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痴心不改二十载
今年是我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二十周年。海内外老同学正紧锣密鼓的筹备7月的“大团圆”。 准备着为母校做点什么。
为什么我们当年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研究生院？别人怎么想我不得而知。但对我来说，吸引我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想当年，研究生院很简陋，是个丑小鸭：没有象样的图书馆，没有象样的教学大楼，有的只是“板房”； 没有象样的教科书， 开学第一天就发现每门课的教材都是个大厚纸卷儿，一看就是油印滚子一推而就的；没有田径场，你想跑步吗？那就上马路吧--出了校门一直奔西， 看到马路中央那棵老银杏树再调头往回跑，...
然而，毕业分配时，我三个志愿全填了“研究生院”。
漫步校园， 又见大礼堂。想起路甬祥院长两年前在这里，作了“百年物理学的启示”报告；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这里 第一次听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等讲大课时台上台下的互动；
我们也曾在这里对“红楼梦”剧组频频发难：怎么竟把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丑化成那样？ 搞得“红楼梦”导演王扶林下不了台。
岁月如梭。昔日演林妹妹的陈晓旭如今已成了妙真法师，眼下新一轮“红楼”海选正酣；一同留校的五个同班也只剩我一个；玉泉路--安定门，一晃就是二十二年的地铁车龄!
创新+ 特色。这就是我的研究生院情结。这就是我院之魅力。
二、创新教育之我见
十五岁上大学， 十九岁留校任教，作家刘恒的“小杨教书”把我的人生轨迹浓缩为六个字： 读书、教书、写书。
《周易》妙在它能引导人们去按变易、简易、不易的道路去自我圆成，创新教育妙在，他让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在大学讲堂上永远感觉像一首爵士乐，这首乐曲在新世纪里越发变得有个性和灵感。
1、创新教育的'定位’
去年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指出：“大学第一堂课应是'心理学’”他认为培养心理健康、构建健全人格， 是新生入学时关键的问题。
然而， 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第一课则是：“把哈佛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来进行分析”(这也是汤姆斯教授课前留的作业)， 课堂上，师生讨论非常激烈， 最后达成共识：哈佛大学有十大特色。哈佛第一课，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定位。
2001年5月研究生院正式更名挂牌。我终于找到了感觉，一种长征路上与大部队胜利会师的感觉。名正则言顺。解决了宏观定位问题， 就有了“三统一四结合”的办学方针，有了路甬祥院长题写的八字校训：“博学 笃志 格物 明德”和白春礼院长亲自抓的数学院创新教育试点， 有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 大家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形成合力， 我校创新教育从此走入正轨： 新学院， 新专业， 新课程的数量与日俱增，还新增了一个重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小学期”， “2006年我院创新文化与品牌建设工作活跃”。我院地位不断攀升， 跃出谷底，直奔国内高校前三名， 并向“世界一流的目标前进。”
找准定位是创新教育的前提与保障， 他能使你豁然开朗， 看清自己所在教育机构的本质和特色。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这也是我院更名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给我的最大启示。我院今天的定位已经非常明确： “坚持科教融合与创新教育，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努力成为新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先行者，发挥先导与示范作用。”(白院长2007年新年贺词)
2、创新教育重在激发人才的创新潜能
同样是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等人对今天我国的大学生深表忧虑： 被格式化的一代怎能创新？(2006年7月15日中国青年报)。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对研究生院的学生充满信心。“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学生”。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杨振宁先生和被英国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的自动化所谭铁牛博士。(比较他们教过的中外学生时这么说)。
如果说当年我报考研究生院是因为这里有大师和大爱，因为导师李佩先生是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那么， 我选择留校任教是因为我认为这里的学生堪称一流。我爱他们的创新火花和专业多样性，独立思维能力和学习积极性：就连在食堂吃饭时他们都在说英语! 我一毕业就参加了在北大'芍园’进行的李政道发起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博士生项目的考试阅卷工作，再次领略到了我国学生的实力。
20年后的今天， 我依旧对我们的学生充满信心。他们的成长与天赋令人难忘。 开课第3周， 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秘书，香港驻京办主任，香港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聂德权先生这样写道： “我太喜欢和你班学生交流了。他们问的问题可真不少，问得有水平，有思想, 有意思”。
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法学家吴志攀教授看了我班学生关于”RULE OF LAW Story“作业，赞不绝口，写道：“我没有想到，理科的研究生想象力如此丰富!理解得非常好。我给哲学系的老师看过，这位老师是系主任，也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博士。 ...您的学生非常聪明，而且英文写得也很好，……”
3月18日我参加了在国谊宾馆召开的科学院青联常委会。 此次会议增补了年青委员，白春礼院长讲了个故事：辽宁新近出土了一颗九百一十五年前的莲子，锉掉他的角质层，将其放入水中，竟然发芽了!
