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出国留学人数比2012年增加3.58%,但归国人数增加29.53%。”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宗华伟副处长昨天在出席“2014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海站信息发布会”时感叹说,“海归”增幅是出国留学增幅的8倍以上,这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上升有关;同时,就业难已经成为了世界难题,在国外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
 
我为什么要回家”
 
“我从7月开始在当地找工作,可一直到9月,简历在网申环节就被否定,甚至没有面试的机会。”2012年毕业的留英学生黄兆丰说,2012年的毕业季对于想在英国找工作的中国留学生而言,极为“惨淡”。彼时,英国政府已经出台规定,要求当地企业尽可能先满足英国本地人的求职需求,并于当年4月取消了留学生的工作签证。
 
“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是否在英国获得一份工作。”黄兆丰说,“当时跟我一同去英国留学的大概有二三十个同学,现在大家都回国了。”2011年至2012年,黄兆丰在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电气工程研究生,2012年9月回到中国,目前在一家国企任职。
 
相较于当下遭遇“国外就业难”的中国留学生,1999年就出国留学的徐冰如主动放弃在澳大利亚的稳定工作,几年前回到上海,目前在上海一家金属对外出口公司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我觉得上海的发展速度很快,机会很多,而澳大利亚的生活过于安逸了,所以就想回来。对于现在的状态,我非常满意。”
 
中国将成人才回流国
 
黄兆丰和徐冰如这样学成后主动回国的并非个例,来自教育部的最新统计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到2013年底,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已达到了305.86万人,其中72.83%学成后回国发展。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中国41.39万各类留学人员中,选择学成回国的共有35.35万人,回国率达到85.41%,其中自费留学回来的有33.15万人。
 
与2012年度相比,2013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增加8.06万人,增长了29.53%。对比仅增长3.58%的出国留学人数,留学回国人数的激增引起多方关注。
 
据《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指出,2009年,中国回国海归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比前一年增加50%以上。2011年底,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新增18.6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7.7%。而2013年底发布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则显示,2012年,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27.29万人,同比增长46.56%,创历史新高。
 
专家预测,未来5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
 
高中留学占比大幅上升
 
在昨天举行的2014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海站信息发布会上,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张进表示,2013年上海学生前往留学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约占获签人数的近85%。其中,前往美国、英国留学的学生分别占到了总数的30.2%和20.5%。
 
按留学教育程度分,去年上海学生前往国外就读高中和大学本科的人数,分别占到全年获签人数的近10%和40%。其中到国外读中学的人数在上涨,而2012年上海前往国外就读高中的学生人数占全年获签人数的8%,显示低龄化留学有所上升。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即将举办2014(第19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海站将于3月22日至3月23日在东亚展览馆举行。 (原标题:“海归”去年逼近出国留学人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让教育去行政化的问题再次引起关注。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就是要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按教育规律办学,排除外部和内部因素对教育的干扰和制约,让学校回归本色。

从外部来讲,主要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改变政府把学校当作下属行政机构来管理,改变“统、包、管”模式,转变政府角色。对于基础教育,政府教育部门的责任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依法保障对学校的投入,解决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素质不高、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二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尤其是政府部门要带头依法示范,不得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干预学校的办学,动辄用行政权力,对学校指手画脚。 

对于高等教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放在宏观管理方面,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监督学校的质量等。探究学问、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只有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氛围里,才能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才能充分发挥大学人的聪明才智。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改革要坚持的一个基本目标导向,就是减政放权,政府只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应该由学校来做的事情坚决交由学校来做。因此,政府应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机制和对资源的分配方式,可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可通过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高校评估。当然,这做起来是比较难的,但它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构建一种比较好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 

从内部来讲,主要是应理顺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学校管理不能行政化,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实行符合教育本质要求的管理模式,充分尊重教师的意见,集中教师的智慧。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学校的民主管理,主要是指教职工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并参加学校的管理活动。学校的民主管理,就是集中广大教职工的智慧来管理学校;就是在学校内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教职工有参与管理学校的权利,有监督学校各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使教职工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 

对于高等教育,大学的民主管理主要是理顺党委、行政(校长)、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4方面的关系,关键是必须清晰区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范围与界限。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是指政治领导,把握办学方向,谋大事,如负责干部选拔聘任、培养教育工作以及党建工作。除此之外,检验党委工作好坏的标准是,能否大胆放手、大力支持校长和行政的工作,确保他们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开展工作,而不是事无巨细,包揽一切。检验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好坏的标准,是管理者能够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让教师们能够安于教学与科研,而不是用行政思维来管理学术事务,实现学术自由;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真正为学生服务,真正做到以生为本,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思想上的规训和行为上的约束。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应以教授、学科带头人为主体,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中起领导和指导作用。高校要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对分开,清晰区分两种权力的范围与界限。要明确区分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是两个不同的系列,避免行政人员因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而为自己谋取学术地位的情况,还要尽量减少所谓“双肩挑”的现象,坚决防止行政权力和学术地位两者之间的“通兑”。同时,应充分发挥高校教代会的作用,学校的规划、经费使用等要提交教代会提出意见建议,与教职工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度等重大问题要由教代会讨论通过。 

