。在热烈的气氛中，这次聚会的组织者陈祥昆、毛进同、杨晓青、唐一华代表全体与会同学，向Lyndall和Mary女士赠送了纪念状和礼品。

    然而，Mary小姐却揭出了一个“秘密”：当时，她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包办无效倾向，因此她向李佩女士提出，可否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申请手续，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但她又担心这些同学，可能会受到校方的不当处分。深谙国情的李佩先生，亦知其“法”之可行，及其“罪”之难当。于是由李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议。几天后，思想开明的彭平先生竟同意了李佩先生和Mary小姐的建议。Mary女士回忆，那天彭平先生背操著双手，踱著方步，若有所思地对她们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吧”。于是，在院方领导的默许下，破败的林学院里涌起了不可阻挡留学潮。与会同学都为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无论是破坏传统或重建文明的真实历史，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个别伟人造就的。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Mary等人的见识和心血，以及它的全体学生勇气和实践。意气高昂的“研究生院”的八百弟子，竟破国门而出，创一代新风，在改革开放中推波助澜，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大业，有不没之功。 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缅怀那些曾经启迪过我们的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更感激那些作了无数善举而不事声张的光荣的先辈们。


    附: 朱学渊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朱其培是铁路工程师,刚直而有胆识，母亲宋莲卿是一个美丽贤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朱学渊自幼善学，思想独立，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年，1978年进入人才济济、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充满朝气、欢乐、正义和积极进取的氛围中，他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并曾亲聆彭桓武、李政道、黄昆、李佩等著名学者贤人的教晦。1980年，朱学渊移学美国，1983年于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曾于能源部属下的Ames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课题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