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古迪如南冰川，用20年前拍的照片和今年夏天的照片一对比，冰川退缩约300米。
——昔日茂密翠绿的沼泽退化严重，只剩下不连续的斑秃状，有的甚至逐渐干旱沙化。
——深幽的湖泊，只剩下干涸的湖底。
——以前湍急的河水现在变得很浅，大部分河床袒露出来，漂流的船很多时候只能拖着前进。
——骑着摩托车放牧的牧民和大群牛羊，将昔日少有人烟的地方变得热闹起来，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
这种感觉，杨勇将之形容为“揪心的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20年来，杨勇用脚丈量着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用眼睛扫描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其实，对杨勇来说，不需要照片作为记录的载体，“我所看过的都能记在我的脑子里，清清楚楚”。
“不可想象不去野外科学探险的日子”
漂泊得太久 是否就更加坚强
路走得太远 是否真的不会受伤
常在我梦中出现的 是谁的脸庞
常在风中颤抖的 是谁的忧伤
年轻的心 已背不起沉重的行囊
何时才能找到 生命中的海港
茂密的黑发，满脸的络腮胡子，棱角分明的五官，中等的个子，看不出牌子的夹克衫、牛仔裤和休闲鞋，杨勇在人群中一点儿也不显眼。
一支接一支的烟，暴露了他不适应这个喧嚣、浮躁、忙碌的城市的潜意识。只有谈起野外和一次次的科学考察，杨勇才能稍稍兴奋起来。
“我不记得细节和故事，我只记得我需要的自然要素。”这个汉子说话很慢，时而有些口吃。对他的采访经常冷场，而且常被他手机的铃声打断——他手机固定为户外模式——这铃声不是一般的响。好在周围忙碌的朋友时不时开口救场。他们都很了解杨勇。
多年的老“漂友”税晓洁这样形容杨勇：“他是一个我敬佩的科学家朋友，勇敢、智慧、宽容、理性，却又低调。没有知识分子惯有的酸腐，却有着民工般的质朴。不在乎他曾经漂流长江、雅鲁藏布江等英雄壮举，而在乎他对生活的态度、对科学的理性思辨。他常年行走在江河，对长江生态有着执著的关注。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真正的学者。”
故事追溯到21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被长时间禁锢的中国人开始有了户外探险的欲望。那个探险启蒙时代，尧茂书等人的“长漂”留给人们挥之不去的记忆。
1985年，在四川攀枝花矿务局从事地质环保工作的杨勇考察漂流长江上游，是这个在部队长大、从小就爱好冒险的汉子第一次走出去。
1986年6月，为了抢在美国人前首漂长江，四川地理学会组织“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首漂长江。15名壮怀激烈的主漂队员，只有杨勇具备专业环保知识。11月，“长漂”成功，“长漂”勇士被誉为“民族英雄”，备受瞩目。
被视为“盆地因循”的四川，因为“长漂”的蜀中健儿而打破。
在耀眼的光环下，长漂队员各奔东西。只有杨勇，一次次打起背包，全程漂流了长江、雅鲁藏布江，徒步雅砻江和金沙江全程，几乎走遍整个西藏。
“我几乎每年都要去长漂遇难者当年牺牲的地方祭奠。他们的亲属都没法儿做到，我有这个便利条件。”每次去了，滴酒不沾的杨勇都要带上酒，清掉纪念碑四周的杂物，用红油漆仔细地描一遍纪念碑上的字。
“这次一定要跑遍三江源和西线调水工程的规划区域”
在路上
让我们把风溶解在血中
走出嘈杂的城市
走向广漠的山河
接受灵魂的洗礼
