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李资政: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200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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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建于 200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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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玲译)内阁资政李光耀昨天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中,以“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中国在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改变时,仍须维护中国古老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不过,他也提出,中国文化里对“士农工商”的次序排列应该改变,聪明的读书人应该着重于吸收和发掘新知识、学习管理和行销等,把产品带入市场。以下是资政的演讲全文。   文化包含价值观、传统、信仰、行为、习俗、社会组织、种族或宗教或一个国家组织的特点。这是一个社会——往往属于同一种族、使用同一语言的社会,通过集体经验进行学习、吸取教训、向后代传授对这个社会有益知识的通常之道。   东方文化类别多种多样: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越南的。而西方文化也同样种类繁多: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全球化并没有使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成为单一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尊重名誉、忠心、诚信、仁慈和其他美德。但是东西方文化确有相异之处。中国文化强调和谐与秩序、家庭为个人的主要依归、社会在个人之上。   欧洲文化则把焦点放在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欧洲人强调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1778年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精神。   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政治层面上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往后的影响还延伸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共产革命。它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平等,通过以技术专家的主导为政治手段,以中央计划体制为经济模式。   美国人进一步完善欧洲人的理念。美国人的目的清楚地写在《独立宣言》中,即“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通过分权的政治手段,以市场竞争作为经济模式。   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因为社会哺育人们,蓬勃进步的运行方式,会在时光的隧道中随着条件变化、新技术的发明而改变。从游牧生活到农业生活、到农业化和商业化、到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一直到知识经济,社会价值观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已变易。 海外的华人须改变他们的文化   当中国移民在19和20世纪到东南亚时,他们带着当时中国南方的文化下南洋。在属于不同宗教、种族和拥有不同风俗文化的人群中生活居住,他们也入乡随俗。   当我在1970年和1980年访问中国时,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言行举止、发音腔调和穿着打扮都与东南亚华人迥然不同的国度。但是社会利益先于家庭,家庭利益又先于个人、敬老的观念,这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改变。   新加坡在过去的50年中发生快速的变化。为避免被动地在变化中失去自己,我们专注于建立有诚信、负责任与高效率的政府,重视领导人的刚正品性。我们强调社会凝聚力、公民义务、社会以家庭为本。我们推行了双语政策,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之外,要求学生学习母语。这能够提醒我们自己的根,给我们提供文化上的中流砥柱。但是尽管费了这番功夫,新加坡年轻华人的举止和生活方式都和他们的父母大不相同。   因为人们大多居住在高楼,三代同堂的家庭快要落伍了。很多人希望祖父祖母住在附近,而不是与自己住在一起。当家庭里父母亲都工作时,祖父母经常是在女佣的协助下,帮忙照顾孙子。 英语使到新加坡更受西方影响   英语使用的越发频繁加速了这些变化。我们的人民当中,40岁以下者大多数听懂英语,不必通过翻译,就能够看卫星电视、网络和资料库。   我们的人口中每年有超过60%,也就是超过300万人,乘坐飞机到世界各地看别人怎么生活。而我们则每年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超过700万人,数目比我们的人口多一倍。在以赚钱盈利驱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更厉害了。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成功者愿意捐助慈善事业。   如果我们不那么迅速地融入环球经济,不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我们的变化是否会少一些?我相信会。   如果比较新加坡的华人和台湾或者香港的华人,新加坡人的习惯作风显得更加西化。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说和读粤语,而不是英语。但西方媒体对香港华人的社会风气、价值观念、习惯作风的影响却几乎是一样大的,尽管香港在语言上还有粤语作为缓冲,以对抗西方媒体的直接冲击。   这极有可能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三地,女性现在都受更好的教育,赚的钱跟男性一样多。这改变了夫妇之间的关系,影响了社会的本质。其结果是离婚率提高了,单身一族家庭增加,每个家庭少生孩子,三代同堂的家庭也减少了。年轻一代不管他们在家用的是什么语言,父权中心的色彩正在淡化。   台湾和香港人仍需要通过翻译来上网、看卫星电视、看英美的环境剧和其他节目。台湾和香港也像新加坡一样发生社会变化。而这些给中国将会迎来的改变提供了线索。   日本人曾经设法阻挡男女平等的趋势。他们把女性当作是下一代的守护者和栽培者,要求她们当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他们不允许在没有医生开药方的情况下售卖避孕丸。很少女性(少于10%)有机会上大学,大多只到“教养女学院”学习家政和外文,以协助丈夫。   但是到了1990年,他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日本女性迟迟才结婚,很多人选择单身,离婚案例增加了,孩子减少了,生育率下跌了,好多女孩子嫁给了外国人。日本只不过将这些变化的发生推迟两代。   过去,我以为自己必须为1960年代给所有新加坡女性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最好的工作机会,而导致后来许多女大学生未婚的现象负责。我现在相信,我只不过让现象提前20多年出现而已。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200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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