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看《巨流河》的时候，是在北京的夏天里。几个月后，我已身在晚秋的成都。这期间的日子，多少离合聚散，多少挣扎恩怨，都缓缓掠过。关于齐邦媛先生的这本书，因为想说的东西太多，竟不知从何说起。这真是一件奇怪又矛盾的事，一个人感受太多或者感受太少，都不是适合表达的时候。
齐邦媛先生用她独特的文笔讲述了纵贯中国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被撕裂的国土、被战争剥离的文化的深深感怀。历史浩瀚如烟，个人的命运往往连着国家和社会的起承转合。作者将难以磨灭的往事化成文字，在字里行间诉说着无处不在的颠簸流离之痛，温润清凉，通透豁达。那乡愁，那哀思，那眷恋，饱含历史忧伤，国难家仇，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
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巨流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百姓的“母亲河”。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
“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齐邦媛于一九二四出生于辽宁，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母亲的呵护，还有命中这些贵人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使它不致熄灭。”这些贵人中，有一位乡村医生，救活她脆弱的生命，并赋予她“齐邦媛”这个名字。“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
二十岁之前，她曾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颠簸流离。“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是姥爷牵着我哥哥，妈妈牵着我从沈阳上火车，火车没日没夜地开着，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稼地，秋收已许久了，黍梗和高粱秆子都刈割净了。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风林，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由于战争，年幼的她跟随母亲早早离开故乡，投奔远在南京的父亲。
从东北到南京，却也不得安宁。日本的飞机占领着天空，死神一般。“长长的八年，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没有安全感，连蓝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怀？”曾经一片欣欣之景的南京在数不尽的炮弹下成为一座鬼城，抗战节节败退，人命飘摇。“月光明亮的时候敌机也来，警报的鸣声加倍凄厉；在紧急警报一长两短的急切声后不久就听到飞机沉重地临近，接着是爆裂的炸弹与天际的火光。”这残酷的悲壮场景，让作者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独自躺在床上，听着纱窗的扣环在秋风中吱嘎吱嘎的声音，似乎看见石灰漫天洒下；洒在紫金山上中山陵走不完的石阶上，洒在玄武湖水波之间，洒在东厂街公园，洒在傅后冈街家门口的串串槐花上，洒在鼓楼小学的翘翘板上。死亡已追踪到我的窗外，洒在刚刚扎上竹棚、开满了星星似的鸟萝花上。”
战争的残酷，迫使幼小的她从南京经武汉至湖南，再到中国的西南边，穿过了大半个中国。在这残酷的逃亡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活过来。“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没的声音，已上了船的呼儿唤女的叫喊声，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每一天太阳都会照样升起，但战争年代的阳光下，存活该是多么奢侈的事。
少女时期的齐邦媛眼见战争导致的国破家亡，满目苍凉，却不能拿起武器也不可能参与到政治和抗战当中。从长江到岷江，一路溯流而上，她孤身一人来到已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读书。进校后她被名师朱光潜先生亲自约见，转入外文系读英诗，从华兹华斯、雪莱到济慈。“那晚，我们在残破的公路上一面追卡车一面笑，沿路流过的嘉陵江在月亮初升之时美如仙境，战火死亡阴影下的青春有了片刻喘息，那短暂的欢乐令人永生难忘。”
那时候，朱光潜先生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他的英诗课让齐邦媛进入那撼动英美文化的伟大诗魂。华兹华斯清幽的诗，雪莱《云雀之歌》轻快不羁的意象，还有济慈《夜莺颂》对生死神秘递换的抒情，让一个少女撼动。“小小的天窗开向大渡河岸，夜深人静时听见河水从窗外流过，不是潺潺的水声，是深水大河恒久的汹涌奔流声。渐渐地，在水声之上听到对岸有鸟鸣，就在我小窗之下也有呼应，那单纯的双音鸟鸣，清亮悦耳。”没有夜莺却有布谷鸟，有星空，在此之间她找到一种信仰——美，自然的美。
日军的炮火随时可能打破这短暂的快乐，然而，最终让齐邦媛无法再静下心读济慈的却是激昂的政治歌曲。由于没有一起去参加左派的“读书会”，她不得已被别的人孤立，搬寝室。搬东西的时候，一位学姐还用大嗓门不指名地斥责她是高官子女，“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 那晚，铺好新铺位后，齐邦媛躺在小床上，头枕三江流水声，望着窗外满天星斗，泪水湿透双颊。