在青藏高原跑了这么多年，杨勇自认对高原生态要素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青藏高原作为我国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众多山系山脉的集结地，它的环境演变是众多江河上游生态退化的重要制约因素，而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青藏高原可能将面对冰川退缩、雪线升高，江河上游内陆水系枯竭，大地逐渐沦为沙漠，而人类的不良活动将加快这一命运的到来。这种生态衰变过程也许自然演变需要100年时间，人为的恶化10年就可以达到。现在，高原生态环境存在人为恶化的现象，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对西部的水资源、能源的开发强度很大，对中国的生态命脉提出严峻挑战。对目前西部的水电开发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我并不是持强烈的反对意见，而是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之前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论证。我也希望能把自己多年来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所进行的实践与调查结合到西部大开发中去。”
今年春天，杨勇幸运地申请到了国际环保组织“保护国际”的“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项目的两万美元，召集了7个志愿者——杨勇的老漂友杨西虎、税晓洁、徐晓光，摄影师耿栋，杨勇的同学李国平，杨勇的忘年交、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刘砚，杨勇的儿子、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学生杨帆。7月5日，他们打包出发。
这次的目的地是长江三源的当曲、沱沱河、楚玛尔河，还有大渡河源、雅砻江源以及黄河源、金沙江、通天河相关江段。“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都在发达地区，调水区的水量比较丰富，现在工程都已经开工了。西线是江源区，是中国的生态高地，是未开发的处女地，地质情况复杂、生态系统脆弱，又涉及到藏区的发展和藏民的信仰。如果在这儿调水，涉及的敏感问题比较多。长江源头我1986年、1993年去过，20年过去了，想看看那个地方有什么变化，求证一下生态环境是在退化还是在进化，在长江源区到底有多少水可调。”
杨勇此行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
第一站是三源中水量最大的当曲，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科考人员唯一没有进行全程漂流考察的水域，其难度在于它发源于唐古拉山北侧，进入当曲后形成上万平方公里的沼泽水域，网状水系极为复杂，流经数百平方公里。这样的地质状况，进入其中非常困难。
去当曲的柏油路、碎石路已修通，汽车直开源头附近的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查旦乡。这里几乎没有冰川，也无泥炭。北边有唐古拉山来水，源区山前沼泽湿地特征明显，很多一二百平方米的小湖，水深十几厘米。近几年，这里定居牧民4700多人，密度很大，建起干打垒房，牧民们都是摩托车代步，成为一景。
7月13日，8个人的队伍分成了漂流组和接应组，漂流组把一些行李都精简到接应组的车上。放船，5人漂行。沿途很多小支流干得露出河床，一些小水洼干得见底，沙化出现，旱象渐重。一半以上的湖泊和当曲水网已经同长江水系失去联系，成了独立的小水荡。大比例地图上曾是沼泽湿地之处，已成荒漠。草场稀疏，当地的藏民说雨少，牧草长势差，草下沙质层很厚，单个家庭须占很大面积才够放牧。水小，头两天一路拖船。当曲右岸10公里远，大湖错江钦、尼阿西措因无水源注入而成为内陆盐湖，湖面盐晶闪闪。有几个湖完全干涸。考察队漂至中后段，布曲、前庭曲汇入，当曲水量才大增。到达通天河口，沱沱河从此汇入。
考察队漂流到当曲下游的巴茸狼纳峡谷，意外看到一幅从未见到的美景——垂高150余米的泉华台，一种阶梯下落的水景观，其规模及观赏性极为罕见。
