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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严谨，成果丰硕，甘为人梯，提携后学，淡泊名利，严谨求实”，这是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对陈希孺院士的赞誉，这也是陈希孺院士的朋友、学生和了解他的人们的共同评价。 自学成才 农家子弟成大器 1934年2月11日，陈希孺平出生在湖南长沙县陈家塅。他少年时，体弱不好动，农村孩子所喜欢的游水、爬树、捉鱼、采野果等活动，他绝少参加，平日，多独自在家埋头读书，逐渐养成自学的习惯。 1946年秋天，陈希孺考入长沙城内长郡中学。当时的长郡中学名师荟萃，师资力量雄厚。数学老师如喻斗琪、杨少岩等，在省城甚有名气。小学时，陈希孺对算术就特有兴趣，入中学后，经名师指点与启发，获益良多。1952年秋，他考入湖南大学数学系。1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武汉大学数学系。1956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根据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规划，数学所要重点发展微分方程、计算数学和概率统计三个学科，概率统计组大扩张，他被组织分配到概率统计组。大学期间未修过概率统计课程的陈希孺对专业知识知之甚少，不得不“从零开始”。他一方面去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数理统计》，一方面自学概率统计知识。陈希孺补基础的方法很特别，他是大量系统地做习题，有三四本名著，他除了仔细阅读外，把书中所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为了做这些习题，曾有两年的春节没下过楼。 谈起治学问题时，陈院士反复强调做习题的重要性，“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不能脱离实验，数学无实验可做，什么是数学实验？那就是做题”，“做题既能检验又能提高一个人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解难题是培养科研能力的一种基本功。”陈院士认为，在研究中需要克服的各种技术困难，往往比习题不知大多少倍。如果习题这一关都过不去，怎能做深刻的工作？这一重要思想，在他的许多著作、教科书的序言中都有详细的阐述。在讨论班上，他总要出一些题目让学生做，题目涉及面很广。即使和学生一起游玩的时候，他也不忘出一些有趣的题目，让学生思考，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1957年秋，陈希孺被选派去波兰留学，原定3年，后因反右运动的牵连，1958年他被提前调回国内。在波兰不到1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波语、在使馆工地劳动以及当时在留学生内搞的批斗运动上，1959年又被下放陕西洛川劳动1年，1960年夏调至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任教。 刚刚诞生的中国科技大学，当时虽有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文俊等一批大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但专业从事概率统计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陈院士毅然承担起数理统计的教学任务，并且在教材匮乏的情况下，边讲边编，任务十分繁重。如何让学生学到知识，陈院士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他授课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初听不易能懂，但他板书清楚有条理，记忆力强，上课多不带讲稿，复杂的推导全默记在胸，讲解富有启发性，因而学生大多喜欢听他的课。“若把讲课的内容记录下来，就是陈院士著作中的一个章节”，北京工业大学杨振海教授讲述那段经历，感觉很深，他认为，陈院士数理基础扎实深厚，知识面宽广，备课一丝不苟，文字表述深入浅出，简洁流畅，连平时给别人的信都可以发表。 到1966年，陈院士已发表论文10余篇，在统计界初露头角。1978年，他被评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概率统计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人。 提携后学 甘为人梯育英才 1983年5月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我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的18名博士举行学位授予仪式。这18人中，就有赵林城、苏淳、白志东三人是陈院士一手培养的。现在陈院士已先后培养了11名博士。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大多数已硕果累累，成为学科带头人，一些人还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 陈院士的工作对学生都是公开的，研究结果刚刚做出来，学生就能读到。这为学生步入研究领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的第一篇文章，陈老师帮我修改多次。”首批博士赵林城回忆说，“我最初写的几篇论文，有些题目就是陈老师给的，有些是在他主持的讨论班上自己找的，有些则是他的有关工作的推广或改进”。数理统计是数学中的薄弱分支，经过文革十年的停顿，到70年代后期，数理统计的教学和科研力量极其薄弱。为改变这种状况，陈院士和其它教授一起，先后在北京、武汉、开封、广州、九江、屯溪、成都、郑州等地开办数理统计讲习班。对青年学者，不论认识与否，陈院士都是一视同仁，耐心指导，有求必答，热情关心，真诚提携。目前我国数理统计界的骨干队伍中，不少人在学术研究的早期就与陈院士有联系，并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帮助。安徽大学陈桂景教授回忆说，1980年的一天，自己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就跑去找陈老师，那时与陈老师还不太熟，但陈老师耐心仔细地听了我的想法。后来，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在学术界，审稿是最花时间与精力的事，但陈院士甘为人梯，乐于为之并一丝不苟。有一次审阅一份稿件，他给出的书面意见就有五千字。这些年来，陈院士对《高校应用数学学报》编辑部转来的稿子，都会用商量的语气提出中肯具体的意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大59级本科生安鸿志在陈院士从教45周年庆祝仪式上说，“陈老师从教的四十五年，是他真诚给予也是学生直接受益的过程。”言语中充满感激之情。 顺其自然 尽人事以俟天命 陈院士的一生颇为坎坷，但他却能“顺其自然”，在逆境中泰然处之。 1957年秋留学波兰，受“反右”的牵连，1958年10月提前回国，1959年下放陕西洛川劳动一年，文革前因种种原因，职称、工资比本单位的同辈人都低，一家四口只有一间16平方米的简陋住房。但他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而是努力钻研，正是这段时间使得他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文革”期间，他被揭发和批斗，成了一个不参加组织、不参加串连、不写大字报、不参加任何集会的“四不人物”。面对不幸与打击，他总能及时调整心态，度过难关。经常下午开他的批斗会，晚上有电影他照样去看，并且睡得很香。十年动乱对他的专业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他的健康却无大碍，反倒治好了他的神经衰弱。 陈院士宽容豁达的心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有很大关系。父亲陈鼎勋上过学，家中藏有很多中国传统典籍。小时候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藏书。他说，苏东坡曾经风光无限，但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就遭贬斥，“人生活在社会上有很大的随机性。”应崇尚“尽人事以俟天命”，他主张一切顺乎自然，常借用孔子的话“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怨天尤人”来表明自己的为人处事的态度。他认为，不少人修养不到家，碰到一些挫折和麻烦，就自暴自弃，萎靡不振，甚至毁了自己的前程，造成人生的悲剧，这是很可惜的。当学生遇到不顺心事时，陈院士总是以自身的经历与体会循循善诱地予以引导。但是，在科学上，陈院士却有股较真的倔劲。今年11月6日，陈院士接到中科院力学所一位研究员的邀请，对江苏省的一道数学高考试题提出质疑。虽然只是一道很简单的题目，但陈院士仍是细心演算了很多遍，发现这道题“确实有问题”，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在给教育部地联名信函上签了字。陈院士说，数学是最容易判断是非的领域，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作为学者，我们要对科学负责，有错误就应该指出来，科学就要实事求是”。 “顺其自然，做好自己的事。”这是陈院士对待人生和科研的一贯态度。“'学问不为稻梁谋’，过多的功利思想会导致人患得患失，浅尝辄止，经不起挫折，缺乏团队精神以至在科学道德上出现偏差”，“治学不可有功利意图，要以出世的态度治入世的学问。” (来源：重庆大学网站　时间：200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