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生来就不热爱生命，因为生命既是幸福的前提，也是创造幸福的源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当一个人对生存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选择自杀。”
“我们隐瞒得很深，现在想起来，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面对了强大的社会压力，我一个普通学生家长又能做什么呢？这巨大的悲恸是难以痊愈的，我虽然还是不愿意回想起女儿的事，但是为了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我愿意把女儿生前不为人知的事情都说出来，希望能对人们有所帮助。”
2006年9月23日，杨愈青的母亲张凡眼中含着泪水，在中国人民大学面对300多名大学生开始讲述她女儿的故事。三年前的9月8日，杨愈青，一名优秀的上海某大学新闻学研究生，因长期患严重的抑郁症，无法忍受病痛折磨，从宿舍楼顶层跳下，离开了人世。
帮助张凡走到大学生面前的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是专门从事自杀干预和自杀研究的机构。讲述，不仅仅是为了让社会正视抑郁症这种疾病对人类心灵和身体的影响，也是对张凡心中巨大悲恸的释放和治疗。
自杀是可以治愈的“疾病”
在中国，人们对影响自杀行为的重要疾患——抑郁症，甚至抑郁的倾向讳莫如深。在谈到对待自杀事件本身的态度时，中华预防医学会常务理事王声湧教授认为，人们存在着“历史上的偏见”。
9月16日，中国首次成立了自杀干预学组，作为其上级机构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的主任，王声湧说：“自杀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来说是一种意外，对家庭来说是不光彩的事情，对社会来说是一种阴暗面，其实这些都是世俗的误区：因为它是意外，所以它不可预防；因为它不光彩，所以不可告人；因为它是社会阴暗面，所以不能张扬。这种历史上的偏见所形成的局面是，自杀这种社会现象和疾病今天仍严重地威胁着居民的健康。”
“实际上，自杀也是一种疾病。最近十年，现代医学模式发生了改变，从生物模式转变为生物-社会-心理模式，自杀就是这种模式转变的最典型代表疾病或者社会现象。”王声湧认为，学组的成立就是要告知世人，自杀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意外，不是不可告人的，更不是社会的阴暗面，不管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这种现象，只不过在中国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迄今为止，我们的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自杀是我国劳动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甚至是第一位死亡原因。对这种死亡原因，我们还能够把它们藏起来、视而不见吗？”王声湧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从事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社区卫生学工作，80年代至今，从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他说，自杀就是一种自己伤害自己的“疾病”。
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兆雄曾撰文指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自杀是社会病态；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说自杀是道德病态；德国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说自杀是精神疾患。而视自杀是一种疾病的专家认为，虽然对自杀的研究，需要医学家(精神医学、法医学、预防医学)、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政法学家等专家的多角度投入，但首先应该肯定，自杀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异常，因此应作疾病处理。这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还是在肉体、精神和社会功能方面的完全良好状态。”
“可以说，自杀是不是疾病，已经不是理论探讨的问题，而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何兆雄写道。
如果承认自杀是一种疾病，人们就需要更进一步的态度，那就是知道自杀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然而，中国人面对自杀的态度究竟如何？这还是一个没有科学答案的问题。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李献云医生告诉记者，从2002年开始，他们一直在进行“公众自杀态度”的调查。
通过调查，他们将了解：普通人群、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以及自杀率不同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人群对自杀的态度；群众对自杀的态度与中国的自杀特征之间的关系等等。李献云等人制定了自杀态度量表，已经先后进行了三次大样本、包含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调查，以评估调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目前此量表已定版，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
中国需要完整的生命登记系统
