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84》压抑得让人无处可逃，那么《动物庄园》则多了一份含蓄缓和；如果说《1984》是对极权主义下，个人命运发展做出的某种预测，那么《动物庄园》则是对极权主义本身的来龙去脉、发展演变的描述，是对历史的总结。
故事从老麦哲的演说开始。老麦哲首先对人类提出质疑，认为人类对动物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他号召动物们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不久，老麦哲便去世了。他死后，三头有主见的猪用心琢磨着老麦哲的训导，并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动物主义”。他们在动物中发动讨论，批评了某些动物所谓的错误思想，并说服了大多数的动物。后来，动物庄园因主人的失败而逐渐衰落，动物们多年积累的怨气也得到释放。他们发动了“动物庄园起义”，将主人赶走。之后，便开始实施一些以前设想的美好政策，并将动物主义简化为“七诫”，其中最为基础和关键的一条就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发展到后来，这种平等的观念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训诫所取代。它被不断的灌输给动物们，而动物们也慢慢接受了。此时，作为领导者的猪，还有他们豢养的狗，已经开始享受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权了。在后来，由于在如何建设新农场的问题上，名为拿破仑的猪和名为斯诺鲍的猪发生了分歧，经过激烈的斗争，拿破仑最终取得了胜利。它将斯诺鲍赶走，并宣布其为动物的敌人。拿破仑牢牢控制着大局，对反对者进行了血腥的清洗，享受到更多的特权。而动物们在“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的号召中，为动物庄园的繁荣努力工作着。它们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以至于淡忘了革命以前的生活。故事发展到最后，六头猪在大厅里与其他六个庄园主举杯联欢，并决定与人类和好，把“动物庄园”改回原来的“曼纳庄园”。其他动物在窗外默默的观看，“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就这样，故事以一种冷酷的方式结束了。“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的动物更平等”也成为《动物庄园》中最为经典的语句。
《动物庄园》中的很多事件都是对苏联历史的精辟浓缩，比如，“动物庄园起义”暗指十月革命，“牛棚大战”暗指苏联建国初期1918年-1920年间的内战和反对外国干涉军，拿破仑屠杀反对他的动物暗指三十年代发生在苏联的“大清洗”，与弗雷德里克庄园的战斗暗指二战期间苏联与德国的战争。
而小说中的很多角色也都可以历史中找到原型，比如，老麦哲影射马克思和列宁，斯诺鲍影射托洛次基，拿破仑影射斯大林。其中，一些动物则代表了某些群体。如本杰明，一个对革命始终不做任何评价，对所谓动物主义抱有怀疑但却明哲自保的动物，象征有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对极权主义有所怀疑的知识分子；很多无名的猪，则象征着那些号称为人民服务却享受种种特权，胡作非为的“公仆”；鲍克瑟，“动物主义”的忠实追随者，积极响应领袖的号召，以努力工作为己任，任劳任怨，最后却被拿破仑卖给宰马商，象征着盲目而愚昧无知的善良的人民；斯奎拉，动物庄园中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教育者，象征着没有任何独立思想的宣传机构，他们灌输着那些荒谬的思想，篡改着历史和现实；很多无名的狗，拿破仑实施恐怖统治的工具，象征极权主义国家的各种暴力机构，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其他无名的动物，象征着对极权主义不满但又不敢反抗，安于现状，麻木不仁的普通人。如果需要，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各种人都可以在《动物庄园》找到符合自己的角色。
《动物庄园》中，老麦哲是所谓“动物主义”的首创者，它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动物庄园悲剧的发生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人认为老麦哲所暗指的是普列汉诺夫，但我觉得老麦哲更像是马克思，和激进的列宁。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没有盲目的追随马克思，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试图修正马克思的错误。在政治遗嘱中，普列汉诺夫写道：“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他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它在生产中的应用，知识分子的地位将跃居首位，并且他们地位的提高必然会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同时，他认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物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他预见性的指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将建立一个恐怖的暴政。而老麦哲在他的演说中不断的煽动动物对人类的仇恨，认为动物和人势不两立。所有靠两条腿行走的都是敌人，所有靠四条腿行走的，或者有翅膀的都是亲友。这些与普列汉诺夫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阶级之间不可调和，否认激进的革命，是不能等同的。所以，认为老麦哲暗指普列汉诺夫是不那么恰当的，相反，认为它暗指马克思或者列宁或许更为合适。
