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2005年中国科学家终于在顶级学术杂志《细胞》上发表论文，且大有一发不可收的势头，这是一件或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中国的《细胞》情结
三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所张旭博士完成对论文的最后一次修改，然后用电子邮件发给远在美国的《细胞》编辑部。如释重负的他，拉上同甘共苦的神经所所长蒲慕明，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庆祝仪式：两个人狠狠地吸了几口烟。
前年春节，张旭将论文第一次投给《细胞》，却因为研究做得不够深入，被无情地打了回来。如今，经过反复“折腾”，他知道论文终于要被接受了，这次只是根据编辑要求做一些小改动。8月25日，他的论文果然出现在那份顶尖学术杂志上，为中国科学家今年谱写的《细胞》传奇增添了新的华彩乐章。
在好杂志上发表一篇好论文，通常被科学家视为进军科学皇冠的起点。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科学家的现实目标并不是去赢取什么诺贝尔奖，而是首先发表出色的研究论文。这几年，《科学》和《自然》等顶级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论文渐渐多起来，经过媒体的连番报道，就连一些普通公众也听说了这两份学术杂志的名头。不过，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者心中仍然有一个难解的结：整整25年，《细胞》杂志上竟然没有来自中国的论文。
一篇《细胞》论文之于生命科学研究者，大体相当于一枚世界大赛金牌之于运动员。1974年，科学出版奇才本杰明·列文(Benjamin Lewin)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这份杂志。没用多久，其锋芒就直逼具有100多年历史的《科学》和《自然》，甚至有许多科学家认为它胜过了后两者。
1980年8月，中国科学家陆德如等人曾经在《细胞》发表过一篇论文。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的科研状况与1970年代后期相比逐渐好转，《细胞》上面却迟迟不见中国大陆的第二篇论文。这份杂志上不时会出现一些中国人的名字，但他们都是身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美国西北大学饶毅教授曾对2000年的《细胞》论文分布做过统计，各国单独完成的论文中，美国有271篇(仅哈佛大学就有23篇)、德国23篇、日本16篇、瑞士8篇、奥地利6篇、瑞典4篇、澳大利亚2篇、意大利1篇、新加坡1篇，而中国是0篇。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何士刚博士说，与老牌学术杂志《科学》和《自然》相比，《细胞》不仅要求研究工作新颖，而且要求全面和细致，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国内研究因此一时难以达到《细胞》的要求。
“就像井喷一样”
到了2005年，终于有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发表在《细胞》杂志，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收的势头。
率先填补空白的是饶毅研究组。除了美国西北大学的全职工作以外，饶毅同时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兼职。1月14日，《细胞》刊登了他和神经所蒋辉等三位研究生有关神经细胞极性原理的论文。据介绍，全部研究工作均在国内完成。饶毅是论文的通讯作者，而蒋辉是第一作者。一般说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研究的“主帅”，而第一作者相当于“先锋”。国内的研究工作在《细胞》发表，25年来这是头一遭。
接下来，《细胞》在6月3日发表了一篇有关组蛋白甲基化异常引发白血病的论文，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的徐国良和美国北卡大学的张毅并列通讯作者。
上述两篇论文的作者中，饶毅在美国全职任教，徐国良乃是与张毅合作完成。7月1日，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清华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饶子和院士研究组则在《细胞》杂志发表了“25年来我国科学家第一次完全立足于本土”的研究———他们在世界上首次解析出线粒体上一个和呼吸氧化作用密切相关的膜蛋白复合体的三维精细结构。
然后是精彩的封面故事。8月12日，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一篇论文登上《细胞》封面，这也是国内研究工作首次登上这份杂志的封面———该所许田博士和吴晓晖博士率领的研究组将一种源于飞蛾的转座因子用于小鼠和人类细胞的基因功能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创立一个高效实用的哺乳动物转座因子系统，为大规模研究哺乳动物基因功能提供了“里程碑式”的新方法。尽管许田在美国耶鲁大学全职任教，论文作者还包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和杜克大学的庄原，但该项研究工作完全在复旦完成。
接下来一期，即8月25日的《细胞》杂志上再次出现一项“我国科学家完全立足于本土”的研究———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张旭研究组发现了一种可以操控吗啡等阿片类药物耐药性的关键分子，从而为发展新型镇痛药物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篇论文的作者虽然包括几位国外研究人员，但他们仅仅是提供了抗体等实验原材料。
