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2004年8月9日至12日，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国性哲学学术会议——中国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在科学哲学分会场里，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热烈讨论。 　　　　　　　　　　　　　　　　　　不能因为“科学主义”反对科学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魏屹东的报告题目为《科学主义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在报告中，魏屹东对学界中颇有争议的科学主义进行了探讨。他首先介绍了科学主义的各种不同定义，然后指出，关于科学主义的各种定义，不论是中性的、褒义的还是贬义的，也不论是自称的还他称的，都表现出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和立场。但不论科学主义有多少种形式，它们本质上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即自然主义、基础主义、还原主义和扩张主义。科学中的科学主义本质是理想主义和决定论，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本质是还原主义，社会中的科学主义本质是实用主义。科学中的科学主义作为科学家探索未知世界的信念和理想，无可厚非，但推向极端则不可取。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是对科学和科学态度的反思，无论哲学家对此持何种态度，反对还是拥护，可以展开讨论和争论，但不能因此反对科学。社会中的科学主义视情况而定，“国家科学主义”是一种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发展经济的战略，反对与否应根据国情而定，对于发展中国家，科学主义用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完全是必要的，但如果用于指导发展有害于人类的事情如研制核武器则要坚决反对。我们拥护理智的科学主义，反对盲目的科学主义和扩张的科学主义。 　　　　　　　　　　　　　　　　　　实现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提升 　　中央党校哲学部赵建军的发言题目为《为技术理性正名》，主要是探讨有关技术理性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有关技术理性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偏差，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他指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马尔库塞设定的技术理性的理论前提是值得怀疑并需要重新审视的。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的两极，技术理性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衰微。根据这种逻辑，就自然得出技术理性是现代化工业社会种种弊端的罪魁祸首，理应批判、限制，甚至否定。它不仅使人们在对技术理性的理论把握上趋于简单、片面，而且带来实践上的混乱。赵建军提出，技术理性高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既是对立的两极，而且也是技术理性化发展的低级和高级阶段。尽管二者有质的差异，但就技术的本质特性而言，它们是相通的。工具理性是初始阶段的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则是完成了的工具理性。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不是技术理性发展过头了，而恰恰是由于技术理性发展不足，处在低水平的工具理性阶段。因此，现在不是要批判和否定技术理性，而是要大力弘扬和积极推进技术理性，实现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和提升。把技术理性理解为既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又高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发展理性，是解决现实困境的一把钥匙。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的肖显静在《技术的本质与环境保护》中提到，如果从技术哲学的角度，也就是从技术本质的角度，对技术作用于自然的方式进行深刻的分析，可以发现，技术总是挑战自然，从人类的需要去看待自然，把自然界限定在某种技术上，对自然强行索取和限定，使自然齐一化、单一化、效用化、对象化，使自然失去对象的独立性、复杂性和丰富性，进入到某种非自然的状态——被破坏的状态。既然如此，要走出技术的环境破坏误区，就要考察分析、批判、校正技术开发利用的科学基础以及社会背景，从技术创新走向环境技术创新：在技术的产生上，由机械论走向生态整体论；在技术应用的目标上，由经济主义走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上，由线性和非循环走向非线性和循环；在技术的进步上，由片面发展资源开发利用技术走向资源开发技术与资源环境保护技术相并进。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张成岗在“技术、理性与现代性批判”中强调，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技术进步一直在证明人支配自然之神话与启蒙时代之乐观主义。在取得极大成功，带来巨大物质繁荣的２０世纪，现代技术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文明、道德、价值等诸多危机，都在技术上寻求病理根源。现代技术既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又给文明世界带来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现代技术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难题之一，已引起诸多学者关注。他认为，从原始技术到现代技术是一次断裂，现代技术范式本身决定了技术问题出现的必然性。现代技术并非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物质经济体系，而是与文化、心理、制度、国家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现代技术发展也远不是一种孤立行为，其背后的思想文化境遇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人文视野中的科技和科技中的人文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吴晓江的报告题目为《人文解释学与自然科学思想方法的沟通和拓展》。他的报告主要针对人文科学的解释学是否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问题，将解释学与自然科学方法作了比较和沟通，论证了两者在多方面是相似、相通的，进而论证了解释学对于拓展现代自然科学思想的积极意义，并提出了在自然科学思想领域运用解释学应遵循逻辑性与合理性规则，以免主观任意的曲解和误解。他认为，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是中国学者对解释学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而如何建立抽象继承法的规则，这正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东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贺善侃教授在《论科技的人文价值》中指出，科技的本性决定了科技的人文价值属性。科技的人文价值属性从科技的研究对象和科技的客观内容两方面体现出来。科技的人文价值还体现在科技与社会的互动中，这是科技的应用价值，体现为科技发展的人文价值目标。高科技的人文忧患是科技发展中的人文价值危机或迷失。人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 　　浙江海洋学院数学系的石益祥在《论东方科学的伟大复兴》中指出，西方科学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方法是公理化的研究方法；东方科学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的研究方法。而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现代科技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搞得千疮百孔，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并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就是说，还原论碰到了自身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西方科学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东方科学面临伟大复兴的开始。这是历史的选择。 (本报记者 张虹)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