总之,教育去行政化,应当建立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让学校从只对上负责变为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变以往的注重追求政绩为追求教育本质和宗旨,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

 

“高校在作出教学、科研重大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的分配使用决策前,应当通报学术委员会,由学术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在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行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3,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的1/3……”

近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下称《规程》),就上述规定公开征集公众意见,并着重强调“学术委员会是高校最高学术机构”。

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呼声日渐强烈的今天,这一纸规程,似乎让被学界呼吁、渴盼多年的“教授治学”,又近了几步。

教育部此次发布规程,亮点何在?与西南联大时期“教授治学”的传统相比,今天的现代大学制度对高校学术委员会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一个好的学术委员会该如何构建?又该建立怎样的保障制度,规避几年前不少高校探索中学术委员会沦为附属机构的窘状?

针对以上问题,本报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

 

此次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有何意义?

记者:高校学术委员会并不是个新鲜词,这一机构在国内不少高校设立已久。您认为,教育部此次出台这一征求意见稿,亮点在哪?

洪成文:最大的亮点无非是表明一种姿态,是对社会长期以来所诟病的学术行政化的积极反应。尽管这一个举措不足以改变学术行政化的大局面,但是凡事得从一点一滴开始。正如老子所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记者:对于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而言,这有何积极意义?
洪成文:现代大学制度也罢,学术委员会规程也罢,要问其有效性如何,我认为关键在操作。一个规程文本的起草,甚至颁布,其实并不难,难的是规程及其操作。委员会要不要议事程序,要不要法律救援系统,要不要回避制,对于学术委员所出现的违规行为有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或罚则,等等。我们常说的“三分政策,七分落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高校学术委员会该发挥什么作用?

记者: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内容。相比于以往教授治学的传统,您认为在高等教育面临从以规模扩张、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的今天,时代对此机构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洪成文:学术委员会规程的颁布,是否一定强化其学术领导,是一个问题。而规程的颁布是否带来学校办学方向的转变,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之所以将内涵发展与空间扩张相提并论,说的是校长分身无术,要么追求内涵,要么规模扩张。然而,谁都清楚,这两个问题在大学的发展史上,其实是相互交叉一起的。两者极端对立的情况,不是没有,只是很少见。

记者:“提高学术判断能力,建立诚信荣誉体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曾如此寄望该校学术委员会。您认为,在学术抄袭、科研经费“跑冒滴漏”严重的背景下,高校学术委员会究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洪成文: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与行政的作用是相对应的。不去问行政做什么,而单方面去说学术委员会做什么,似乎很难究其本质。当然,我们理解的“规程”,无外乎是要在学术和行政之间划一条线,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将学术的归学术,是否还应扩大其职能?学术人员的聘任和晋升,是不是学术范畴?将行政的归行政,推向极致,是否意味着,学术委员会,将无权插手行政,乃至于任何行政呢。无论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有多少,有多细,有一条是不能放的,那就是,学术委员会也是对学校行政的一种特别制约,说的更加清楚一点,应保留对学校行政的学术监督权。

清华校长寄厚望于学术委员会,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极端地将学术委员会与学术诚信问题的监督相等同,不仅不利于学术诚信的改善,对学术委员会也是不公平的。学术诚信问题,仅仅依靠学术委员会,就能解决吗?除了学术委员会外,学校行政还要不要依靠?社会环境和风气还有没有关联?可见,依靠学术委员会来解决学术诚信问题并没有错,但是将学术诚信与学术委员会的责任完全划等号,则显得幼稚。

如何构建一个好的学术委员会?

记者:此次征求意见稿对学术委员会成员资格、遴选方式、机构设置等作出了细致规定。有专家认为,一个强有力的主任很重要。您认为,一个好的学术委员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构建这一机构好的方式是什么,关键又在哪?

洪成文:什么是好的学术委员会?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如同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样的大学领导班子是最好的一样。对于学术委员会的组建、工作议程及休会复会,等等,可以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但是不是需要有点学校特色呢?比如说委员会由15人组成,单校区的大学与多校区的大学、综合性大学与学科相对单一的大学、万人以下大学与巨型大学、教育部直属大学与地方大学,等等,要不要区别对待?

如何保障,学术委员会才不会沦为“花瓶”?

记者:“几成附属机构”,此前,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曾如此评述国内高校学术委员会。此番启程值得期待,但关键还在于如何发挥效力。您认为,除了规程内容之外,还应该完善哪些制度、明确什么思想,让学术委员会不再沦为“看上去很美”的花瓶?

洪成文:沦为花瓶,可能性不大,因为熟知大学管理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一些学术事务,连大学行政领导都唯恐避之不及。我们所担心的是学术委员会有可能成为“准花瓶”或“有限公司”,也就是“看起来硬,摸起来软”。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在完善规程的基础上,做好大学管理的制度配套。单一的“规程”,一上战场,战斗力是单薄的。

记者: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大学中,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学术管理、决策和评价作用。您认为,要想真正做到学术独立,国外有何先进经验可以汲取?

