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合理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发展县域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县域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我们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重要手段。所谓二元经济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有很大差异，大家可以看到，即使到今天，我们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大概是农村居民的4倍，这是我们2000年做的一个调查；城市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等等方面，要比农村居民好得多，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也比农村要好。
那么这样的二元经济结构，肯定是不合理的，而且我们现在都在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贫富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差距。有人计算过，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是0.46到0.48。按照国外的理论，基尼系数在0.4以上就属于不稳定了，那中国的情况为什么还能保持比较稳定的发展呢？实际上也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原因，本来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就差三倍，按农村居民最低的和城市居民最高的，当然就差很多。当然，不是说这作为一个理由我们可以维持下去，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解决二元经济。
大家知道，1840年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主要体现在城市，像当时的一些大城市，都有所谓的外国租界，外国主要的通商也是在城市这一块。上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所以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很主要的对象，所以他的半殖民地色彩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在农村都还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维持着农村的这种宗族形式，所以在农村，封建的产业保留得比城市多得多。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二元经济的形成就是由于我们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以后，慢慢形成的。大家如果看过茅盾的《子夜》，就很清楚这种情况。
解放以后，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这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我们国家比较贫穷，要实现工业化，一个要靠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积累资金，一个就是要靠农民到城市里做工，提高工业化水平。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想出什么办法。
我记得最清楚的，当时有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抱怨，寄一封信就要八分钱，一个鸡蛋两分钱，四个鸡蛋才够寄一封信，所以我们工业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资金，有人还专门计算过。
另外一个就是靠农民到城市做工来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但是毕竟进城做工的农民数目还是相当少的，所以解放以后，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我们必须更多地考虑怎么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所以中央一直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以“县”为单位解决城乡差异
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靠工业反哺农业，另一点是以县域经济的城市为中心反哺农村。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最主要的，第一是靠制度的变化，改革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第二个方面，就要靠农产品价格的合理化，上世纪90年代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提高；到了现在要再进一步，就要靠科学、技术、管理这些方面的因素来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包括用金融手段支持农村，包括加强农业管理方面。
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合理有序地转移农业户口。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必然要实现城市化，我们国家叫“城镇化”。实现城市化基本的一个指标是城市人口要占到70%。要达到这个目标也是不容易的，我做过一个研究，英国城市人口从30%到70%，大概花了200多年时间，到1850年实现，它的办法就是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来做工。所以当时进城做工的农民生活是非常悲惨的。
美国从“三七开”到“七三开”，大概花了100年，从1820年代到1920年代实现了。我们中国既不可能采用剥夺农民土地的办法，也不可能采用农村建地的办法，那我们就是要合理有序地去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因为你劳动力大量过剩，只有转移到城市，使得种粮的人变成吃粮的人，你才能实现城市化，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也不这么简单，要转移到城市，第一要提供就业；第二要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首先就是住房；第三，他的子女首先得上学。中国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在社会保障上跟城里人是一样的，但在住房方面的享受还是比较差，子女入学方面还是存在问题，所以有很多留守儿童。
当然有些城市做得比较好，但是我检查义务教育法的时候，曾经到了一个城市，有一个班，80个学生挤在一个教室，因为没办法，农村来的孩子多了，教育资源跟不上。这些都要采取措施，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地迁移农村人口，那就会出现像里约热内卢那样的贫民区、贫民窟，这当然是我们不希望的。所以首先要保证他的基本条件，这样才能真正享受与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待遇，这就需要解决户籍问题，我听说某些城市做出了一些尝试，让他真正成为城里人，这个工作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做的。所以我想，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我们需要依靠“县”这个基本的政治单位来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县域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作为基础，所以这个中心城市要建设好。那么中心城市我认为应该起到四个作用：第一个，它应该是中心点，应该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中心，通过这个中心点能够提供很多方面的服务。
第二个，县域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城市工业、服务业的建设，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县域经济工业的建设，不应该完全求大求全，要根据当地的特色，适当地发展它的工业，同时也要注意发展服务业。服务业里头，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跟人民收入的增长是有关系的，如果人民没有消费能力这是不行的，但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它大体上包括六个方面：现代金融业、现代信息业、现代物流业、现代咨询业、现代管理业等等，这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必须考虑的。
第三，它是一个扩散点，它的技术、资本等等都是通过城市向农村扩散，逐步把农村的水平带动起来，所以这是一个源头。
最后，它还是一个集散地，农村的农产品通过城市集中起来，从外国运来的工业品要通过城市向农村去发送，所以县域经济这个城市要提高中心点、增长级、扩散点、集散地。
县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可能有不同的模式，从国内外来看，单一的城市是有的，还有的是城市群，像长治，它周围六个县都不超过12公里，而且都建成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可能形成一个城市群，这个城市群可能实力就很大，更有利于将来发展它的中心作用。
经济转型要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经济发展的模式确实需要重新思考，不能过分依靠投资，不能大量依靠出口，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启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再加上政府投入11800亿，这么多资金的供应，从一个方面来说，实现了我们保八的目标。我们也做了研究，如果没有这个刺激计划，我们2009年经济增长可能只有2.4，这个会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2009年增长了9.2%，8.7%是投资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是-3.5%，所以就是说，你大量依靠出口，当外需有变化的情况下，那你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央提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在《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就讲三个外转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更多地依靠外需，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购买力，让大家有能力去消费；第二个要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敢于去消费，如果看病贵、看病难，子女入学要交比较高的择校费，就不容易做到；第三个，要通过创新，提供很多产品，让大家愿意去消费，否则的话，他增加了收入，又存银行了。所以这个外转内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大家知道欧债危机，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支撑政府的支出，它没有创造这么多财富，怎么办？那就借钱。借了钱又没有能力创造财富来还，怎么办？借新债，用来还老债。发生金融危机以后没有新的债主借给它，就出问题了。
我想，我们国家真正要想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就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才能达到目标。我们现在是制造业第一大国，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制造业是2亿从业人员，2010年创造了增加值是16万亿，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人创造了8万，这8万分三块，政府税收、企业、个人。如果我们不提高劳动生产力，撑死了就是8万块钱，所以，首先得把这个蛋糕做大，不是8万，而是要达到像美国那样差不多40万，这样就好多了。
另一个方面，分配上要合理。说白了，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创造出来以后要交给国家一部分，要实现国家的功能，那么企业要留下一部分用于再生产，也用于资本的回报。但是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而劳动者的收入没有提高，就不合适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也有一个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这是我们重要的方面。
我从芬兰考察他的教育和创新，他的人均GDP和创新能力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他们说了，他们没有资源，靠的就是人们的创新能力。芬兰教育投入占GDP总量是7.8%，我们现在法定的是4%，这个还要使劲儿。所以我们说内渗性的动力就是要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的水平，培养创新能力的人才。经济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能保证我们的后天，所以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在这一点上，我想在县域经济这个层面，就要考虑到把教育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为今后、为我们的将来打下更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