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导报】"危"言大义:成思危的治学报国路

  • 肖治垣 丁平 (证券导报)
  • 创建于 201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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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仍然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为特点

证券导报:2000年时您提出新经济的概念应当包含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十几年过去了,今天您如何定义新经济?

成思危:这个观点直到今天我觉得仍然没有变化。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这三点,仍然是新经济的重要特点。首先是知识在经济增长中起的作用增大。跟知识相关的成本在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知识经济兴起后,三大差别,脑体、工农、城乡的差别,都会逐渐缩小。其次,经济活动将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进行。但线下也不可能完全被淘汰。

至于“虚拟经济”,这个概念是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的概念衍生出来的。他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这是它和实际资本的不同之处;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这是它与实际资本的共同之处。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是虚拟资本依托金融平台的活动。目前全球虚拟经济的总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

休闲是拉动内需的新机遇

证券导报:随着围绕虚拟资本的产业蓬勃兴起,与其相对应的虚拟价值凸显,虚拟经济也就脱颖而出。更广范围地看,各种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为目的,以品牌、服务、文化消费等要素为体现的更广泛的虚拟价值早已渗透到经济活动中。您的二姐夫陈鲁直著有《民闲论》一书,就谈到了“闲”对社会的现实意义。这让我想起广义虚拟经济中谈到“生活是财富之父”。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成思危:(笑)呵呵。我和于光远、龚育之等人很早就开始关注休闲与经济的关系,陈鲁直也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1996年就开始提议建立休闲文化产业。2000年,于光远、龚育之和我一起主编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重要,应当推动休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并使之成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拉动内需的新机遇。休闲不是玩物丧志,不是好逸恶劳。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要求以人为本,这与利用好个人的闲暇时间、实现公民素质的全面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休闲产业的发展顺应了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让公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证券导报:您强调发展经济要依靠内需,而不能单靠投资。拉动内需,除了靠休闲,发展生活,还有急待解决的哪些障碍?

成思危:首先是提高公众购买力。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要把饼做大。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要增长。工资要增长。例如国家要以法律形式保障最低工资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敢于消费。如果医疗、住房、教育都保障不够,就会造成大家不敢消费。最后,要能创造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如果企业生产了不对路的产品。质量、花色、品种,都很落伍。消费者就不会去买你的产品。现在消费水平提高了。改革开放前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改革开放初期彩电、冰箱、洗衣机是三大件,现在这些早就普及了。需要不断创造新消费热点,拉动内需。例如我们对产品的功能和外观进行创新,那就能让产品焕发新的生命力。

所以,解决这三点很重要:提高公众购买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新产品。这就让公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过度依赖投资有很大问题。从国际上看,现在投资带来的增长率并不高,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等综合要素。而我们还在过度依靠投资。目前我国投资产生的GDP中有些水分。例如一个豆腐渣工程,建设时能产生GDP,垮了再建还会产生GDP,但这是有害的GDP。还有的项目建成后不能投产,虽然当投资时能产生GPD,但建成后就不能

再产生GDP了。还有的项目建成以后要赔本。第二年地方要提高GDP,就要更多的投入以弥补前一年GDP中的水分,造成投资年年增加。过度依赖投资发展经济就像抽鸦片,越抽越上瘾。现在必须改变发展方式。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升创新创意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

银行限额转帐到互联网理财产品是不合理的

证券导报:刚才您谈到新经济中有一个特点是网络经济。您也特别支持互联网金融,说三马大战(马化腾的微信,马云的余额宝,马明哲的钱包)对金融改革是有益的。您对监管部门因“安全”原因加强管理互联网金融,有什么评价?

成思危:李克强总理讲: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基调是促进发展,但要健康发展。互联网金融给投资人带来了较高的回报率,门槛低、透明度高。我最近刚到阿里巴巴和腾讯做过调研。余额宝、理财通,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我都研究过。

互联网金融有风险。但是要区别对待。比如P2P风险较大。我国目前诚信不够,监管也不够。美国只要你有社会保障号,就跑不掉,而目前我国身份证都可以造假。对P2P,对众筹等网络筹资活动,要在允许发展的同时加强监管。但是对余额宝、理财通等,要促进发展,因为风险可控,当然也要适度监管。它们的最高收益率曾达到过7%,十几倍于0.39%的活期存款利率,确实对银行造成挑战。但银行不应用限制转帐的办法来对待存款流失。网上有不少网友质疑说: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这4条是基本的规则。既然取款自由,凭什么你限制我一天只能取1万元?我要把钱转走,那个风险是我自愿承担的,你凭什么限制我?这没有法律依据。

虚拟信用卡稍复杂些。对于那些没条件申请银行信用卡的人们,给小额的信用卡是有点风险。但这风险也是由发卡银行和虚拟卡运营商来承担,并没有让别的银行承担,只要发卡银行和虚拟卡运营商认可,再加上保险的参与,风险应当是可控的。

总之,对互联网金融应该是促进发展。不应该限制取缔。

国企民企彼此信任不够 混合不容易

证券导报:对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您有什么评论?

成思危:我们国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这不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而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改变产权结构、股份结构,避免一股独大,内部交易。通过混合,职业经理人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很多国企管理者不认为自己是职业经理人,认为自己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是“准官员”,这是不对的。要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引进民企的灵活机制。

但是现在要混合也不容易。国企不愿让民企占大股,民企觉得我进来后反而被限制了。彼此信任不够。为此要建立法人治理制度,相互之间有制约。

一生中的三个转折点:逆境不沉沦 顺境不懈怠

证券导报:1951年,您16岁,孤身从香港回内地参加工作。当时看到新中国的新气象,是不是特别激动?

