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讲之“美学”，并非狭义上于“美”之何为的观点及学说，而是广义上之“美”，是与“真”和“善”形影不离、相生相化的骨肉同胞，是何所取、何所弃、何所向、何所恶的价值操守。所以，尽人皆知的众多先哲对“美”之定义在此按下不表，不再赘言。
古之希腊、罗马对“美”之追求有以下几点鲜明的特征：崇悲剧之造化之功；颂人性之光辉恒久；重荣誉之显赫流传。无论是其宗教信仰，抑或是文化习俗，无不显现着“人化神，神化人”之特点或倾向。诚如诗人荷马所言：人生如叶，新的一代出生，老的一代死去。他们深深体会到人类的缺陷，尤其是肉体的束缚与限制，人之生也有涯，终有一死，而欲求无穷。反之，高居奥林匹斯山颠的众神则享受着永恒的“生命”，他们不会被遗忘，他们永远被颂扬，他们可以留恋其所爱直到永远……而人类却不一样，随着肉体归于尘埃，随着时光的洪流涛涛奔去，他们存在过的一切痕迹也渐渐被冲刷得一干二净，不再有人记得他。而即使是这短短数十年，亦无法满足凡人之欲求，当其撒手人寰之际，亦鲜有人不对这个充满其所爱之美好事物的尘世无限眷恋。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君子耻没于世而名不显”，在这方面，东西方不谋而合了。也正是因为体味到了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东西方思想界出现了相似的分化，分为了两派：积极的、入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东有孔孟，西有柏亚；消极的、出世的、逍遥无为的，东有老庄，西有犬儒。
试观古希腊、罗马最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悲剧主题的以及荣誉主题的（如战争、竞技）占了绝大部分，而其中，拥有所有人性污点的神灵往往只起陪衬作用，真正歌颂的对象是那些拥有崇高人性光辉而又摆脱不了人类固有局限性（短暂的生命，而非神灵之永存不朽）的凡人。相较于喜剧而言，悲剧，尤其是那种与无法战胜的命运斗争的虽败犹荣的悲剧更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持久的影响。而“荣誉”，即便不能说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也可称得上是其一重要诱因。
古希腊、罗马人重视荣誉甚于生命，是故其言必称其父，盖欲彰其家族之荣光，而以损毁家族荣光为耻。荣誉、功勋、业绩……这些是注定身为此世过客的凡人接近永生的唯一法门。肉体终将损毁，而其英明则会如夜之明星永不陨落。这便是阿喀琉斯弃平稳幸福的生活前景于不顾，毅然选择参战最终阵亡特洛伊的原因。斯人虽逝，其名永存！
对荣誉的看重势必会影响其所作所为，使其知何者该为而何者断不可为。于是，类似于中国所倡的“教化之功”便显现了。当然，也有那么一小部分极端分子，进取无望，内多欲而外惰于行，干脆搞出一套“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说辞，究其衷也，实则一矣。
再看中国儒道思想，道家培养了中国人的性格，而儒家顶起了中国人的脊梁。潇洒随和或说不够坚定、不拘小节或说散漫慵懒固然是国人品性的突出特点，但千百年来，“礼义廉耻”的教化业已深入骨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古及今不缺范例。古有田横五百壮士从容赴义、荆轲聂政以死报恩、程婴抚孤报仇，今则泱泱中华一部近代史无不闪现国人之气节！
如释道之超然于物外固然潇洒，如屈子之遗世愤俗固然可泣，然而纵使“滔滔者天下皆是”仍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赤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岂不更称得上勇敢，更令人敬佩？仁者必勇！全凭一片赤诚的悲悯之心！
义有所为有所不为，则依赖于“羞恶之心”了，亦即西方的“荣誉感”。“知耻近乎勇”，有所耻，便有所不为，便努力进取，从而趋善避恶，不肯甘居人后，这是于己而言。于人而言，羞恶之心盛，方能嫉恶如仇，坚守正道。
说到这里，不难看出笔者寓意何在了。当今之世，流弊甚繁，而逆之者寡从之者众。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苟苟于斯难免失之洒脱，然而，思想学说的用弃应利于世而非顺于世，强为不可虽略显“傻气”，但正是这股“傻气”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决定了人兽之别，决定了民族的未来！而谁又能断言这股“傻气”在不远的将来不会蔚然成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