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报纸上发表公告，公开招收研究生。这次招生的特点首先是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正规培养学位研究生。其次是考生需大学毕业并工作满二年方可报名；还有就是无需工作单位批准，可按本人志愿报考。这在当时，确实出乎意料。
我报考了力学研究所流体力学研究生，导师为钱伟长先生。报到后，导师改为郭永怀先生。因招生时，郭先生尚未回到国内。钱学森和钱伟长两先生把他们招来的五名物理力学和流体力学研究生全部交给郭永怀先生指导。1962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后，力学所为加强研究生管理，将分散在各研究室的研究生集中到一个研究室。因我从1958年初开始一直担任研究组长，而且研究生工作已基本完成，允许我仍留在原研究室继续工作，同时准备论文参加答辩。导师改为研究室主任林同骥先生。这样我就有三位导师：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同骥先生。
郭先生第一次和研究生谈话时，严肃地对我们说：他回国的目的是为了报效祖国，为国家科学事业做铺路石。他希望我们也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从先生的谈话中，我意识到：先生并不刻意要求我们成为飞黄腾达的“龙”，而是叮嘱我们做踏实干活的“牛”。
郭先生非常重视实验，认为它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基础。因此，他让首批指导的五个研究生中四个人从事实验工作。他告诉我们：他自己没有实验工作经验，所里其他科学家也是这样。因此，具体事情怎么做，要我们自己去解决。开展实验工作需要物质条件支持。当前，所里条件很差，以后会好起来。但国家经济还不发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照葫芦画瓢模仿别人，一定要尽力去发展适合国情的实验方法。
激波管是一种结构简单、费用相对低廉但用途广泛的实验装置，它能将实验气体加速、升温并升压，可用来开展气体动力学、化学、物理学和许多工程应用方面的实验。1958年初，钱学森和郭永怀两所长决定成立第八个研究组——激波管组。成员从流体力学和物理力学两组抽调，包括郭先生指导的三名研究生和二名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组与已成立的组有明显的差别。此前是按学科设组，组长都是科学家。而这个组以实验装置命名，组长指定研究生担任，在郭先生指导下工作。
郭先生指导学生采用启发诱导的办法，向你提问题，并不告诉你怎么干。偶尔建议具体做法，但马上会跟上一句话：这只是建议，希望你想出更好的做法。激波管中产生高品质和高参数试验气流，驱动方法是关键。氢氧燃烧驱动具有费用低和驱动能力强的优点。但国际上已得出结论：这种驱动产生的试验气流品质差且容易出事故，已基本上放弃使用。郭先生问我打算怎么办，我回答还是氢氧燃烧驱动适合我们，并认为他们说的缺点是能够改正的，但一时说不清楚。郭先生让我想清楚后再告诉他。经过分析，发现试验气流品质差是由多处点火引起的，改用端面点火可以改善。至于容易出事故的原因，暂时还没弄明白。郭先生让我做实验，看看想法对不对。还特别叮嘱我要小心，保证不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后来实验时发生了几次事故，严重的一次把临时搭建的棚子都炸坏了。然而每次事故后都未受到责难，反而得到安慰与鼓励。原来郭先生已预先向党委和钱所长说清了情况。如果没有郭先生的支持，这种实验是难以开展的。
封闭容器内氢氧燃烧产生的压力不会超过初始值的10倍，实验用氢氧混合比超过手册上的爆轰极限，理应不会出现爆轰。即便爆轰其峰值压力也不到20倍。而管体强度远超过上述数值，为什么还会出事故?为此我们探求出现高压的各种可能性。其中有一种流动模型可产生极高的压力。即当燃烧快接近完全时，管内气压已升高数倍，这时出现了爆轰，爆轰波又在端面上反射，则反射区峰压可达初始值的几百倍。每次事故爆裂处都在管体尾部，与上述分析相符。手册上的爆轰极限是初压为大气压条件下得出的。随着初压升高爆轰极限亦拓宽，不能否定出现爆轰的可能性。据此采取了防范措施。迄今已四十多年，再未发生严重事故。多次听人说起钱所长常提问：你做这项工作有什么优势。对于实验工作者，物质条件难与国际同行相比；巧思巧想机会相等；勇于探索，掌握驾御高危实验方法可能是获得优势的途径。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项目被取消，我们的课题虽然保留下来了，但能得到的经费非常少。郭先生一般每一二周总有一天下午来我们实验室，曾多次对我们说：“钱少亦能工作，应该学会用最省钱的方法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那才是真本领。”当时我片面理解郭先生的意思，认为这只是针对当时困难环境而言的。1967年春，当他看见一座高性能大型激波风洞在实验室安装起来，令他非常生气。我一时不明白他生气的原因。直到他问我：你究竟从那里弄来这么多钱，我才发觉原因所在。当时北大在上海加工一台规模和性能都低得多的激波风洞，加工费80万元。他一定误会我们花费数百万元建造这座风洞。我向他汇报如何收集利用废置设备，寻找最便宜又能保证质量的加工厂，加工费仅8万元。他听后立刻面露笑容。并问我：能否把试验区再延长，以便能观察远尾流特性。从这件事中，我感觉到郭先生怕我误入歧途，把精力耗费于找钱。还深刻地认识到，采用简单巧妙的方法解决问题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做好研究工作的有效途径。
未听说郭先生当面表扬过人，但他却关怀着你。1959年群众掀起技术革新高潮，党中央要求中国科学院对其中最重要的10项作出评定。钱所长从院部领回超声波和涡旋管两项任务。我被指定做钱所长助手对涡旋管制冷进行评定。因任务紧迫，钱所长连夜向我布置工作。当我深夜从钱所长办公室出来时，等候在门外的郭先生将几份涡旋管论文抽印本交给我，有力地支持我按期完成任务。1962年秋，会计室突然通知我去领工资。自从我到力学所当研究生以来，一直由原单位发工资，他们要求我毕业后回去工作。我当然非常愿意留在力学所工作。此外，我在北京已经成家，把关系调过来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但我从来没有提出要求，不知是谁办成这件好事。后来从大连理工大学校史中获悉，广州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钱所长向钱令希教授提出，能否将我留在力学所。作为交换，可以到力学所任挑一个年轻人。在胡海昌先生协助下，钱令希教授选中了钟万勰，这次交换就办成了。
1968年，我和崔季平所在的两个组从所属研究室抽调出来合在一起，将随郭先生一起转到锦阳地区工作。不幸郭先生于1968年12月5日因公殉职。从此我们永远失去受郭先生教诲的机会。
(来源：科学时报 2006-04-07 12:27:17 作者：俞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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