洪成文:发达国家的大学在学术委员会的建设上,主要有三点经验:第一是良好的议事规则,明确的程序规定是学术委员发挥作用的基础;第二是良好的配套法案,对于行政干预,或者强行干预学术委员会的行为,有有效的约束机制。这里有美国大学教授会撑腰的一面,也有大学学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和校长进行不信任投票的权利。在美国,有好几位大学校长因不信任投票而下台,就是例证。第三,学术委员会固然每校都有,但是实际操作是不同的,从来没有完全一样的学术委员会。社会上流传的“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治校,普林斯顿董事管家”,也值得我们思考学术委员会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当成冬青蹬着平板车,拉着自己的家伙事儿,离开燕大校园时,广播里正播放着学校对他除名的决定。在校门口,一个女生问他,“你的补习班在哪儿开啊?”成冬青眼睛一亮,理想之路由此开始。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黄晓明饰演的这个角色原型是新东方的俞敏洪。当初,老俞的理想是为中国教育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教育,把教育培训产业做大。第二是建一所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
 
第一个理想俞敏洪已经实现了。在新东方拿到营业执照将近20个年头的时候,他正在实现第二个理想。俞敏洪最近宣布,他已接手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并担任理事长。
 
当着记者的面,俞敏洪说自己不怎么喜欢《中国合伙人》。但不可否认,因为这部电影,俞敏洪的理想之路开始被等同于中国梦,“留学教父”的梦想甚至激励着留学群体之外的年轻人。俞敏洪的铁杆粉丝因为成冬青而成几何倍数递增。
 
在中国办一所真正的私立大学,这个理想如何实现?对老俞而言,新东方20年的奋斗史积累下来的,到底是经验还是负担?他曾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希望的石头,而功成名就之后,不那么绝望了,他还能否重燃梦想再创奇迹?
 
11月1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俞敏洪。
 
 
耿丹学院:荣誉的陷阱还是一个新的新东方
 
 
俞敏洪雄心勃勃,他用演说式的长篇排比句来阐述接手耿丹学院的意义。不过,新东方内部人透露了一个细节,那个学院“如果哪个学生去阅览室读书,会遭到同学的嘲笑”。
 
在老俞接手之前,耿丹学院可以说籍籍无名。中国的独立学院总体而言口碑不好,生源、学风广为诟病。这里的学生,与老俞初创新东方时面对的那群孜孜以求为出国拼尽全力的年轻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学生。
 
教育界人士普遍不看好俞敏洪的选择。有人指出现在时机不对,在中国整个民办高校衰退、收缩的大背景下办大学,不明智!
 
有新东方内部的人也不看好:一个三本学院,学生质量差,净是纨绔子弟,会砸新东方的牌子。
 
耿丹学院虽然令他周围人“绝望”,但俞敏洪眼光不同,“这是所很好的独立学院,起码在300多家独立学院排名中,居于五六十位”。
 
俞敏洪办大学的理想从未熄灭。他曾想办新东方大学,在北京郊区看中一块地皮,可土地许可证一直办不下来。
 
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寻觅现成的大学。这10年来,他去过几十所独立学院或二级学院讲学,每次演讲完,他都要参观校园,与校领导接触。
 
不过,这些民办高校的当家人都是嗅觉极其灵敏的商人。他们一感觉到老俞的“有兴趣”,就开始主动喊价,5亿元、10亿元的都有。他们急切地要把学校出手,在这位上市公司老总那里卖个好价钱。
 
而耿丹学院的创办人与众不同。她把耿丹学院拱手送给了俞敏洪,只希望老俞继续投资,实践他的教育理想,把这所学校做大做强。
 
“这是一所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大学,我想如果我自己投入几个亿再去造一个新校园,为什么不把这个钱拿过来把耿丹学院办成中国最优秀的私立大学呢?”俞敏洪说。
 
现在,新东方的力量已经在介入耿丹学院的教育教学工作。李杜,原来新东方武汉学校的校长被俞敏洪从英国召回来,作为他在耿丹学院的代言人。李杜现在的职位是校长助理。同时,一批新东方教公共英语四六级的优秀教师也已开始在耿丹学院授课。
 
俞敏洪向耿丹学院的学生承诺:“你们交的每一分学费都会用在学校的建设和同学身上,我们个人决不会从这里拿走一分钱,我们只会往里不断投入,请相信我们办学的诚心。”
 
不过,最大的挑战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老俞在5年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我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我觉得农村孩子有着城市孩子所不具备的特质:吃苦精神、坚韧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众疾苦的了解。所以,这个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孩子办的。”
 