抵达姜古迪如冰川，考察队发现过去运动缓慢的冰川，现在运动速度加快，冰积物被前推，纳钦曲河两翼出现了很多冰川型泥石流沟，形成黑石滩。杨勇说，这些迹象表明，20年来，冰雪消融加重。
考察队爬到海拔近6000米的地方，拍下广角的冰川画面，发现以前的冰塔陵、冰蘑菇全都没有了。原以为这里是无人区，结果已设立西藏那曲市安多县马曲乡第六行政村。离冰川不过千米，便有一家人。前两天，棕熊进户寻食，砸坏门窗、损毁用具。
跑完当曲和沱沱河，杨勇坚持一定要把楚玛尔河源区跑了，认识才全面。“当曲和楚玛尔河目前都没有水文站，沱沱河只有汛期水文站。”楚玛尔河源头在可可西里保护区腹地，进去须得国家林业局的批准。此前就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测绘队因手续不齐被赶了出来，罚款、扣车。
等待批准的过程漫长而艰难。杨勇一行吃住往返于青藏线上几个保护站：五道梁保护站、索南达杰站、不冻泉站。考察队虽和站上的人处得很好，也要天天催可可西里保护局局长才尕。
杨勇请《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协调，天天开车去有信号的五道梁上打手机。那地方离他们驻扎的五道梁保护站有40公里，风大得不行。
才尕终于接到放行电话，杨勇他们才向楚玛尔河源头进发，果是无人区，不见一人。天天陷车，两辆越野车相互拉。开进约300公里，到海拔5000多米、离源头还有40公里时，一车烧坏离合器，一车深陷泥潭。他们决定不管车，就地扎营，徒步探源，专看有代表性的地下水渗出点。
考察队爬上一座红石山，湖泊支流尽收眼底。从西经乌兰湖泊群过来一条支流，其河床特征与沱沱河、当曲迥异，不呈网状，而是一股，水量不大。水源主要来自昆仑山冰川，冰川规模和各拉丹冬旗鼓相当，形成大量湖泊群。由于水系流经红色砂页岩，河水四季发红，地下水渗漏点较多。渗漏水主要流入湖泊，而湖群与干流无水系联系，雨季丰水期湖水才能进入楚玛尔河。
昆仑山以南，仅此一条外流河，此前考察队见过不少河流，但均流入湖泊。杨勇说：“这样的水量，不排除最终楚玛尔河脱离长江水系，变成内陆河的可能性。”
楚玛尔源区生存环境恶劣，生物链脆弱，稀少的植物中，只有野生植物红景天成了主群落。水中，除了卤虫，鱼都很少。湿地边沿可见到少许老鼠。鸟很少，库赛湖畔能见到鸟类，但远不似沱沱河、当曲每天清晨可闻鸟鸣。可可西里显得很宁静。
也有令人鼓舞的景象，野生动物保护见了成效。在索南达杰保护站，竟然看见数百只候鸟排成几个人字南飞，十分壮观。保护站的人说：“起码近十年没见过这种景象了。每天，都可看见迁徙的藏羚羊，看得不爱看了。”
如果真的调水……
一切都会逐渐成为，
无以回复的纪念
西线调水工程一、二、三期调水枢纽均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横断山和巴颜喀拉山的过渡地带，涉及长江上游流域的干流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大渡河等主要水系，集水来自这些水系的源区，面积大约30余万平方公里。高原面海拔高度为4300～5000米，是青藏高原中高原特性表现最突出的地区。这里成为世界上多条大河源头汇聚的地方，其中就包括长江、澜沧江、怒江，这种大河共源现象在世界上极为罕见。
但很难想象的是，这么复杂的地质背景，还没有进行过全面的科学考察，在南水北调西线规划中也没有涉及到这些江河源区的科研论证。
100天考察下来，杨勇说，结论很清晰：
三江源地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能力日益下降，近年来持续干旱，加速沙化的现象非常突出，随着第四纪冰期的结束，可以预见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演化过程是干旱——荒漠化，冰川、雪线消融——地表水断流干涸——荒漠化扩展——沙漠连接成片。西线调水工程可能会打破这一区域本来就很脆弱的自然平衡，加速这一演变进程。