“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她那些留在大陆的同学，“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在半个多世纪后，作者在美国和两位华裔作家共同进餐，又勾起了陈年往事。宴毕，年近花甲的她走在灯火通明的纽约街头，想起乐山那夜的委屈和不解，仍然感觉痛彻心扉。
虽然齐邦媛自出生就开始触碰悲伤，从母亲荒野嚎啕哭泣的悲伤里，走进中国人民活在敌机轰炸下的大悲伤里。但在这颠簸流离中，她却领略过国破山河在的壮丽与壮烈，在无数同胞的报国勇气中深植骨气与光辉。其父齐世英的温和洁净、“大哥”张大飞的虔诚深情、恩师朱光潜的治学风范、大儒钱穆的独世品格，这些个人风骨强烈的灵魂，无不展现了那个时代值得为人称颂的精神气质。
苦难时期的爱恋之花
作者总是用一种尽量平静的情绪去回忆，不夹杂太多私人的感情。因为这不是作者一生情爱的展现，所以她连“爱”这个字都用得那样小心谨慎。可是，那绽放在苦难时期的爱恋之花，反而更加震撼人心。
张大飞原是满洲国沈阳县警察局长之子，父亲因接济放走抗日者，被倭人烧死。在南京，齐邦媛第一次见到了张大飞。“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
十二岁的时候，齐邦媛与其哥哥等去爬牛首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那一刻，齐邦媛永远记住了他眼中的温情和关怀。“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后来，张大飞报名军校。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的时代，他和她是最稳定的笔友。“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并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渐渐长大的齐邦媛喜爱古典诗词，《红楼梦》读到第六遍仍未厌倦，又在名师的指点下迷上了济慈、雪莱这些大家。张大飞颇喜苏东坡、辛弃疾的豪迈，对齐邦媛“夜船吹笛雨潇潇”的苍凉有些不以为然，那时的张大飞已加入声名赫赫的陈纳德“飞虎队”，驾战机御敌于蓝天。“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
在齐邦媛与张大飞相见的最后一面里，“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多年以后，齐邦媛禁不住喟叹：“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那年夏天，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人还没住进宿舍，张大飞的信已经到了。大学时光，情愫萌生。同样浅蓝色的航空信纸，内容却多了一分牵挂。离日军投降还有两个月时，齐邦媛收到了一封哥哥的来信，信中说，张大飞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张大飞牺牲后，航空队寄来一个很大的包裹，用美军的帆布袋装着，里面是齐邦媛写给张大飞的一百多封信。布袋里还附有一封信，是张大飞写给哥哥的诀别信。至今，这封信的字字句句，都烙在齐邦媛心上：“那天看到她自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信封里还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己褪至黄白色的信纸。这是齐邦媛在南开高二时写的信：“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日本投降后，举国欢庆，齐邦媛也拿着火把向大街跑去，队伍走到以前的南开中学校门，灯火通明中，她一下想起当年在操场上，张大飞穿着军雨衣向她走来。这一瞬间，齐邦媛突然感到万念俱灭。那天过后，齐邦媛郑重地把两人所有的来信都包在一起，她想，总有一天她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
“自六月以来，我心中对张大飞的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我不知如何恰当地称呼他的名字，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都是一种亵渎。正如柯立芝所言的悲痛：没有剧痛的哀伤，是空虚幽暗而沉闷的，这种窒息，呆滞，又不具激动的哀伤，既找不到自然的宣泄途径，也无从得到慰藉，不管在言词，叹息甚或是眼泪中……”
多少年后，在南京这片肃穆的墓园里，她和张大飞再次重逢。只不过，往日那个拥她入怀的英俊青年，如今却成了黑色大理石碑上的一个名字。“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那天，齐邦媛站在石碑旁拍照留念，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她，温馨如他令她难忘的温和声音。“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八年对日抗战结束后，齐邦媛大学毕业。经马廷英介绍，她离开喧豗纷扰的大陆渡海来到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外文系助教。“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