他想为条件差但有志气的学生办大学。而眼下,这所学校里的学生一年学费两万元,大多是来自生活无忧的家庭。
 
所以,俞敏洪办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拿出100个名额面向农家子弟招生。
 
“我就是农村来的,在大一大二都拿着国家助学金。”按他的设计,新东方将派出一批有识人之能的教师到各地面试,将高智商、有学习潜力的孩子招进耿丹学院。
 
这些学生不仅学费全免,而且将被俞敏洪的朋友们“认领”。他说“我会要求我北大企业家协会、中关村企业家协会的,像柳传志这样的朋友每人认领一两个学生,不仅要负担他们的学费、生活费,而且要负责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培养,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一旦“教育解救人生”的神经被拨动,俞敏洪就变得滔滔不绝。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是一个“荒谬的现实”。这意味着,不管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他计划要用基金会的方式办大学,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
 
“我会用20年做新东方积累的声望、积累的资源办耿丹学院,我请的老师是柳传志、王健林这样级别的人,就是北大也很难请来的。有了好教师,又有了自信,学生的转变就容易多了。”
 
老俞的目标是,10年将耿丹学院做成二本,20年把它做进一本院校。又一个20年,那时俞敏洪71岁。
 
 
非主流教师老俞:把5B捧上哈佛课堂
 
 
俞敏洪的个人理想无人喝彩。
 
但此时,他的“合伙人”徐小平对记者说,两个数字可以告诉我们耿丹学院的前途,在老俞去演讲前,只有20%的学生去阅览室,现在在图书馆都找不到位子了;过去英语课只有20%的人上,但新东方老师去了后,教室里坐满了人。
 
“老俞抗拒不了这个!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最愿意看到的就是学生的改变。”
 
10年来,当新东方的商业成就让财富圈目眩神迷之后,很多人说俞敏洪就是个商人,媒体更多地把他定位为财富英雄、创业者。而徐小平和王强却通过对他几十年的了解,坚定地认为,老俞骨子里就是一个教师。
 
新东方正在筹备20年庆典。在10年前,新东方的员工还拿老俞的“土”开玩笑。如今,无论对老俞还是“外星人”马云,人们很少嘲笑他们“五官影响市容”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思想以及对草根的关怀,加上行业老大的光环,让他们中年以后已经“不难看”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教师出身,每次谈话都能语惊四座。他们更善于体察社会心理,更好为人师,能耐心地帮助人开解人引导人,让年轻人从绝望中看到希望。
 
让老俞得意的是,今年秋天他在哈佛的演讲又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过去5年,俞敏洪不仅在中国概念股集体遭重创的残酷斗争中生存下来并一路股价升值,而且将“苦B”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捧上了哈佛的讲堂。
 
他给哈佛学子详细解读了“4B Youth”为什么与土豪们有关。“4B”,特指是苦B、二B、装B、傻B。但俞老师说,“光是4B,还成不了企业家,他们能够成为企业家,其实他们有着非常牛B的梦想,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我必须变成一个牛B人,必须变成一个自己能够活下去,同时帮助别人一起活下去的人。最初的起源是很卑微的,但是卑微不等于结局,卑微只是起点,结局在什么地方我们到今天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依然在以4B精神继续做到5B的工作,很简单,这就是土豪们。”
 
也许这句话恰恰能解读老俞办大学的情结。
 
俞敏洪喜欢低起点高水准的挑战:高考考三次,但考上了北大;在简陋的厂房里办出国培训班,率领众多穷酸老师放弃事业单位编制,最终在纽约上市,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富翁。俞敏洪已经习惯了“从绝望的大山上砍下希望的石头”。
 
老俞对认定的事情从不犹疑。他坚信自己20多年积累下来的信誉与能力,必将让未来耿丹学院不会为招生而苦恼。
 
“你不知道吧?民办学校最牛的部门是招生处,因为招来了学生就有了办下去的财源,所有人都为了招生而奔忙。但耿丹学院不会。”俞敏洪的自信,大概来自他一次次从“4B”隐忍着走向“5B”的成功。
 
王强预备在20年庆典中对新东方员工说:“改变命运过程漫长而艰苦,最后能让你与众不同的天分是持续不断的忍耐!”王强带着强烈男性磁性的嗓音,当年曾迷倒无数女生。对这句煽动人心的励志座右铭,也许只有一次次选择5B奋斗的老俞感触最深。
 
 
苦B老板:既让人尊重也让人牙根痒痒
 
 
事实上,当俞老师大踏步奔向他的新梦想时,新东方也在面临内在的危机。
 
2006年在纽约上市后,新东方一下子产生了十多个亿万富翁,又经过七八年时间,不少新东方制造的千万富翁因为投资得力也跻身亿万俱乐部。
 
功成名就的教师大批地离开了新东方。他们脑子里再也装不下学生错误的语法,ETS的出题风格,雅思的解题技巧,出国留学的独门绝技,他们的目标变成了财经板块,脑子里装的都是IPO、投资回报率等等。
 
他们更愿意谈论自己的房产阳台眺望的是哪个景观,哪位国际级明星是邻居,然后是在哪儿移民定居,如何享受生活,去哪旅游度假,把孩子放在国内还是国外。
 
“他真的很苦!”每一个谈到俞敏洪的人都这么感叹。在别人穿越非洲、尽情享乐的时候,他在“穿越中关村”。三更睡觉四肢沉重五内俱焚,七点上班八点开会,见九拨客人,十分辛苦。新东方大厦让他寤寐思服。大家既同情他的苦,也被他折腾得几乎疯掉。
 
“他即使出国探亲,你给他一个邮件他马上就回了,而且指示不断,好像他一直守在电脑前从不睡觉!”
 
