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颗巨星的陨落，都会让我们伤感一番，都会让我们头顶的星空暗淡些许。然而，似乎很少有一颗巨星之殇，会如钱学森的离去一样，引起从上至下的深切关注。自2009年10月31日钱老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各机关团体、普通百姓都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哀思。
钱老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还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2007年度感动中国组委会这样评价钱老：“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中国，很少有一位科学家能取得如此卓越的专业成就，同时其命运与政治、民族、时代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更鲜有一位科学家，如此广泛地涉猎如此广泛的领域。另外，不仅他的事业有着震惊中外的成就，他的爱情和婚姻是由始至终的完美，他的儿女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钱老的一生可谓是这样完满的人生。
现在钱老去了，人们以各种形式纪念钱老，举行了各种纪念和哀悼活动。但是我们不能为了纪念而纪念，不能为了哀悼而哀悼。我们必须思考，应该思考钱老留给了我们一笔什么样的精神遗产，我们该如何继承它们。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出过一个问题：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钱老在最后一次作的系统谈话中指出：“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的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温家宝总理也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在钱老之前和之后，大量学有所成的“钱学森”回到了中国，我们也引进了很多的科学技术。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比较穷困的一群——为什么？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鼓励创新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有适应新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而我们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和科学技术同样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开拓创新的氛围。我想，我们这些研究生对此应该是有些感触的。现在我们的大学教育学习主要还是接受别人提出的观点，接受别人创造的知识。这一点在中科院和一些好一点的大学有一丁点的改善，但是还远远不够。再看看钱老提到的加州理工学院：“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大学与国外知名学府在创新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
今日到国家博物馆看“复兴之路”的展览，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进步，但这些进步最主要的还是经济上的。中国现在经济是发展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科技的影响力要差一点，教育则落后的更多。经济可以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而教育，也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只有成功的教育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出人才—各种人才，不仅限于科学研究。只有源源不断的高水平人才供应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的复兴和长久强盛。
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要改变这一现状，我想我们必须同时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策略。所谓“自上而下”，就是国家调整教育的体系和制度，通过政策等的引导作用来鼓励创新，形成创新的氛围。所谓“自下而上”，就是大学要让教师和学生要认识的创新的重要性，形成一个以创新为荣，“炒现饭”为耻的氛围，“逼迫”教师、学生去创新，教师、学生个人也要自己“逼迫”自己去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