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在政协小组会议上谈起国家第一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人情项目时，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闻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委员激动地说：“大家提了这么多年‘863计划’的问题，这么多年居然都没有改进！”
“863计划”很容易让科学家想起“科学的春天”。它是1986年3月经邓小平批示启动的。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部主任王涌天委员是专家组成员之一。他说，在人情社会，有时连评审专家的名单都无法保密，不断被申请人骚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说，有些专家“屁股指挥脑袋”，参与863项目指南编写时，把自己的领域写进去，以便于自己人拿到项目。
他认为，中国政府与科学家之间缺少一个中间层。像现在这样，科技管理部门的少数人直接对应全国，管理上会有问题，腐败现象难免。
然而，在这位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看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创新链条的断裂，资源分散、封闭、低效。虽然设立了众多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但很多是重复建设，还互相争资源。
他和一些政协委员都感慨，政府一重视什么，什么就很快产能过剩。
干勇长期担任钢铁研究总院院长。他记得，有一次钢铁行业批到4个名额，可以建设4个海外高层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结果，各个分支都去找他，“照猫画虎”都要建设。有些价值几千万元的仪器，“每家都要上一台，资源太浪费了，看着心疼”。
他举例说，中国没有大数据库，即使在中科院，很多关键数据也不在院里，在个人电脑里，人一走，所有工作从头再来。“谁也不拿出来——拿出来，谁的饭碗就没了。”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形容，“高校基本是‘小农经济’”——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弄点项目弄点钱，小富即安。
干勇说，中国现在是“低水平重复”严重，“高水平重复”也很严重。虽然载人航天等技术领先，但很多核心技术空心化，很多关键设备几乎都依赖进口。“我们的学费付得太多。”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担任“863计划”专家组成员时进行了一次尝试。以往科研人员申报项目，“拿到钱就胜利了”，经费拨付后，项目做不出来也没什么办法。鉴于此，他主张，先给申请人10%的启动经费，视效果如何再继续拨款。没有想到的是，几个项目最终都完成得很好，承担单位也不是原来想象的重点大学。
如今的“2011计划”，也是类似的后置战略：不看你说的咋样，先看发展如何，然后再给支持。
王树国所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参与了“2011计划”的申请。该校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多年前在没有任何拨款支持下开始了“小打小闹”的合作。后来他们决定整点“大”的——联合组建了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
在这个平台上，行政退到了后面。丁肇中、孙家栋等5位首席科学顾问和40多人的专家委员会决定发展方向。“这个阵容一摆，哪有我们说话的份儿？”王树国这位校长清楚，“我就是搞后勤服务的。”
反感行政干预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姚檀栋委员，今年提出了科技立法的建议。他希望用法律来明确一个原则：科学的事情由科技共同体来定，而不是渴求政绩的官员说了算。
周玉梅说，国家到处需要花钱，仍然加大研发投入，是令人鼓舞的事情。科学家心里有数，1000万元的研究经费，按照现有的税率，很可能是一家两到四亿产值的企业上缴的全部利税。用好这个经费，我们自己有责任，政府也有责任：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给科学家松绑。
令这些科学家兴奋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参加的首场政协分组讨论，就是与他们在一起。当了多年政协委员的王涌天希望，以此为标志，“迎来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原标题：给科研松绑 盼科学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