如果说俞敏洪擅长从绝望中奋起,但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他还没有被验证特别的成功。
 
在中国的多数大企业里,董事长兼总裁是高高在上的,是一言九鼎的,下属恨不得给领导鞠躬讲话。
 
“这在新东方简直是异想天开!”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在个性老师作为标签的地方,即使思想深处有这个小小心愿,俞敏洪也很难真正实现他的独裁。
 
他是个喜欢事必躬亲的人,即使新东方已经相当成功了,课间他还习惯去替老师擦黑板,电灯坏了他爬上课桌装灯泡,现在,他仍然喜欢从幕后跳到台前,亲自拍板各种公司运营决定。
 
他苦,自己也知道。有时,他喜欢演讲的时候用幽默的语言评价几句,但更多的时候他只能独自品尝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了。
 
“新东方营造出来的苦B文化,让人实在太累了,公司是他的,但我们都成了苦行僧。”有员工抱怨。
 
让人无法忽视的是,俞敏洪最骨干的力量——校长都已经30多岁40岁了。在俞敏洪式的苦B文化中,疯狂地拼了多年的命。他们不缺钱。
 
但他们蓦然回首,发现多年来愧对家庭。“我是像小平王强那样做个投资人,让财富更急速的增长?还是另辟战场,自己创业做老板?我是放下所有,好好享受生活去周游世界,还是带上爱人孩子去国外定居,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
 
为家庭考虑,没有比这更正当的了,但这势必变成迷茫情绪,让其中某些人感到迷茫。
 
不过,记者询问了几位离开新东方出来创业的老师,他们目标却很清晰。已经成为一起作业网老板的刘畅告诉记者,此生认识的最有魅力、最值得人尊重的人,仍是老俞。
 
出来创业的“新东方人”最终发现,自己要成就大事,必须过这种苦B岁月,也给自己设置一个个麻烦,然后逐一克服。他们还是将自己的公司理念打上了新东方精神的烙印。
 
 
牛B的励志发动机:是否能发动250万人
 
 
看过《三个合伙人》,有人评论,俞敏洪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正能量生产者”。
 
最早的新东方精神,最煽动人心的,被徐小平概括为:俞敏洪的苦B故事,王强的牛B故事,以及他叙述的学生从苦B到牛B的故事。
 
这些打动人心的演讲,虽说只是英语考试班的一种辅助教育方法,但不得不承认新东方战胜所有对手成为老大正是得益于这点与众不同。王强就清楚地记得,他刚从美国回来效力新东方的时候,校门口红底黄字的横幅是竞争对手糊上的。“两个月毙掉新东方”。
 
从零到20年,新东方克服了一个比一个更险恶的困难,但它能否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并非大家都乐观。
 
首先,教育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东方最早的学生,都是名校高才,想出国更上层楼的。他们多半没有殷实的家境,也没有从小学英语的环境,所以,从绝望的大山上砍下希望的石头深入人心,能让疲惫的学生热血沸腾。
 
时间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教育却始终没有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状,而金融危机也造成了美国、欧洲实行了宽松的签证政策,想让教育为挽救他们的财政出力。家长们倾尽全力,用几十年的积蓄拼出了一群群的毕业生。接受新东方培训的学员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鼎力支撑。苹果一代,IPAD一族,他们绝望吗?他们有改变命运的紧迫感吗?如果一个学生从小就被动学习,缺乏内在动力,这需要励志大师多少力量才能推动他走向奋斗之路?
 
其次,在线教育席卷全球,新东方面临挑战。
 
新东方一向是高质量课堂的提供者,如果名师教学同时上网,势必影响它以此为生的根本。俞敏洪在很多网络教育的大会上说,中国的在线教育在等待一个老大。而面对这种盈利模式不成熟的教育方式,甚至冒着挤垮传统课堂的风险,新东方到底愿意投入多少银子?
 
柯达早就研制了数码相机技术,却封存了,最后被新技术打倒。诺基亚庞然大物,分分钟就被苹果为首的智能手机取代。新东方的20年,在庆祝的同时也必然面对革命要先革自己命的险境。
 
第三,老师的质量是新东方称王的保障,这个优势能一直保持吗?
 
