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火车上第一次看汪东林老先生的《名人传记集粹》，那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几个小时便看完了。
汪东林老先生是江山人，如今常年居住在北京，但偶尔回江山的时候，一定会联系父亲。父亲对老先生也十分尊敬，常说要带我拜访，因为种种原因到现在竟一次也未成行。
由于汪先生在1962~1982年间担任梁漱溟先生所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秘书，直接保存并搜集了梁先生大量言论和史料，应该是目前国内介绍梁漱溟最详细的人。也由于父亲近年来总也看有关梁先生的书，“梁漱溟”，这个我原先听也没听过的词，如今脑海中竟也对应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形象——清瘦，沉默不语，厚眼镜，因为一直剃光头天冷了就要戴个小帽的民国文人。
《名人传记集粹》第一篇就是关于梁漱溟先生的。选取了其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在看到会议上的人听到梁先生说的一席“大逆不道”的实话而震惊恐慌时，不禁失笑。这样一个年代，一去不过四五十年，却仿佛已经被遗忘了很久。明明就在上一代人的记忆里，这记忆却一直保持沉默。
在那个时期，和很多人的境遇比起来，梁先生是幸运的。他所在的学习小组大多是老一辈的文人，对于当时的状况，心里同样迷茫同样觉得荒谬，只是出于明哲保身的习惯都跟着打呵呵。因此除了对于梁漱溟这个“老顽固”，除了要求其在会议上检讨说明，都没有将他说的话传出去，造成更大的对梁更不好的影响。
《集粹》的第三篇是沈醉的文革中“自述”。看过他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就应该看出来沈醉是一个幽默、乐观的人，他的这一篇自述也如此，一开始的基调比其他几篇轻松很多——抬手就打了三个红卫兵，顺带把他们的自行车也扔到了河里。
但一切幽默都是苦中作乐。
当写到“坐飞机”，写到小腿被打到骨裂时，虽只是一笔带过，依然能感到钻心的痛。
还有写到宋希濂和瞿秋白的，讲述了瞿秋白被捕及被杀害前在牢狱中的最后生活。秋白同志是一个革命党，但同时也是个文人，甚至应该说他首先是个文人，然后才是闹革命的。在走出牢房的最后一刻， 他挥笔写下的“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显示了一个文人应有的风骨。
前几天下雨的夜里又重温了这本书，那个时代不就像是一个漆黑的雨夜么，情况糟糕到了最极点，唯有那些手握真理之伞的人才能保护自己火热的心，多年以后，依然会在历史中熠熠闪光。
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曾经跟我感慨，来这世间走一回，死后什么也不会留下，就觉得一阵恐慌。
其实答案不就在我们心间，想想我们如今能记起来的那些人，不管是文学领域的还是科研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留下了他们的精神财富。
百年之后，肉体不可存，灵魂不可寻，唯有精神永存。
这个道理，其实司马迁早就悟出了，他在《自序》中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一个不惧怕死后无知觉的人，一个将希望寄托在百年之后的人，他明白，当史记被人们传诵时，他其实又重新活在世间，虽死犹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