成思危:是啊。1948年底,我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就读于左派学校,深受巴金、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影响,同时我也开始接触到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对我影响很大。我也读过《社会发展简史》、《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的政治启蒙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后来我就秘密参加了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中国一成立,我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可以追求国富民强了,就决定回到内地。这也可以说是我把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吧。

证券导报:您回大陆后,也一度因为家庭出身在文革时被发配到锅炉厂。这反而成了您的一个学习机会。您在那期间自学了三门外语。

成思危:对,还啃了一门 “锅炉学”。

证券导报:你一生中的三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16岁从香港一个人回到了内地,走上报国之路。第二个转折点是1981年46岁时到美国改行学经济管理,拓宽了专业领域,从科技兴国转向管理兴国。第三个转折点就是1995年参加民建,走上了从政的道路。父亲送你的“自强不息”的话促使这三个转折点的出现。今天如果你要送给现在的青年一句话,是什么呢?

成思危:逆境不沉沦,顺境不懈怠。另外,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这是我对青年朋友的话。

每天醒来就觉得多赚了一天

证券导报:您的父亲成舍我先生“天下大任, 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以及对你“居安思危”的寄语影响了你的一生。父亲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母亲留法学习法国文学。在优越的家庭条件中,你写下“不羡纨绔逐声色,敢凭愚顽补苍天”的诗句。你觉得今天的中国,平民子弟还能够靠你这样的勇气和拼搏改变阶层和命运吗?

成思危::一个人的成功要有才加有遇,两样缺一不可。但不应把环境看成主要的因素。不要光埋怨没有机遇,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人总抱怨怀才不遇。但真有遇而无才,也成不了大业。其实我的家庭出身在改革开放前对我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关键还是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把握自己,积极进取。

今天社会中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但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要少得多。不要把环境看成主要因素,个人努力才是主要因素。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出身寒门的人可能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成功,但不是说不能成功。埋怨客观,埋怨环境,都不能带来正面的结果。

证券导报:您的父亲90岁时创办中国台湾立报,成为世界上最高龄的报纸创办人。你90岁时想做成什么事?

成思危:(大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90岁。我现在每年都做新的研究、出书。去年12月新加坡Scientific publish-ing出版了我的《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英文)。今年1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马上我还要出一本我主编并作为第一作者的《中国股市的分析与展望》。最近我还在组织编著一本《虚拟经济综览》。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每天醒来,就觉得多赚了一天。所以要继续学习、研究、演讲、出书。哦,还有红旗出版社刚刚出了我一本《盛世危言:成思危畅谈中国经济》。

证券导报: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达成的愿望?

成思危:我提出了好多事,都要靠后任来推进了。像自贸区,我是2003年提出的。社区银行,是05年提的。风险投资,98年提的。

互联网潮起了,大浪淘沙,最后能不能立得住,在于老百姓对你的认可。

永远不要抱怨机遇 要问自己努力够不够

证券导报:资本市场有一个 “五指理论”,大拇指是投资者;食指是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中指是媒体;上市公司是无名指;证监会是小拇指。您出身于媒体世家,您对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媒体有什么评价?

成思危:我妹妹曾经是中国台湾新闻协会的会长。1999年在昆明召开两岸四地新闻研讨会,请我去了。我说希望媒体能做到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当好人民的喉舌,当好正义的化身。切忌以讹传讹、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现在有些媒体是有这类问题的。目前金融市场监管采取的“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监管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金融业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应当是金融系统化的目标,“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之间需要协调、配合,才能起到系统监管的效果。媒体也可以协助监督。但要照我说的做,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国外有些记者为了报道事实而不惜牺牲生命,这种敬业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证券导报:说到这里,就想起您父亲当年做《民生报》时对汪精卫说的一句话:“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这种求真求是的精神,真可为我们媒体界的标杆。也想请您对我们《证券导报》提一点建议。

成思危:替广大投资者说话,替弱势群体发声,给监管部门提建议。抑恶扬善,要批评坏现象,表扬好现象。证券导报要报道违法事件。我到深交所就看到专门有报道违法事件的部门。正面负面都要报道。建议开一个证券法制专栏。例如每期登一个违反证券法的案例,就登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已定案的、已判决的。不是简单的报道,不只是讲事实,要有分析,要谈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互联网潮起了,大浪淘沙,最后能不能立得住,在于老百姓对你的认可。一句话:不要讲环境,要讲自己的努力。市场效果在于客户对你的信任。媒体办得四平八稳,没有任何新颖的东西,吸引不了读者。如果和其他报纸都差不多,那有什么用,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把栏目设计得新颖些。法制、评论,要有争鸣的内容,要允许对证券市场发表不同的意见。

采访手记

成思危讲话声如洪钟,思维锋利,丝毫不觉他是79岁的人了。约见的地点在成思危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他现在仍然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兼研究中心的主任,亲自带博士生,还给博士生讲课。他说:官位是一时的,只有学者是永远的。但他也喜欢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是被分配去烧锅炉,还是做人大副委员长,还是退休后,他始终如一地积极进取,追求他16岁就有的富国强民的梦。他说了,永远不要埋怨环境,不要抱怨机遇,要问自己努力够不够。

责任编辑:肖治垣 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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