长江源区高原沼泽普遍退化：沼泽边缘带不同程度地退化为高原草甸，完整的草沼体退化为块状草皮，喜干旱植物侵入。唐古拉山南北两侧，许多斜坡上的沼泽已停止发育，泥炭地干燥裸露。沼泽的退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冻土的脱水。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淹没区是中国主要鼠害区和鼠疫高发区，水库淹没后，各种鼠类将大规模向库岸和高坡地迁移，会引发鼠类急剧繁殖，破坏新的草场。
大多数冰川呈退缩状态，即使唐古拉山主峰带的大型山谷冰川群亦如此。沱沱河源姜古迪如和尕恰迪如两大冰川群的大型山谷冰川群的山谷冰川呈放射状伸向谷地，冰川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的有6条，呈退缩状态。
澜沧江、怒江、长江占世界大河水量的19%，现在建设了不少频频截断水流的水电站；如果将来要调水，这些水电站如何维持后续发展？而且很多地方目前看似不缺水，但随着发展肯定需要更多的水资源，一旦调水，这些地方如何发展？
在唐古拉山脉近年来发现多金属矿带和油气田资源，随着青藏铁路的修通和延伸，该区域可能面临矿产开发和旅游产业的发展。这势必影响到地表水源，冶炼同时又会带来温室效应和环境污染。
西线工程三期调水枢纽工程建设地均位于交通不便的高寒地区，工程施工前，势必要进行大规模地质勘探和三通工程建设，并且要保证工程所需的大型机械设备，大量施工人员将进入道路和场地，而这些道路和场地在工程完工后均无利用价值，不仅给环境留下创伤，也浪费了巨额投入。而且三期调水枢纽要建设一系列的水库群和长距离大断面输水隧洞，将产生大量的工程岩土弃碴，如进行合理处置要占用大量的草原谷地。公路的修筑、电力的进入、大型机械的开进，大量施工队伍的驻扎活动，巨大的爆破、开挖，将使这里脆弱的环境面貌彻底改变。
藏、羌、回等民族信奉宗教，视山水为神山圣水，如建设中留有后患，处理起来极为复杂。另外，本地区民族间的草场纠纷、格斗事件时有发生，不稳定因素较多。
“凭着80块钱的帐篷也敢闯三江源”
使我心绪不宁是你的眼睛
使我心绪不宁是你的心灵
使我心绪不宁是你的身影
使我心绪不宁是你的声音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考察队凭着80块钱的帐篷、普通的军大衣，克服了恶劣自然条件下的困难险情，圆满完成了科学考察任务，安全归来。
“好品牌的帐篷好贵，几千块钱一顶!我长期在江源工作，我知道一种藏族的简易帐篷，很好使，操作也方便。但谁也想不到，等我们到青海玉树的时候，竟然没有买到。因为一再强调实惠，所以我们买了两顶80块钱的帐篷。后来发现这种帐篷风大就搭不起来，也不挡风，下雨漏雨，撑起来也不大，晚上大家都是蜷缩在里面，就像舞蹈演员那样。”
队员徐晓光描述了帐篷带来的折磨：“不可想象，我们搭建一次帐篷就要用去两小时。在当曲源头扎营时发现一个重大的失误，帐篷的支杆没有带。环顾四周，百里之间没有一棵树木，好在菩萨保佑，不远的山冈上有一个牧民的帐篷。两个大学生去求救，牧民带来两根木棒前来帮忙，木棒的开价是每根30元，当时还有些嫌贵，后来的旅程中，才意识到这个价钱是多么值得。也怪，到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任何藏民了。”
考察队资助单位之一《华夏地理》的主编李永适到青海参加首届中国三江源国际摄影节，跟杨勇说，有什么困难就说。杨勇就实话实说，要帐篷。李永适买了两顶送了过去，终于解了睡不好觉的难题。
吃饭是高原给他们的另一个下马威。“这次带的汽油炉也是一个失误，以前我是用液化气罐，我们一个队员说汽油炉很好使，火力很强。可能是汽油脏，把管子堵了，火很小，没做好一顿饭，没烧开一壶水，遭大罪了。”
高原上白天烈日暴晒，酷热。全队未带净水剂，守着江水喊渴。口渴成了刘砚“最深的印象”。“怕拉肚子搞垮身体。一壶水大家分享，每天人均饮水2两。”有队员将所带的新加坡产爽液，每人嘴里滴一点，风油精般润口。杨勇说：“当曲河附近都是沼泽，沼泽里的水，腐殖物多，还有动物的粪便，发臭有毒，一定要找到清水注入的地方或死水潭取水，烧开才能喝。”
一顿饭做两三个小时，最晚的一次到晚上1点才吃上半生不熟的饭。这样的情况，擅长川菜的“大厨”杨勇怎会有用武之地!
