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起，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但在体现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顶级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率上，国内博士生的情况却令人担忧，这反映出我国优秀博士培养不足的问题，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培养的优秀博士数量不足？优秀博士的培养究竟难在哪里？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上，来自高校和企业学者、专家的经验和观点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
南京大学教授周志华： 应从“小”难题入手
■本报实习生 张文静
国内高校如何培养优秀的博士生？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而每每谈及这个问题，人们大多喜欢从大处着眼，认为当前中国科研大环境的种种弊端制约了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对此，南京大学教授周志华却从另一个角度展开了论述。他表示，虽然当前中国科研的现实环境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但近年来已经在师资队伍、硬件条件和国际交流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面对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改变的大环境，他更愿意从优秀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小”难题入手，试图在小环境中作出有益的改变。
难题一：如何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性的工作，如果没有浓厚的兴趣作为支撑，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周志华表示，科学研究的过程往往充满了失败和挫折，但不少学生只看到了专家学者光鲜亮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艰辛。这就导致学生在开始时往往对科研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实际状况与想象有很大的差别。即使取得了研究成果，获得广泛的认可也许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这就更为研究者增加了压力。
“其实，做科研最大的回报是对自身好奇心的满足，特别是对前人成果作出突破时获得的成就感。所以只有享受科研本身，才能持续下去。”周志华称，但究竟如何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却是一直困扰他的难题，他坦言至今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难题二：怎样培养学生的研究视野和品位
周志华认为，一个研究者在某一领域的科研工作到达一定程度后，选题、研究、发表论文，甚至在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表文章都不是很难的事。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研究也许并不是“好研究”。
“所谓‘好研究’应该是多年后大家还会记得的研究。”周志华说，“但在展开研究之前，如何去判断它是否符合‘好’的标准，对于学生和导师自身而言都是很难的事情。”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有影响的研究工作？在周志华看来，识别它有时候要凭借研究者的一种“感觉”，但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最难的恰恰就是如何把这种“感觉”传递给他们。对于如何让学生学会欣赏有价值的研究，怎样培养学生作研究的视野和品位，周志华也给出了自己的一点心得：“不管什么样的科学研究，‘问题’始终居于核心。作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重不重要、有多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这项研究是否能成为一个‘好研究’提供参考。”
难题三：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话题”
研究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问题，但对于一个博士生而言，在有限的几年内解决一个很艰深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为学生选题的时候，周志华更倾向于选择某个问题中的一部分，并把它称之为“话题”。
“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话题并不容易，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重要性和挑战性。”周志华表示，一项研究工作非你做不可，或者在一段时间之内你不做别人做不出来，这就是挑战性。其次要考虑话题本身的可持续性，要使学生在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能够做得下去。当然，还要结合学生自身的兴趣和能力。为了避免学生们在某一个话题上“扎堆”，周志华往往为每个学生选择完全不一样的话题，而这又为导师的选题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
难题四：要为学生“解多少惑”
在博士生培养的过程中，导师必须要为学生解决各种的困惑。从最开始的理论该怎么分析、实验该怎么设计、实验结果该如何呈现，到后来的判断一项研究是否能做得下去以及如何去做，都是导师需要帮助学生解决的实际问题。
然而，让周志华感觉矛盾和困惑的是：科学探索有时是无解的。有些研究工作在真正做之前，根本无法判断是否能得出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导师该如何给学生解惑呢？在能为学生解答问题的情况下，导师又应该为学生提供多少帮助为好呢？
“如果给学生的帮助很多，他的成果就会比较多，但是实际能力又能提高多少？如果给学生的帮助很少，成果出不来又会影响学生科研的积极性。到底要为学生‘解多少惑’？这个度到底在哪里？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周志华无奈地说。
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赵耀：博士论文问题仍多有困惑
■本报记者 陈彬
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发表论文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赵耀却发现，围绕着博士生论文，现在还有着很多困惑与不解。这些问题有些他还能够作出判断，但有些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作为导师，赵耀在他的博士生培养中，历来对学生发表的论文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在科研中有了发现，有了成绩，其成果公布后能带来启发，这才具备了写论文的必要。我们不应该为了论文而论文。”在发言中，赵耀如是说。