好老师的争夺战从未停止,小作坊的英语培训在持之以恒地挖他的墙角。俞敏洪说,教育有自身规律,好老师不能成倍复制。比如他在上海开个分校不是从北京全部调人去,而是还要立足本地培养。这是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没法“压模子”。
 
因此,俞敏洪每年要激励250万人次学生的同时,也必须激励不缺钱的老师和校长。给他们什么,才能让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120%投入工作?什么样的正能量才能让他们像自己的老板一样充满激情永不停步?
 
俞敏洪激励哈佛留学生,要有牛B理想,他就是要把自己做成百年公司。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路线问题,出了任何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走回前台。
 
时隔多年,记者再次在两天内见到三驾马车和老俞最得力的臂膀之一新东方副总裁周成刚。俞敏洪与王强、周成刚同岁,月份还小,却最为憔悴。在他的办公室,只觉得事情不断,他的日程表要加一项活动都如此困难。而比他大6岁的徐小平却皮肤粉嫩,精神振奋,小眼儿精光四射。
 
新东方的一切压力,都在俞敏洪肩膀之上。
 
 
中国的私立大学:需要什么样的血统
 
最根本的挑战在于,什么才是最牛B的中国私立大学?
 
一般提起私立名校,人们想到的,是贵族血统,是古老的校史,是诺贝尔获得者做校友等等。耿丹学院离国际通行的私立学校的标准有多远?用俞敏洪的话说“中国的教育资源被国家大学占尽了”。
 
所以,耿丹学院虽然今天的收费依然是两万元一年,但注定是个草根大学。
 
老俞认为新东方是个盈利机构,而耿丹学院以及它一本大学之梦,属于公益系统,两条路线怎么协调?显然,老俞的苦B基因、新东方的奋斗基因不可避免会植入新耿丹学院的DNA链条中。
 
与《三个合伙人》中情节类似,1999年5月美国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些街头市民因痛恨美国而怪罪起英语,关键时刻新东方站出来面对,发表演说。“中国人不能窝里斗!我们要用英文辩论、谈判、谈论真理,不然一辈子都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海归王强这样回忆:“我们鼓励学生们不靠拼爹,不靠外在资源,用勤奋做扎实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能量汇成汪洋大海,必然能激活中国人的创造力,给中国造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观。”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这次哈佛宣讲的成功,恰恰是老俞持之以恒工作方法的明证。10多年前,新东方提出一个口号是,“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前10年,俞敏洪与他的同仁们在斯坦福、MIT等名校自费为国家引回了许多人才,但在国内却知者寥寥。
 
但老俞知道“彩虹行动”的价值,它从未停止,即使他的投资人对利润的要求让整个新东方压力重重。
 
事实上,他去办大学,似乎有一种中国苦B类型的教育家们内在的不服输精神在支撑着——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办成全世界最牛B的私立大学?
 
老俞在哈佛演讲最后的一个段子,被国人在微博、微信圈里疯转。
 
有个家伙跑到梦寐以求的姑娘家里去玩,玩到晚上,姑娘说天晚了,你骑自行车路上可能会不安全,就留在这儿好了。这个家伙说我技术高超证明给你看,回到家他还打个电话说我安全到家了。
 
卖完了关子后,俞敏洪说:“其实中国就是那个想把你留下来的女孩,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将注定孤独一生。”
 
这就是新东方教师与传统老师的区别,人人都说“祖国啊母亲”,而俞老师说祖国是美女。
 
有网上评论说,他是民间的统战部部长。这世上有种东西别人抢不走,就是藏在心中的梦想。俞敏洪说,他已经在海外为耿丹学院招募优秀的大学教师和专业人才了,“现在学基础学科理论学科的人在发达国家找个教职也不容易。”这是他商人嗅觉的一面,但另一面,俞敏洪也承认,大学精神的重要元素有很多种,并不是花重金引进贤才就能解决的。
 
那么,他理想的下个20年,积淀期是否太短?为了梦想,前20多年,俞敏洪一直在勉力前行,无论喧嚣还是冷清,无论身在草莽还是主导上市公司。这大概就是未来他私立大学的血统和基因:从草根奋斗到精英,即便成了精英,都抹不掉那种骨子里的草根精神,为了改变生活、改造中国,糟糕的现实、薄弱的基础,都会在老俞式的5B精神中慢慢变好。
 

 

近年来,我国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大陆人口中男性占比51.27%,女性占比48.73%,而在高校中,这样的比例恰好反了过来,出现“倒挂”现象。为改变这种状况,许多高校近年来在招生录取时设置性别比,导致分数线上出现“女高男低”现象,引起社会关注。

如果你是男生,那么你考取国际关系学院需要668分;如果你是女生,那么你的分数需要715分才能够达到提档线。

这是海南省考试局2012年公布的提前批院校面试最低分数线,这让高考分数702分的张萍(化名)止步于她所钟爱的国际关系学院。
在2012年900多万的高考大军中,被“男女有别”的分数线绊倒的考生不止张萍一个。
日前,国内一家公益机构通过公开网站查阅了全国各地的2013年高校招生计划,并发布了“2013年211工程学校招生性别歧视报告”。
报告显示,在今年的高校招生中,全国112所211工程学校,只有31所不存在性别歧视,约占总数的28%。总体看,有81所占七成以上的211高校,在招生中存在性别限制,其中,34所属于直接违规。报告还指出,有31所985高校存在性别限制,占总数的约79%。
“建议女生报考”、“女生比例不超过15%”、“仅限男生”、“建议女生慎报”……这些都是高校招生中个别专业的限制,也是被报告认为的“性别歧视”所在。
一方面是对高校校园“阴盛阳衰”日益严重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对“男女生入学平等”、“消除录取性别歧视”的强烈需求,二者是否冲突?又该如何平衡?
 
