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晚，研究生院“科苑讲坛”第八期活动在玉泉路校区举行，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教授应邀做了一场题为“文化兴国：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的报告。
朱孝远从1350-1800年间欧洲的灾变讲起，提到当时的两种学说，是旧制度的延续还是新文明的开端？他从当时对危机的认识、驯服危机的方法策略、改革或者革命、创新以及最终的结果等方面，论证了他所认为的欧洲社会是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社会的。
在报告中，朱孝远从但丁的两部作品《新生》与《神曲》讲到但丁的发现，造成危机的原因是人的问题和制度问题，而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爱、美、德。而当时的知识无用论、经济停滞不前、封建政治混乱等因素无疑也加剧了危机的诞生。
知识就是力量，在危机面前，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了他们的政治与文化使命，提出了拯救欧洲的总纲领：要文化不要愚昧、要美德不要腐败、要丰裕不要饥饿、要秩序不要紊乱、要和平不要战争。朱孝远强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达·芬奇、托马斯·莫尔、拉斐尔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他们不仅成就了自我，更是整合了文化，建立了有用、务实、高效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产生文艺复兴的艺术风格，并取得了科学与政治上的伟大成就。
文化复兴时期，以文化兴国，朱孝远以英国为例，讲述了中世纪英国的兴衰起落，到最后以伊丽莎白一世为代表，讲到当时建立新的君主制，建立符合民意、以人为本的近代国家。他还讲到文化兴国之宗教改革，以及文化兴国为欧洲强大奠定了基础，而对于现代文明的腾飞更需要文化的推动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朱孝远在报告中还强调了人的心灵价值与人生态度，平庸之人之所以不能成功在于一个惰字，天才之人之所以不能成功在于一个傲字，而美好的生活在于心灵价值的存在。对于国家的发展则离不开以群体思维方式和社会伦理以及文化传统为主体的国民性。
最后，朱孝远还与到场的师生分享了他的“四L理论”与“八步计划”。四L即learn how to know, learn how to being, learn how to d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others；制定计划需要八个步骤，包括宗旨、目标、战略、基本保障与投入、具体措施、评价体系、质量控制与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