好戏并没有结束。一对中国科学家夫妇———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裴钢院士和复旦大学医学院马兰教授———也即将在《细胞》发表论文。8月29日，马兰教授透露，她的研究组和裴钢研究组共同完成的论文已经被《细胞》接受，而且这完全是本土原创性工作。
国内生命科学研究成果连续发表在《细胞》这份顶级杂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杜生明举例说，植物研究领域档次最高的杂志《植物细胞》今年8月号上一共刊发了19篇论文，而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就占到4篇之多，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简直就像井喷一样”。
还有很长的路
对于这种“井喷”，杜生明并不觉得奇怪。他说，国内这些年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吸引优秀人才，不断改善科研环境，厚积薄发之下，当然会出现好论文，“现在一些点上已经做得不错，当然，要变成科技大国还得走很长的路。”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院长裴钢则说，“看来这个势头能够继续下去。”
杜生明还说，研究者只有得到长期资助，才可能把科学问题研究得比较系统和完整，满足高水平杂志的要求。《细胞》和《植物细胞》上那些中国论文的通讯作者，就大多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百万元以上的持续资助。其中，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张旭自11年前回国，先后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旗下“杰出青年基金”、“重点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以及中科院旗下的一些研究基金等，不致中途“断奶”，使研究得以继续。
充足的经费仅仅是一个基本保障。每篇一流论文身后，或许都体现出一种优秀的科研文化。本报曾经报道过，中科院首位外籍所长、美籍华裔科学家蒲慕明6年前走马上任之初即为神经所制定出一些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比如所长和研究组长负责制、聘请国际顾问委员会等———国际顾问委员会后来对神经所进行中期评估时，还给张旭的研究提出过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
在美国均取得终身教职的许田、韩珉和庄原3年多以前创立了复旦发育所。毕业于该所的朱鹏程博士说，发育所在实验室的风格、规则、意识和装备等方面确实开始和国际接轨，所以他到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时并不觉得有多大差距。
国内媒体在报道复旦的《细胞》封面论文时，特别提到其第一作者为年仅26岁的三年级研究生丁癉。许田对这位年轻弟子也是称赞有加：“丁癉绝对是一位顶尖的学生，即使放到耶鲁，他也可以排在前5%。”实际上，即使在中国，年轻学生发表一流论文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例如，其他几篇《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饶毅指导的蒋辉、饶子和指导的孙飞，以及张旭指导的管吉松等———都是20多岁的在读研究生。
在许田看来，他们在《细胞》发表论文，对复旦发育所的学生以及其他国内学生都是一种激励，“国内学生可以由此认识到，如果他们努力工作，愿意承受风险，就能体会到科学研究的乐趣，并且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工作。”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何士刚博士还说，这些《细胞》论文不仅可以鼓舞国内的学生，同时也可以将信心传递给一些对国内研究环境心存疑虑的海外学者———回国以后也完全可能继续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英雄时代”的结束
张旭还从《细胞》上的几篇中国论文读出了另一层意义：“从2005年开始，生命科学领域的'英雄时代’结束了”。他说，以前国内学者只要在著名杂志如《自然》上面发一篇文章，就似乎成了英雄。而随着国内的好文章越来越多，“今后大家可以用平常心来对待论文发表，回归科学研究的本义了”。
许田也说，复旦发育所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研究机构，这不是一个仅仅发表几篇好文章的地方，而是一个具备创新研究风气和提供严格学术训练的研究中心，当然，“这至少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我们常常强调要出好文章，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蒲慕明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年会上说，“现在，几十年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浮夸风，在科学界仍然盛行。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世界领先，有多大突破，对社会有多大意义。我们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义。”
(2005-09-08 南方周末 记者 李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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