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学生点燃的青年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天津、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学生响应，罢课以示威。上海学生发动上海商界罢市，“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工人也发动罢工，形成三罢。历史研究学界一般把该事件称为“五四事件”，与“五四运动”区分开来。把“五四”定为中国新民主革命与旧民主革命的分界线，如果“五四”只是一场学生运动，是不能给与如此高的评价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既包括了当天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还指的是在“五四事件”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正因为是一场社会启蒙运动，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既然是社会启蒙运动，我们在论及“五四”时就丢不开一群启蒙中国近代社会的智者。在“五四”时期，一位重要的人物梁启超总是不被人提及，他被视为“保皇派”，思想打上了保守的“东方文化派”的烙印，美国学者李文森便认为“欧战后的梁启超情感压倒了理智，故由恋慕西方文化转归传统”。
新文化运动最鲜明的两面旗帜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梁启超欧洲出行之前，本就是对民主有着极大的热忱，欧洲之行后，此热情不但未减，还愈燃愈烈。他曾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促进了国人的两大自觉：一是民族精神的自觉，二是民主精神的自觉。中国要建立现代社会，教育首先需教国人做人，学做现代人，过德谟克拉西生活。所谓现代人，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德谟克拉西精神。缺乏此种精神，不仅现代的社会与团体无法建立，便连个人也决定活不成。今日中国最大的危险在此。”可见，梁启超对于“德先生”的重视，并指出国人近几年的好现象就是德谟克拉西信仰渐渐注入到青年学生脑中。1920年后梁启超支持联省自治运动，鼓吹分权主义的宪政思想，便是其把民主哲学信仰植根于政治实践的又一个很好的例证。
对“赛先生”的态度，梁在《欧游心影录》的观点往往被造成误解，这是他被人诟病于文化保守派的主要原因之一。梁在书中写到：“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起从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 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凄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梁描述了一幅“科学万能论在欧洲破产的”图景，被胡适称为“妖言惑众”。思想界集体认为梁启超走向了一条拥抱传统否定科学的道路。这种理解是对梁思想的曲解，梁在书中自己明确对这段话有解释（在自注里），写到自己“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并希望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梁启超在书中谈到科学时还指出：“科学万能论虽告破产，但科学依然在他自己的范围内继续进步”，在演讲中也视科学精神为救国的唯一一剂良药。梁启超对于西方思想的理性质疑受到了当时欧洲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纠葛引发了欧洲对于纯理性的批判。梁启超对于科学的认识实则是较之过去有着更为深刻的一面，是带有自省性的和批判色彩的。1926年梁启超在协医院，大夫为其做错了手术，梁担心引来公众对医疗科学的质疑，于1926 年6月4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和协和医院》一文，称自己的病“比未受手术以前的确好了许多”，以行动为科学辩护，视梁为“反科学”的领头羊，思想的守旧派，与梁思想内涵大相径庭，对梁公不公矣！
更何况，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白话文完成写作，是近代史上一部精彩的白话文作品，梁既然为传统文化的守卫者，又为何以白话为文，分明是以行动来支持“新文学”。梁还和胡适探讨新诗的写作，鼓励青年写新诗。梁在《欧游心影录》专门一章论及思想解放，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迅速投入到工学社和讲学社的建立中。公学社从事资助学生留学、出版等工作，其中翻译出版新书成就非常可观，《公学社丛书》分时代、科学、经济、哲学等共17种。最先推出的是《公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1920年出了第一本陈溥贤译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丛书涵盖内容广泛，从唯心论到无政府主义都有书籍介绍。纵使梁对于共产主义没有很多热情，但共学社依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介绍到国内，思想自由开放性可见一斑。讲学社目的是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计划每年请一位，先后聘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显著。
举以史为证，一拍砖把梁打入落后的阵营，岂不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