费立鹏，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国际预防自杀协会中国代表。作为一个加拿大人，他从1985年开始旅居中国，2002年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立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担任执行主任职务。由于他对中国自杀干预工作的贡献，在很多场合，费立鹏被称为“当今的白求恩”。但是他却说：“我就是我，而不是别人。”他是按照自己的生存目标，努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9月16日，成为自杀干预学组组长的费立鹏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这个时候的他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却粒米未进。
“自杀干预和预防之前，首先要掌握可靠的自杀情况，包括自杀人数和死亡率等等。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死亡报告系统。”费立鹏说。
曾经和费立鹏共事多年，现在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的杨功焕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目前中国自杀数据只能依靠两个系统估算出来，即通过卫生部主管的死因登记系统或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的疾病监测系统来推算包括自杀在内的各种原因的死亡率。前者的样本约为中国总人口的1/10万，后者的样本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100万。
杨功焕在接受采访时说，20世纪50到60年代，中国的死因登记系统中没有把自杀作为死亡的原因，直到1983年之后，才包含了自杀的死亡因素，因此我们不能估算出1983年以前中国人口自杀的死亡率。
1991年到2000年，中国疾病监测系统从全国各省区市抽取了样本，对疾病状况进行监控，根据十年监控数据以及更早年代的数据，杨功焕编著了《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一书，勾画了中国人群的“死亡地图”，描述了中国人群行为危险因素的分布图谱。
2004年，根据上述两个系统的样本数据，费立鹏等人将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1995~1999年的死亡率数据推算到全人群，通过对比人口统计局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卫生部数据推算得出总死亡人数的漏报率，再根据估计的该系统死亡案例的漏报率将死亡率向上调整，得到中国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这一数据略高于卫生部报告的25万人。不过，卫生部也指出，自杀是中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15~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
“发达国家的生命登记系统是完全的，能记录每个人的出生、死亡等情况。中国也有自己的生命登记系统，尽管现在它还不完整。”杨功焕告诉记者，他们正在致力于建立覆盖全国的生命登记系统，包括出生和死亡，这样就能知道所有疾病和死亡的情况。“作为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需要一个完整的生命登记系统，没有基层构架，很多事情都无从做起。”
2006年，在计算机网络作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的生命登记系统。杨功焕说，这个系统建好以后，将掌握中国人群卫生状况的最基本信息，对疾病控制方向、投资方向、研究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技术上来说，明年就能完成这个系统的建设，但实际上，中国有80%的人口是在家中死亡的，这给信息收集增加了难度，所以我们还需要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杨功焕预计，3年时间能让这个系统真正发挥作用，目前只能一步一步扩展。
中国自杀干预研究刚刚起步
“发达国家有关自杀干预的研究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了，而中国现在刚刚起步，刚刚把自杀问题当做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来看待。实际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缺少自杀干预研究，但是这些国家自杀率却在不断上升，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自杀干预研究有非常显著的地域性差别，所以20多年前费立鹏选择到中国进行他的研究，但是15年之前，中国的自杀干预研究几乎是空白。
和中国不同的是，国外自杀案例中，有50%以上被认为与精神疾病或不正常的精神状态有关，这使得国外自杀干预研究的问题更广。
针对中国的自杀特征，费立鹏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比较集中。包括需要更多地了解自杀和自杀未遂的特征、危险因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人格因素、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家庭因素的作用；社会对自杀的态度在支持或抑制自杀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自杀和自杀未遂对家人、相关人员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在能有效预防自杀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哪些措施在中国真正有效，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目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严格评估提议的不同自杀预防策略的效果如何。”费立鹏告诉记者，这项工作很困难，因为评估效果很难判断。他希望启动一个由多方面组成的全国性的自杀预防研究项目。同时，还要分别在农村和城市评估不同自杀预防措施的效果，例如限制自杀工具的方便易得，特别是农药和有毒药物；扩大高危人群的社会支持网络；提高医务人员识别和处理与自杀有关的精神问题的能力，等等。