事实上，赵耀的此番表态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因为目前在高校中，的确有人对学生发表论文的数量很是看重，并认为“只有一定的量变才能导致质变”。对此，赵耀明确提出了反对。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国外学生的博士论文数量，很多名校的博士生只有几篇文章，超过十篇的甚至都很少。但其中总会有几篇颇具影响力，在他们身上并不存在所谓‘质变与量变’的问题。反观国内，当学生们为了追求数量纷纷‘灌水’时，又有几篇是真正有深度的？”赵耀问道。
导师需要一直“把关”吗
在博士生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导师对于全过程的把关与监控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导师的这份工作要“始终如一”呢？赵耀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需要逐步提升学生的创新性和独立性。着重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赵耀说，具体到论文把关的问题上，导师需要尽到责任，但这份责任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赵耀表示，学生刚刚进入学校时，对于博士生的科研并不熟悉。此时，导师要手把手地教会学生，从论文结构到语法问题都要认真把关。但当学生的研究持续一段时间后，他们就需要逐步独立，导师也要及时“收手”。“如果此时学生的论文还有所谓‘语法问题’，我只能发回去，让其独立修改。毕竟我们不是语文老师。”赵耀说，我们要尽可能在学生毕业时，使其拥有一定的学术独立性。
同样的道理，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导师同样不能“面面俱到”。“刚开始时，导师要在研究方向上尽可能把关。但随着时间推移，学生要有进步，此时导师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博士生培养要造就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赵耀说。
如何评价博士论文
如果说对于以上的问题，赵耀还能给出自己的答案，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首先是评价机制问题。当前，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要求学生发表高质量的成果，但我们该如何评价一篇论文是否“高质量”呢？
赵耀在上世纪90年代初获得硕士学位。在他读研期间，如果一个学生能在国内会议上发表文章，就足以令人羡慕了。但在这之后，这一标准逐渐提高，国际期刊、SCI、国际顶级会议……
“好像我们的评价指标在一直提高。总体看，这一趋势也似乎越来越靠近学术本质，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触碰到这一本质。”赵耀说，一篇论文的好坏并不在于刊发在何种刊物上，而是其观点和办法能否给学术界带来启示，能否解决问题。但这种评价需要时间验证，有些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凸显其价值，这对于评价博士生的成功与否，显然太过漫长。“眼下，我也只能要求学生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顶尖刊物和会议上。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评价标准。”赵耀说。
但这样的要求也给赵耀带来了另一个困惑，那就是当老师的理念和周围环境不一致时，老师该怎么应对？
对此，赵耀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每年评国家奖学金时，相关政策针对学生在SCI发表论文情况，会给予加分奖励。但这种奖励并没有考虑论文发表刊物的水平情况，以及论文的影响因子。因此，当赵耀要求学生“重质量、轻数量”时，就会造成学生在评奖时的不利。“也有学生因此来找我‘诉苦’，但对此我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我们是否也应作些许改变呢？”赵耀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李建中：优秀导师该是什么样
■陈一凡
众所周知，在一个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导师的表现如何，对学生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的博士生教育中出现一些情况，比如人们诟病许久的导师做“老板”，学生成为“员工”的现象。那么，作为一位拥有多年博士生培养经验，多位学生获得中国计算机协会（CCF）优秀博士论文奖的优秀导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李建中眼中，一个优秀导师应该是什么样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强调导师的责任。”在发言中李建中表示，一名导师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以学生培养为最主要任务。“我们是老师，不是工程师或研究人员，我们的任务就是育人，不能花过多的时间做活动，做产品。”他说，导师即使在作研究、拿项目的同时也要清楚，自己这样做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培养学生。
在具体培养过程中，李建中认为导师有责任为学生建立一个良好的培养环境。所谓的“培养环境”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良好的实验环境，要为学生创造一片可以安心作研究的天地；另一层含义则是学术环境和氛围。”他说，如果在一个团体中能形成一种向上的风气，所有人的追求都是创造出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对培养研究生是大大有利的。“中国的学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聪明的，只要给他们创造足够好的环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肯定能出来好的结果。”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申请项目对每个人而言都很重要。但在获得科研项目的同时，导师也要考虑该成果是否适合培养研究生。“我们拿项目的目的如果单纯为了经费的话就很麻烦。有些工程项目可能对培养研究生并没有用，而且还要大量研究生将精力投入其中，真正的培养工作就很难做好。”在李建中看来，以基础应用型为主的研究比较适合培养博士生；以工程应用型为主的项目则比较适合硕士生培养，高校应坚持不承担或少承担产品型的项目。而在申报时间上，他表示一般项目最好5年申请一次。“项目不要太多，钱不要太多。否则运作这些项目就很麻烦，导致师生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李建中表示，要培养高质量的博士生，导师必须要立足于学科前沿。“导师要看书，不能整天在外面跑。否则没有时间读文章，如何知道科学领域的前沿是什么样的？又如何给学生很好的研究问题，怎么能给学生指出正确的科研路线？”当然，导师在熟悉本领域前沿，做好“教练员”的同时，也要学会做好“运动员”，即要与学生一起研究。“特别是年轻导师，不能过早离开科研第一线，那样的话无论是对博士生培养还是自身的学术成长，都相当不利。”