在台湾，齐邦媛很少过问政治，只是专心地学习、教课。她先后在台中一中做英文教员，在印地安那大学进修比较文学，创办中兴大学外文系，出任国立编译馆人文社会组主任，专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高级英文、翻译等课。她做的最冒险的一件事，就是在台湾国立编译馆工作期间，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推动国民中学的国文教科书改革，剔除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加入杨逵、黄春明、杨唤等台湾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我记得在乐山狭窄的街上，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
可以说，齐邦媛是在台湾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对台湾文学奉献了毕生热情。这本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展现她在岁月的不停颠簸中对于文学的不懈追索。这其中，既有以英国文学为主线的诠释，也有以个人情感为内核的表达，充分展现了文学之于时代、之于个人的独特价值。“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大江大海般的情绪宣泄而已，更在于所蕴积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永远伺机喷薄而出，令不同时空的读者也荡气回肠。”就是这种对文学的纯粹追求，让齐邦媛拥有跨越所有悲苦的勇气和智慧，也令她获得超然于政治的清醒与成就。她深知大陆的各种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所以，她认为台湾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文学的正统，并在国际上发挥出更好的代表性。她的著作有编选、翻译、文学评论、散文等多种形式，她也致力引介英美文学到台湾，并将台湾文学英译推介到西方世界。
在这期间，她遇见了后来的丈夫罗裕昌。罗裕昌，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抗战胜利后来台，任职于台湾铁路局。“他信上写人的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 “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这样的宣示，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是很不一样，甚至很有趣的。”
齐邦媛经历了战争的恐惧、张大飞的死和文学的历练之后，台湾的种种成了云淡风轻的事。没有至纯至深的爱情，没有至浓至烈的国仇家恨，没有初识文学时对灵魂深沉的震动，剩下的是家庭的责任、工作的挑战和对知识的追求。“童年在战争打响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却在少女时期重新从文学中捡回，直到去了台湾，似乎一夜之间成年。”
两岸解禁后，齐邦媛到大陆探亲，在老家铁岭，故宅和祖坟早已因为她父亲身份的原因被夷平。在她熟悉的南京，曾经就读的鼓楼小学变得如此窄小简陋，住过的宁海路更是除了街名以外什么都不认识了。“曾有过恢弘建国计划的南京，已经全然不见踪影。”
“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在上海邮政医院里，齐邦媛见到了武大同学鲁巧珍。已处于肺癌晚期的老同学以念杜甫《赠卫八处士》的方式“隆重”地欢迎她，当念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时，两人都已泪流不止。
“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乏中，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2004年，已经80岁高龄的齐邦媛先生开始动笔，历时四年写出了回忆录《巨流河》。巨大的历史忧伤，是人们心头跨不过的巨流河。伴着齐邦媛先生的娓娓叙述，能看到她的似水年华：那满怀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暮色山风里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它的价值，在于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苦难和奋斗的一个真实、感人的血泪记录。
“二十世纪即将过尽之际，日历的撕翻，年历的更换，触动更敏锐的今昔之感，这漫长、苦难、漂泊的百年即将成为历史。”书的叙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
用热诚与使命感从容回忆
一个人的历史，也就短短几十年；一个女人的一生，也许会平淡无奇。可是生命依旧可贵，不仅因为它的短暂有限，也因为它可以承载世间的许多欢乐和悲凉。齐邦媛先生一生曲折坎坷，伴着人世的沧桑变化，经历了数不尽的喜悲。她在一切归于平静之后，在彼时彼地的台湾，怀着一种极大的热诚与使命感从容回忆，写下那些深沉而不矫作、悲悯而不滥情的文字。或许，将这一切写出来的动力，并非是由于个人的喜与泪，而是那个时代一直在她心上，那遥远的故乡山水，在岁月中死去的无数的人，在她心上。
书的尾页部分，有一张耄耋之年的齐邦媛先生及她年过半百的孩子坐在海边看海的图片，涛声依旧，岁月已逝。“我到大连去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
一望无际的大海，一位年逾八十岁的老人，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叹世事两茫茫。纵有万千感慨，悲伤也好，愉悦也罢，到最后都消失了，只剩内心的宁静和对国家、对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