然而，在开展这样的全国性自杀预防项目之前，中国的自杀干预研究需要更为系统的发展策略。2003年，费立鹏所在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提出了建立“中国国家自杀预防计划”的建议。此项建议长达39页，详细讨论了自杀的流行病学研究、自杀造成的社会与经济损失、自杀的特征等。
这份建议的草案设定了“中国国家自杀预防计划”的11个初步目标，包括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承受力和社会联系；使自杀预防工作获得广泛支持；限制不同自杀工具的方便易得并降低其致死性，特别是农药；改善高危人群的社会支持网；促进社区识别高危个体的筛查计划的建立；提高公众对精神卫生问题和自杀的了解并转变其态度；提高精神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建立面向自杀高危个体和其他受自杀问题困扰的人的具体服务项目；为预防自杀和临床上处理自杀提供更多科学依据；改进与扩大对自杀行为的监测；建立长期资助于自杀有关的服务和研究项目的运作机制。
“三年过去了，这项计划还没有被国务院正式通过，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虽然它还没有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政府已经开始正视自杀的公共卫生问题。我知道，要推行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计划不是轻而易举的，也许从地方性自杀预防计划开始会比较好。”费立鹏说，学组能够成立已经说明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自杀问题在中国依然很敏感。“也许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我希望能够更快些。因为每晚一天，我们就会失去更多生命。”
自杀后干预
抑郁症是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群对其有着更多的困惑。
杨愈青的母亲张凡曾想，把女儿的病情瞒住，偷偷地治好病，女儿就能享受幸福快乐的人生了。然而，从患上抑郁症那天起，六年时间，直到杨愈青离开人世，除了父母和医生，再没有人知道她的病情。“我们担心别人认为我的女儿得了精神病，学校知道了可能会把她开除。”张凡说。
这场演讲结束后，一位女大学生走到演讲组织者之一、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宣教部主任张晓丽面前，表示想加入中心的特别活动——亲友联谊。有着30多年在精神卫生专科工作经验的张晓丽敏锐地觉察到，这个女孩需要倾诉。她平静而关切地问道：“是什么使你有兴趣加入亲友的联谊活动？”女学生的声音立刻哽咽了：“我的奶奶是自杀的。”在每年28.7万自杀死亡的人口中，55岁以上老年人占33.6%。
2002年10月开始，该中心在费立鹏的组织下开始帮助那些有自杀经历的人和亲友相互联谊，彼此倾诉，并得到专业的心理慰藉和支持。“研究表明，有自杀行为的人的亲友属于自杀的高危人群。”2002年经费立鹏博士亲自教授、2004年开始直接组织管理这项联谊活动的张晓丽说，“当人们在小组中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外在表现也许同样悲伤，但每个人的内心感受却不同。如年轻人的自杀被老年人经历，这种行为会让他们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在有相同经历的人面前把自己这方面的困惑和感受讲出来，能较好地舒缓沉寂在心中的悲伤和生存中要承受的社会压力。”
“我会在每期活动中组织大家做一些心理小游戏，以此传递一些生存理念，增强亲友小组成员们的心理免疫力。在优美的音乐和柔和的烛光中，人们彼此抚慰着心中的伤口，释放着自己的悲伤。”张晓丽告诉《科学时报》记者，起初，他们是为这些亲友搭起一个关爱的平台，而后来，她自己却发觉，不管是亲友，还是指导者，他们已经手拉着手共同走上一条助人助己的路。
张晓丽说，倾听亲友们述说的过程，也是学会调解自我、心理成长的过程。刚开始听到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不断接受着各种生命的伤感，她的心中也会感到一阵阵的灰暗。但是渐渐地，在她更深刻地理解了自杀给亲人带来痛苦的原因后，从中也懂得了怎样自我修护。
记者曾多次和张晓丽接触，每次她都是精力充沛、面带微笑，用极大的耐心对待每一个人。她说，喜欢听音乐和有氧运动，可以让人心怡体健，喜欢饲养宠物、种植植物，会从中感受不同生命的乐趣，当觉得特别劳累时就美美地睡上一觉，高质量的睡眠保证了她充沛的精力。
杨少杰，被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同事们称为“快速反应小组组长”，和张晓丽一样，他也“战斗”在挽救生命的第一线。杨少杰经常在自杀未遂发生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自杀未遂者及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心理评估和干预。他告诉《科学时报》，当他面对这些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人，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这种脆弱是来自情感和心理上的冲动。大多数人面对心理危机，往往会想'我为什么这样’，却没有想过'我应该怎么办’。也许，自杀对某些人来说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我们认为一定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给予他们寻找其他办法的机会。”
事实上，张晓丽已经看到这样的希望。“所幸的是，当杨愈青第一次蓄谋自杀时，她被居民区的一位女士发现了，这位女士警觉到杨愈青的状态很危险，并且执意要陪伴她。尽管杨愈青最终被带走并送回了学校，最后不幸地离开了人世，但是这位女士的行动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已经渐渐开始理解自杀未遂者，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也能因此得到一丝欣慰。”张晓丽希望，全社会的力量都能参与进来。
(来源：科学网 作者：李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