但严格的说，小说中的老麦哲并不特指某个人，而是暗指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把人类划分了阶级，把一部分人划为敌人，而且没有妥协的余地，否认敌人应该享有权利。老麦哲这种带有偏激取向、却又能够吸引一部分人的思想，为那些别有用心的动物所利用，而与其初衷渐行渐远，最终背道而驰。就马克思的思想而言，它是对人类优秀思想的一种继承，既不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是终极的真理，作为众多思想派别中的一个派别，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那些神化马克思思想的人、将会误解甚至毁灭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中，对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修正并且结合国情的人很多，但都被那些狂热的教条主义者打压下去了，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中国的陈独秀，都是如此。
《动物庄园》中另一位智者便是本杰明。它是一头有着丰富阅历和智慧的驴，对于动物庄园发生的一切，它总是保持着沉默。以前该做什么，现在还是做什么，它总是说着“驴都长命，你们谁都没有见过死驴呢”。它比那些猪要聪明，却不愿出风头做些什么。这个明哲保身的驴，象征着那些本应该以理性和良知引导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开始可能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后来则更多是由于恐怖的暴政让他们心有忌惮。然而，在极权统治下，沉默也几乎是难以为继的。人格的侮辱，肉体的折磨，让他们尊严扫地，脸面竟失，互相的攻击成为彼此定罪的铁证，最终成为极权统治的共谋者，既是刽子手，也是受害者。
与本杰明式的知识分子不同，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却显得活跃的多。他们像分泌荷尔蒙一样分泌自己的正义感，自负地认为自己即是正义的化身，代表着社会的良知。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后来被极权主义的现实惊醒了，有的却继续狂热的推崇着暴力革命。罗素曾一直很向往苏联的社会主义，但去过苏联之后就改变态度了，他甚至在
可以看出，极权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是极其尴尬的，他们摇摆不定，也没有统一的目标和道路，也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共同体。既扮演着极权主义的帮凶，又是极权主义未来的掘墓人。法国式的知识分子，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还有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适合滋生和助长极权主义的。
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盲目的群众，或者是极权主义的当权者和爪牙，都应该反省自己。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不仅是制度或者某个党派的问题，更不仅是某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植根于人性中的问题。极权主义利用了人性中最为黑暗的一面，也利用人们期望追求光明的渴望，将人们引入奴役的深渊。彼得•德鲁克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论极权主义的根源》一书中，对极权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极权主义发源于整个西方普遍的价值崩溃、信仰崩溃和制度崩溃”，“若认为极权主义中的这种号召牺牲的理想，只是一种伪善、自欺之谈或是宣传高调，那才是大错特错。它是从失望的深渊中成长出来的。正如1880年虚无主义在俄国的流行一样，它可以吸引最高贵和最勇敢的青年人，今天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这些战后一代中的优秀分子拒绝与这个现有的世界妥协，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既无值得一死的真正价值，而又无值得一活的活跃思想”。
极权主义对人们的伤害绝对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也不仅是经济，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文化上的。对于极权主义对俄罗斯的危害，中国学者金雁在《俄罗斯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一文中写道：“非常注重邻里关系、群体和谐的俄国人突然之间好像六亲不认，猜疑封闭起来。但这种‘原子化’状态并没有促使‘自由个性’成长，而是走向其反面，村社的瓦解导致的是个人进一步被压抑，宗法观念、依附观念更加扩张，过去和谐平等的邻里关系和集体氛围，被‘告密、揭发’的风气所取代。”捷克前总统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一文中痛心疾首地陈述道：“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回顾极权主义的发展历程，从法国大革命，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以及后来在落后国家泛滥的共产主义浪潮，极权主义在上个世纪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极权主义的势力才严重削弱，但是极权主义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它的幽魂仍然在世界上游荡。解体后的苏联、剧变后东欧、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都面临严峻的社会转型问题，而社会转型必然要牺牲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社会也会对现实普遍不满，俄罗斯的光头党，原东德地区的新纳粹，正是在社会转型解除了极权主义的高压后产生的。转型伤害了普通人的利益，带来了失望和民族主义的仇恨。在中国，在网络上“愤青”到处可见，言行偏激、荒谬，他们怀念文革，怀念毛时代。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的不公，道德的贫困让人失去理性，容易为某些东西狂热。希望我们国家的改革能够更快进行，我们的社会发展能够真正健康和谐。我相信，只有民主法治不断推行，社会不公逐渐减少的时候，仇恨和绝望才会不再那么泛滥，极权主义的幽灵才会离我们更远。
（本文获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读书与实践”征文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