在讲话中，李建中特别强调在处理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时，应避免两种误区，即雇佣关系和“放羊式”关系。前者是指导师申请大量课题和科研经费，“雇用”学生作相关研究。甚至采取打卡，按时上下班等形式进行管理。在这种误区下，教师很难对研究项目是否适合学生作出明确判断。“有些任务适合研究生，但有些并不适合。最终研究生成为实际上的‘工作者’，这很不好。”而后者则是一名导师招收几十个研究生，甚至上百名研究生，这显然无法做到根据学生特点，有的放矢地培养。李建中表示，如果招收博士生，一名导师每年的招收名额最好控制在2名之内。
优秀博士培养的疑问与思考
在此次会议上，主办方专门设置了现场提问环节，围绕优秀博士生培养的问题，一些高校老师与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与困惑，而与会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与答案，同样引人深思。
问题一：虽然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优秀博士的培养究竟难在哪儿？”，我认为还应该有个问题，那就是“优秀导师的培养究竟难在哪儿？”刚刚在演讲中，李建中老师说到导师应该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当这与现行的考核制度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平衡？
第二个问题，如果碰到一个很有能力的学生，开始时也很想做科研，但最后却脱离科研去做其他工作。那么作为希望他能留下来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办？
赵耀：与国际相比，我们在博士生培养的环境、制度方面确实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会采取比较折中的方式。在课题组里面，我会以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去做事情。但我们同样也需要研究课题等外部支持，所以我也要考虑一下外面的各项指标。大环境无法改变，只能在小环境里作一些改变。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做事情一定要严谨，但也要考虑毕业条件等外部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学生必须要严谨地工作，这对于他以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周志华：你提到的这种学生我也遇到过。面对此种情况，我会马上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单位，让他出去工作。我们有很多很好、很聪明的学生，但不一定都要跟着老师作基础研究，任何行业都需要聪明的学生。如果学生真的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话，可以创造条件让他继续做下去。但如果他不想做了，那就让他去追求他想要的生活。
我认为，导师首先要做的是培养人，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才能。如果学生真的对科研没兴趣了，老师硬把他留下来，很可能会多一个三流的研究者，却少了一个天才。我觉得，让学生追求他们心里面最想做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李建中：从我的经验来看，一般确定要读博士的学生都是会读到底的。但工作确实是重要的问题。我会帮助我的学生找工作，但我首先需要知道他将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做什么事情。我认为，对于不同情况的学生，我们这些老师应该帮助和建议他们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去工作。
问题二：在周志华老师的发言中，提到在美国26岁的学生就已经能够成为产品经理或作出很多研究成果了。而我们有些博士生在国内的时候并没有突出的研究成果，一旦出了国就会有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产生出来。我相信这两个现象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那么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除了学生自身素质外，在科研环境、导师、学术氛围等方面，国外和国内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的差距在哪儿？
李建中：首先，我认为在很多高水平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不一定都是高质量的论文；第二，就我所在学校的情况来讲，与国外学生相比，我们的学生并不太用功，花在科研上的时间较少。比如在美国，学生做科研的动力会很强。尽管在美国不发表论文仍然可以毕业，但是没有人愿意不发表论文就毕业，因为那样的话找工作就会很困难。而在国内，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找工作相对容易，学生就会比较散。如果每天不能保证10个小时以上工作时间的话，要想做出好的成果是很难的。
周志华：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在企业界表现出色的博士生，从大学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是优秀的博士生。从科研的角度，大学培养出的优秀博士生一定是能走在前沿的、作创新性研究的。但是创新性的成果在研究者身边的环境里不一定能得以应用。第二，即使在美国，很多人之所以在工业界做得很好，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有些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已经在作最前沿的研究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一旦有些学生意识到了这些成果价值并加以应用，就可以取得成功。所以，很多优秀企业的创新源还是在高校的研究者那里。
对于第二个问题，当前中国内地与国际，特别是美国的高校相比，无论在选题上还是环境上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从内地到美国去的学生往往是已经被培养了一半的学生。中国导师接收的是对科研一无所知的学生，而美国教授得到的却是很好的“半成品”，甚至已经接近“成品”了，当然做得更好。
赵耀：我认为，实际上国内的体系、评价指标、制度是无形的推手。如果有能让大家做好本职工作的机制来引导的话，我们自然会向着更深层、更本质的、更能解决问题的方向去作研究。中国不缺乏聪明的学生，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引导，怎么创造更良好的环境，如何让大家去做更实质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