无奈之举?
目前,许多高校已经纷纷开学。今年参加高考的912万名考生,75%可以升入各类大专院校。在这些获得升学机会的学生当中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性别歧视”,而与自己所钟爱的学校、专业失之交臂?目前尚无统计。但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公众一定程度的关注。实际上,在2012年高考结束后,就一度成为热点话题。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被曝出提前批小语种在京招生中,对于男生和女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文科的男生分数线为601分,女生分数线为614分,女生比男生高出了13分。
此消息一出,便引发了广泛热议。有观点认为,“男女有别”的分数线是性别歧视,会减少女生的录取机会,侵害了女生权益;有人则认为,这是为了拯救中国高校的“男孩危机”,属于无奈之举。
男女生分别划线这也并非个例。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也曾因在小语种专业高考招生中区分男女设置分数线,引发争议。而国防生、公安等院校招生存在“男女有别”更是由来已久。
这些差别使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程序管理员吕频,于2012年与律师黄溢智一起,向教育部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2012年的高考招生中教育部批准了哪些高校的哪些专业可以限制男女生录取比例?依据是什么?”
教育部在同年8月22日回复道,“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满足某些工作或专业领域的人员培训需求,“一些大学可能会适当调整男生和女生的招生比例。但是学校需在招生章程中予以明示……”教育部的回复以一句友好的敬语收尾,“感谢你对教育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支持”!
同年8月30日,4名女青年在广州文塔下公开剃光头,抗议多所高校按性别划分投档分数线。第二天,亦有3名公益人士在北京响应剃光头。
随后,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发起更多针对高招性别歧视的活动:一再申请信息公开;发出致教育部的公开法律意见书;组建高考性别歧视律师团;致信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关注等。
2012年10月15日,教育部在给北京众泽妇女咨询法律服务中心的信息公开答复中表示:“目前高校有三类专业可以确定男女比例招生,分别是:特殊职业(军事、国防、公共安全)、艰苦行业(航海、采矿等)、为性别均衡的专业(非通用语种、播音)等。”
公益人士的这些行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
2013年5月22日,教育部公布《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其中,“杜绝录取歧视”也被写入新版规定。
教育部强调,高校不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生或者提高对女生的录取要求。新规指出,除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一些学校的招生简章,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多所高校在今年的提前批小语种招生中已取消了预设男女生性别比例。
今年高招录取结束后,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语言类高校均表示,招到的男生数量有所减少。而去年曾备受争议的中国人民大学,今年小语种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也不再“男女有别”。男女生实行统一分数线后,人大小语种今年在京共录取了14名考生,只有3名男生。
北京语言大学招办主任林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在往年招生计划为30人的情况下,能录取到18名男生,而今年只录取了13名男生。
“由于在录取过程中男生的分数会相对低一些,没有了男女生比例限制,也使得高分女生能最终被录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录取分数线。往年,北语小语种录取分数线只高出一本线十几分,而今年则高出了50多分。”林方说。
然而,据妇女传媒监测网络—— 一个基于北京的、为妇女权利工作的民间组织的调查显示,在全国112所211高校中,仍有81所在招生中存在性别歧视。
 
职业专业的性别隔离
长期关注公安院校招生性别歧视问题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荣维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安院校女生比例偏少的状况,反映了职业和专业的性别隔离。
她举例:2012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本科共招1840人,女生214人,占总数的11.63%;其中,文科各专业共招501人,女生86人,平均比例为17.16%(最高专业为21.81%);理科各专业共招1339人,女生128人,平均比例为9.55%(最低专业为5%)。
荣维毅说,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传统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传统原因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女警察不如男警察有用、勇敢;同时,现实方面女警察的工作领域会有一定的限制,在就业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
吕频所在的民间组织调查发现,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在许多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相关的院校和专业中,以及一些艺术类院校的表演、导演、摄影等专业中,性别比例的规定依然存在;而中国矿业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等高校的采矿、航海等专业,则限定只招男生。
吕频介绍,这类规则影响到了一大批分数较高的女生。但这些女生却很少愿意公开自己的信息。
“这些孩子大多默默地改变她们的专业或大学,在入学后也选择对此事一言不发,她们的父母也劝她们不要再找麻烦。”吕频说。
这为相应的维权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现在已经有包括自己在内的5名律师愿意提供义务帮助,但反性别歧视诉讼的进行在中国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没有原告,由于中国人普遍不喜欢打官司,真正愿意站出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权益的原告是极少数。
其次,这种诉讼未必能得到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可能面临立案困难,甚至会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阻挠。另外,一旦这次有一起反性别歧视的诉讼胜诉,那么将会对我国的教育系统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也是该类诉讼必然会遭受来自各方巨大压力的原因。
 
