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区、拔地而起的工厂。”
“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城郊大片房地产业以及工业区的繁荣。”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把每一栋楼房转变成住房和微型发电厂。”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曾经支撑我们生活方式的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正在日渐枯竭。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
谈到工业革命，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第一次工业革命缔造“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这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当一场新变革来临，抓住机遇，跨越发展，实现强国之梦，则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真得来了吗？如果新的革命真的来临，中国在这场竞争中是否占有优势，怎样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日前，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柳卸林认为，我们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经过20到40年，下一代工业革命才能真正展开。在这场变革中，中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
现在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
科技日报：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书中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中国一定要抓住新的工业革命的机会，在变革中实现跨越”，这一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进行这样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不是一场工业革命。如果是的话，它处于哪个阶段？这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
柳卸林：熊彼特曾提出，每50到60年，世界经济将会有一场大的周期变化，并且伴随着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从历史上看，第一次产业革命，蒸汽机带动了纺织工业的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铁路、造船等运输业快速扩张；第三产业革命，电力广泛应用，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第四次产业革命，电子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变革。很多人认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第五次产业革命，把它叫做“数字革命”。
是不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它的资源基础是不是可持续和大量供给。我们之所以认为电子信息技术带来一场革命，支撑它发展的硅还能有保障地继续开发一段时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支撑产业发展的资源有限，不能大规模开采和消费，那么这个周期不会太长，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也就无法形成一种变革性的“革命”力量。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品、工业品。驱动现代工业品需要消费大量的能源。杰里米·里夫金敏锐地意识到，曾经支撑我们社会发展的石油是有限的，人类正在面临一场能源危机。他认为，电力的生产和供应方式将发生变革。未来社会将不再依靠火电、水电，而是依靠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很多学者预测，2040—2050年以后，风电、太阳能发电才能显示出真正强大的威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价格只有降低到一定程度才能替代现有的能源，也才可能实现大规模商业应用。所以说，工业革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到来。我认为，现在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再过20—40年，下一代工业革命才能真正展开并实现。
科技日报：那么，新能源的变革是否会引发产业组织革命？
柳卸林：是不是会引发产业组织革命，我看未必。
现在，我国采用的是一种集中发电、供电的方式。比如说，火力发电通过高压输电把电送到千家万户。如果未来采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集中发电、供电方式可能就不再具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式的能源生产、供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未来分散式能源模式下，北京所需的能源将依托周边地区新能源供应解决。北京城市能够建设多大，取决于能源供给量有多少。换句话说，没有电力的集中生产与供应，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就过时了，中小城市将成为主体。这就会引起一场产业组织革命。
但是，目前的大城市和城镇化都是和现有的能源供给模式相匹配的。如果只是使用了不同的“电源”，如风电、太阳能发电，只是对现有能源结构（生产、供应和消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那么就谈不上对现代城市、产业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化。
没有科技革命支撑，新工业革命很难实现
科技日报：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次工业革命，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再到产业，在执行层面都有一个清晰的链条。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现有的能源已经不能支撑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一套新的能源组织理念。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实现这一理念的技术支撑体系。
柳卸林：对。杰里米·里夫金是从需求角度提出了能源的可持续问题，但他并没有提出背后的科技需求来。和他的视角不同，科技界往往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例如，电子革命就是源于半导体的发现，它支撑了整个IT产业的发展。这个链条的前端，量子力学为其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现在讲的光伏也好、风能也好，科技界还没有看到背后隐含的科技革命在哪里。这种从需求角度出发的工业革命，没有科技革命在背后支撑，很难实现。
科技日报：杰里米·里夫金提出，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必须同时存在，彼此联系。您认为，在他的这种模式下要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还需要在哪些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柳卸林：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情况。大风日和静风日，风力发电量差别非常大；晴天和阴天，太阳能发电量的差别也很大。这就带来一些问题：第一，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并不并网。如果并网，发电高峰与低谷就会对电网提出巨大挑战；如果不并网，高峰时期的发电量应当如何储存。第二，如何保障风电、太阳能发电使用的稳定性。
根据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特性，我觉得未来工业革命必须要突破储能技术和分散使用技术。现有的储能技术还有效率、使用、寿命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未来的产业革命一定是全球化的
科技日报：提到中国经济，人们都会谈到这几个词，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背负着沉重的资源环境压力，新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
柳卸林：很多人常常感慨，我国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虽然能够看到我国这些年取得的进步，但是心中存在一种疑惑：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产业都走了一条跟踪模仿国外先进技术的道路，对于新的工业革命，我国是否有能力抓住这次机会。