从生物学的角度，一个种子要发芽，需要阳光、空气和水分。他话锋一转：人才成长同样如此： 离不开个人的才干，环境和机遇。青联常委要为科学院做两件事：
1)发现人才，有青年佼佼者随时增补近来；2)培养人才，并为其日后发芽，开花，提供水分，温度和适合生长的环境。
我坚信创新型人才涌现关键在教师。我的天职就是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和领导力， 因此， 我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勇于提问， 勇于挑战权威的特质，因为创新来自勇于向保守或传统的知识挑战。
记得哈佛导师塞奇教授在介绍肯尼迪学院成功经验时坦言：“我认为我们最大最宝贵的资源不是教师，而是学生。我们的学生来源非常广泛，他们的成长环境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个身世不凡。作为老师，最大的挑战莫过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精华和最亮点得以最大展现和激发； 使其非凡背景中相关的社会经历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升华；课上大家集思广益，更好的用比较分析法去进一步分析和解决问题，开辟新的纬度。”
(“论经济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
他一箭双雕：既说明了一流学生的重要性，又折射出一流大学对教师的要求之高。
教学相长。我的教学实践同样证明： 真正的知识正是来自于师生们的这种对世界不断深入的了解和不断的修正。 因此，创新教育离不开一流的教师和学生。
另一位哈佛教授JOSEPH NYE在“软实力”一书中把诺贝尔奖和科技发明专利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作为“科学家的摇篮”和我国的人才高地/人才基地， 我院创新教育任重道远。
3、要做到最好，领导是关键
去年世界热卖一本书--“从好到最好”(Good to Great)，这本美国MBA最畅销书把企业成败分析得头头是道，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企业多年来业绩平平，勉强度日，而有的企业却异军突起，一飞冲天？
作者Jim Collins给出的结论是：领导是关键，领导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企业之成败。
前面我再三提到去年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就是这个道理。我认为最关心创新教育这一话题的应该是大学校长。创新教育的成败决定21世纪大学的出路，西方讨论该问题时常玩文字游戏：“未来之大学”乎？“大学之未来？”乎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促使大学校长四处寻求出路。
去年11月， 美国政府首次组团，派出了由美国大学校长组成的十四人代表团访华。
这一历史性突破由美国教育部长和副国务卿亲自推动，美国人宣称：“这对美国的教育、 经济、外交等领域都将产生积极影响和可喜效益”。
这十余名洋校长全是有备而来，其中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就是为一个南京大学
项目而来。我同他就中美高等教育体制与合作等问题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people in the know"( 专家论坛节目)展开了一场讨论，这或许算得上是我的一个英文版的“创新教育之我见”吧(见http://english.cri.cn/)。
毕业后我几度重返哈佛。 每次都有新发现， 每次都有一种感觉--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并不遥远。尤其是就领导水平而言，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例如， 哈佛肯尼迪学院院长David Ellwood在 “院长年度总结报告2005－2006”(DEAN S report)中指出："I began my deanship with a call for partnership, excellence ，and impact." (我一上台就号召大家要为实现“合作，卓越，影响力”这三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再看同年我院邓勇书记在我校院系建设工作研讨会上提出的“六条意见”： 1. 拼船出海， 2.穷则思变， 3.赏罚分明， 4.精兵强将， 5.取财有道， 6.争取最好。其中的三条“拼船出海；精兵强将；争取最好与肯尼迪学院奉行的三字方针(合作，卓越，影响力)有着惊人的相似。
我们的“人文论坛”也越来越具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像哈佛的一大文化品牌“约翰肯尼迪论坛”。我发现嘉宾中不乏熟面孔：李光耀，基辛格等领导人都在“约翰肯尼迪论坛”上亮过相。
当然， 看一个学校的变迁，最明显的莫过于校园建设了。 在这一方面， 双方领导人都展现了非凡的魄力和眼力：新世纪里， 哈佛在大兴土木，校园由堪布里奇市延伸到了波斯顿；我院也在扩建，再也不是当年我读研究生时的那个“袖珍”园区了， 而是一望无际的三大园区，其中最大的雁栖湖校园已于去年12月2日奠基。
因此，我院新世纪的蓬勃发展有力的证明了一点： 要搞好创新教育，领导是关键。随着我院地位的不断提升，我院领导威信也与日俱增。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05年， 在从未同我院打过交道的情况下， 在没有一个对口的公共管理学院的情况下，我能把哈佛肯尼迪学院院长David Ellwood邀请到我校来我校做学术报告“从科技精英到政治精英”。确切的说，
责任编辑：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