高校“女儿国”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大陆人口中男性占比51.27%,女性占比48.73%,而在高校中,这样的比例恰好反了过来,出现“倒挂”现象。
据统计,1957年,全国普通高校的本专科学生中,女生占总数的23.2%;1980年,恢复高考3年之后,女生仍只占23.4%。而从1995年至2004年的10年间,女生比例由35.4%上升至45.7%。2007年更是一个转折点,新入学的女生比重首次超过男生,达到52.9%,此后保持继续上升的趋势。
女生日增,男生日减,并非女生在升学时得到了照顾,而完全是由于女生成绩好,男生竞争不过女生。
据中国校友网不久前发布的数据,2000年至201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高考状元”中,女生522人,占总数的51.84%;男生485人,占总数的48.16%;而且“女状元”占比还有持续上升趋势。
“明年我一定要多招一个男生。”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硕士生导师对法治周末记者无奈地说。他曾经带过一届9个硕士生,只有一个男生。
每年的研究生招生阶段,学院的几位导师就为稀缺的男生生源展开“争夺战”。这位教授对此感触颇深。
他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已经让他困惑了很久。“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带过两届学生,没有一个女孩子。我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这个变化就慢慢产生了。”
“以前我在招生时一直有意控制着男女生的比例为一半对一半,但这个防线已经被冲破了。我有两届研究生都还是三女两男,这一届是四女一男,上一届是五女一男。”
“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是发生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传媒大学新闻系,女生上线人数居多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他坦言在担忧的同时也只能接受女生越来越多的现实。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中国传媒大学早在2011年时考虑到女生人数比男生多,为缓解女生的如厕矛盾,将教学楼部分男厕改为了女厕。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04年女生占本科生总比例的43.8%,到2012年时上升到49.6%。
在硕士科目中,女生在2004年占44.1%,到2010年上升至50.3%。2010年博士研究生中的女生比例超过35.4%。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测试与评价研究所许燕教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出现高校里女生多的现状,是因为现有基础教育体制更有利于女生脱颖而出。“女生好静、勤奋,在当前以记忆为主的考试模式中更容易胜出;同时,女生对偏重于形象思维的文科更感兴趣。”
但拿就业形势而言,女生的形势却远远不如男生。
吕频表示,受教育并不必然与特定专业的就业挂钩,教育的问题应该回到教育本身来解决,如果只是为了顺应就业市场,则是把就业歧视延伸到教育歧视,这事实上就是以就业困难为由来限制学生受教育机会,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抵制教育歧视。
频说,出台报告就是希望告知公众,歧视不能因司空见惯而合理化,法律和政策不可为歧视背书,平等原则的检验没有例外。
 
“男孩危机”待破解?
近些年所流行的“男孩危机”为这种性别差异的设置提供了合理理由。知名杂文家鄢烈山就曾表示,他并不认为在高考分数线上设置性别差异是一种性别歧视,在如今这种偏重死记硬背的高考制度下,男生相较于女生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因此在录取时向他们适当倾斜是合理且必要的。
然而,这些为录取分数男女有别辩护的说法,在包括吕频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并不具有说服力。
对于性别比例协调的说法,吕频认为,如果因为小语种专业女生多男生少,需要通过录取进行协调,那么理工科专业男生占多数,是不是也需要协调?她认为性别协调并不能成为设置录取分数差异的合理理由。还有人认为这种性别协调是不必要的,让男女生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发挥专长并没有什么不好。
一方面是教育部的明文规定,另一方面,是高校办学、市场需求存在困境,设置性别比例招生究竟是否合理,改革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受访学者表示,这是一个长期制度建设的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打破计划录取体制,实行基于自主招生的多元评价体系。他说,在计划录取制度中,人们的公平观就是“分数公平”。大学的招生自主权也是有限的,最多只能在计划上做一点点文章。
这样的招生制度,结果是大学招生标准单一,大学办学千校一面。要让大学在招生中招到适合自己办学定位的学生,能自主地根据生源情况,调整评价体系,就必须推进大学自主招生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熊丙奇建议,教育部门应该明确特殊行业、特殊专业的标准,告知公众为何这些行业和专业比较特殊,需要限制男女比例。
比如小语种专业,如果教育部门和高校,在招生时明确告诉考生,该专业现在的培养情况和就业需求情况,考生完全有可能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理性选择。
如果学校告诉考生,本校小语种专业共有50名学生,全为女生,当年毕业的学生有10名,有5人没有找到工作,用人单位对男生有旺盛需求,结果可能是女生们会慎重选择。可问题是,这些信息没有人告诉学生。学生们从高中选择小语种专业时,就缺乏信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