过去中国错过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闭关锁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当前，中国科技投入越来越高，发表的SCI论文等与国外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是改革开放、全球化、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研发力量的投入，科技的进步，现在的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已经非常适应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快速流动的这个时代。各级政府对新能源产业非常重视，科学制定规划；企业展现出发展新兴产业的活力与激情。我坚信，无论哪里萌发出下一代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一定会抓住机会，不会再被世界甩开好几十年。
科技日报：您认为，中国在这次即将来临的工业革命中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柳卸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未来新的产业革命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全球发生。从历史上看，蒸汽机革命诞生于英国，化工革命产生于德国。一个国家抓住了产业革命的机遇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和科研团队对光伏产业进行了研究发现一种现象：未来的科技革命是全球化的，可能由好几个国家共同推动一场革命。
在由多个国家共同推动的变革中，中国能不能成为新能源革命的领头羊呢？我想，这取决于新能源革命是否与老百姓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蒸汽机推动英国纺织业发展，造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战后美国科技及工业的发展也为半导体革命奠定了产业基础。只有老百姓的价值观认识到这个问题时，产业才能被培育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同时受到价格驱动和价值驱动的作用。欧洲已经走过了工业化阶段，他们对环境、能源的危机感要比我们强烈得多。因此，在即将来临的新能源革命中，欧洲比我们，甚至比美国都推行得早。那么，中国最早的用户在哪里？我们在研究光伏产业时发现，在德国、意大利的市场带动下，中国很快融入光伏产业。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产业链的培育、市场的启动，还是融资、销售，都是非常全球化的。这种现象深刻地表明，未来的产业革命将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
中国要抓住新能源革命的龙头，需要有一大批很伟大的科学家，有一系列重大发现成果。就这一点来看，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认为，对于即将来临的新能源革命，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
科技日报：对于立足国外需求发展光伏等新能源产业这一现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当国内能源市场发展起来时，建立在国外市场上的产业实力能够迅速提供相应的产品。同时，国内需求还能拉动新能源产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立足国外市场建立的光伏等新能源产业是否增加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了反倾销制裁。对此，您怎么看？
柳卸林：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他们是怕自己的市场把中国的光伏产业拉动起来，自己反而缺少光伏企业，最终导致在这场新能源竞争中落后。这是一场国家竞争。
地方政府的创新活力为抓住机遇创造了条件
科技日报：对于新能源革命，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要抓住这次机遇，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他们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通常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关注到，在不同场合您多次提到，发展新能源产业，地方政府表现出了高度的积极性。为什么您这么强调地方政府的力量？
柳卸林：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各级地方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他们有能力投资新兴产业发展。同时，由于地方政府间存在的竞争关系，更增加了他们以创新带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
举个例子，中国的光伏产业链是怎么形成的呢？江苏、浙江等地在看到硅的价格上涨时，很多企业寻找原料，发展硅产业。当硅价下来时，他们则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并逐渐形成地区新兴产业集群。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产业发展的推动者。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常州天河光能有限公司等在创业之初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应当看到，当地政府拥有自主权，非常国际化，具有很强的创新活力，这是一种中国的力量。它为我们抓住机遇创造了条件。
地方政府在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时要把握好尺度，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政府鼓励产业的发展，但不能变相到用财政为它做担保，为公司发工资，不能被企业“绑架”。
科技日报：未来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面向市场，越来越面向需求。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地方政府能更敏锐、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从这一点来看，发展新能源产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又该如何分工？
柳卸林：对科技来讲，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是不同的。基础研究必须由科学家、专家作主，产业技术必须由企业家做决策。未来的产业技术也好，未来的新兴产业也好，都要发挥企业家更多的作用。我们现在太强调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而把企业家的作用考虑得太少。
中央政府应对全国产业有核心辐射能力的领域进行支持，如集成电路等；应对一些大项目进行重点投资，如大飞机、航空航天等。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接力棒的角色。它不做基础研究，但可以把一些科研院所、大学的一些技术成果介绍出去，让企业家来做判断，这是不是有产业前景的技术。很多民营企业家对好技术都非常敏感。现在，很多研究院所太强调为中央政府服务，而不看重为地方政府和产业服务。这种鸿沟将深刻影响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
科技日报：长期以来，国内大量的科技资源投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他们在科研组织能力和知识储备上却相对较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和现实情况存在错位。这种情况该怎样改变？
柳卸林：这种错位是因为缺少一种制度设计。我国要建立一种互动的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科学与产业的互动。中科院和苏州共建苏州纳米研究所就是对互动机制的一种探索。
现在，科研院所和大学，包括很多面向产业的研究所都是从政府申请经费，他们并不太关心产业需求，更关注经费来源、国家项目、科技评价等。国家要进行制度设计，把应用类科研院所推向市场。要对应用类科研院所承担的国家项目和企业项目做好一个比例分配，中央财政经费只下拨研究经费的30%—40%，其他经费从地方政府和企业手中拿，迫使科学家在一段时间内做国家的项目，另一段时期内做面向产业的项目，或者在一个课题组里，一部分面向国家项目，另一部分则面向产业进行开发。这样才能做好国家需求与产业需求的互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互动，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核心观点
是不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它的资源基础是不是可持续和大量供给。如果支撑产业发展的资源有限，那么这个周期不会太长，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也就无法形成一种变革性的“革命”力量。
现在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再过20—40年，下一代工业革命才能真正展开并实现。
如果新能源的变革只是使用了不同的“电源”，只是对现有能源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那么就谈不上对现代城市、产业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化。
未来的科技革命是全球化的，可能由好几个国家共同推动一场革命。
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是怕他们自己的市场把中国的光伏产业拉动起来，自己反而缺少光伏企业，最终导致在这场新能源竞争中落后。这是一场国家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