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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赶印度洋海啸遇难者的DNA样本鉴定，这个五一假期我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记者见到邓亚军时，她已经加了几天班了，“每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要到晚上10点多才能下班。”

    　 邓亚军，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后，邓亚军立即递交了请战报告，并和同事于12月31日赶到了泰国普吉，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了16天。

    　 “在泰国的时候，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面对的是一具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尽管邓亚军有过4年的法医工作经历，见过各种各样的尸体，但泰国之行接触的遇难者之多让她不得不谨慎：“况且这次还带着4名组员，我要保证他们都能安全回国。”

    　 印度洋海啸遇难者的身份确认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在200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国际组织协调会上，很多国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么多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费用由谁承担。邓亚军第二天就向大会提出申请：由中国来做。

    　 “当时有很多国家在争取这项工作，我们是第一个提出申请的。”邓亚军说，“当时也没多想，一来觉得这是展现中国DNA鉴定水平的一个好机会，二来觉得这是能为国争光的事。”

    　 尽管工作争取下来了，但国外很多人还是不相信中国有这样的实力。第一批发来的100多份牙齿样本，经过鉴定，邓亚军和同事们认为降解程度太高，已经不适合做DNA鉴定，结果第二次发来样本的时候还来了5位外国专家。“他们以为我们的技术不过关，就发了同样的样本给别的国家做，但那些国家同样做不出来。”邓亚军说。

    　 换了新样本后，别的国家鉴定的成功率为50%左右，而在邓亚军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中国鉴定的成功率达到了70%。“可能就是因为印度洋海啸遇难者的DNA鉴定工作，使我有机会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邓亚军说，“这是给青年的最高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尽管才30岁出头，邓亚军却已参加并主持了人类基因组和水稻基因组的测序、SARS病人ELISA试剂盒的研制等重大项目。其中，中国水稻基因组研究的文章还发表在2002年4月的《科学》杂志上。

    　 在主持水稻基因组测序项目时，邓亚军还只是一名在读研究生。“主管这个项目时，手下有150多名科研人员，其中不乏硕士、博士，而这个项目又不是我熟悉的领域，当时的压力非常大，两个月就瘦了8斤。”邓亚军说。

    　 “我觉得人要有责任感，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邓亚军完成了一个个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任务，“以前，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

    　 闲暇时的邓亚军喜欢看电视、看书，如果有时间，她也会去做做美容，跟朋友逛逛街。但随着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她的很多给自己放松的计划都无法实现。“每完成一个项目，我都想给自己放个长假，但心里又开始想着下一个工作了。”

    (中国青年报5月8日电 　记者 李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