“后来，在玉树重新买了液化罐和液化灶，做饭烧水很快，生活才得到改善。”生活再改善，也是一天只吃一顿晚饭，中午卸炊具做饭麻烦，耽误时间。白天靠几块压缩饼干加一个苹果撑着。以致徐晓光划船到正午时分，饥肠辘辘，脑海里常常出现一两只烧鸡的影子。
唯一的一顿饭大多是这样做出来的——在暮色中找个背风的地方安顿下来，刘砚气喘吁吁打来清水，穿着军大衣的“大厨”杨勇开始做这一天的第一顿饭，切菜配料，烧菜炖肉。大家知道，和杨勇这家伙在一起的最大好处就是做饭不用操心，总能吃到有滋有味的正宗川菜。杨勇的好厨艺，也时不时用来答谢给他们提供吃住、拖车帮助的人们。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杨勇偏爱洋葱，所炒饭菜必放，这样的后果便是途中放屁已丧失个性——一律洋葱屁。
一天只吃一顿饭，让陪伴他们去可可西里的两位向导——可可西里管理局森林分局副局长罗延海和索南达杰站站长赵新录——很不适应。
9月16日，考察队从可可西里五道梁站，出发去索南达杰保护站。“大伙没有吃早饭，杨勇也没有让大家吃早饭的意思，可罗局长也没有吃早饭，'杨大勇’这才让'刘大砚’到车里拿出几天前在沱沱河买的烧饼和袋装咸菜，索站提供开水下烧饼，就算是我们很丰富的早餐了——这才上路。”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队伍不需要人陪，让人与我们吃苦受难我们会过意不去，加上我们队伍里不搞'争胃病冠军竞赛’，将会有人得更危险的病——失落症。”
“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大砚’发苹果和压缩饼干给罗局长和赵站长。赵站长问这就是中午饭？我解释道，我们这个队伍从来就不考虑吃中午饭这档子事，谁先得胃病将是这支队伍里最光荣的冠军。”
到了库塞湖，碰见国家测绘局西安测绘大队的同志。“六七台丰田高档越野车，大型牵引车，好几顶军用帐篷，一看就是国家队的'正规军’。罗局长带着我们上前问候，测绘大队主动提出准备简便的午饭，这可把我们乐坏了。测绘队的领导与我们聊天时说：以前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寒酸的人，见到你们才知道天底下还有更寒酸的考察队伍。”
李国平的日记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
11月5日晚上，采访结束，去吃饭，绕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韩国烤肉。点菜时，一个朋友说队长肯定得吃主食，就点了石锅拌饭、炒年糕、葱油饼、火锅面等若干主食。坐在旁边的杨勇以飞快的速度干掉了一个石锅拌饭、一碗面，然后又“不辞辛苦”地到炒年糕的盘子里找年糕。“经常在野外，饭量很大，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顿饭什么时候才能吃上!”
“高原对我永远是诱惑”
燃烧的太阳烤炙心灵
雪山和蓝天格式化大脑
山谷的回声净化魂魄
厚重而古拙的高原
亘古地神秘
离楚玛尔河源头40公里处两辆车都无法行动时，有一阵大家都很慌。无奈之下去拖那辆陷进泥潭的车，没想到还真拖出来了。队员们兴奋地拥抱，大叫。杨勇冷静地拒绝了他们的拥抱，“我其实心里也很高兴，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大家对这些装备有些依赖。我最好的装备是我的双腿与双眼，我只有指南针、地图之类，没有登山鞋、野外专用服装之类的，那是发烧友们用的。对我来说，去趟高原就像去另外一个城市，在城市里穿什么，到野外也穿什么。”
“在野外我从没有恐惧感，只有冷静。但并不是说我不敬畏自然，我把我每次的逢凶化吉解释为自己敬畏自然带来的好运。我们在野外呆，一定遵守自然规律，每天我们都把垃圾焚烧或者带回去。”
尽管每次探险活动都会受到经济的困扰，但杨勇还是要出去，探险不是目的，科学考察才是关键。
杨勇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呆在家里，在家最长也就呆四五天。“过年时我不在家，今年我肯定不在家，冬天要去看看源区的封冻情况，特别是将来调水会不会产生凌汛。”
杨帆透露说，只要安全，妈妈都会支持他们的探险。
“我几乎没有都市生活，不喝酒，也不像成都人那样喜欢泡茶馆。在城市里我是很孤独的，每天看到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信息，也还是产生不来激情。城市给人的感觉很浮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远，城市空气是污浊的，城市管理水平也不高，我这次回来不到半个月，开车罚了近千块钱，好多提示不明显，简直是陷阱，或者交警躲在暗处。在城市里，我多半会困在斗室里苦思冥想，怎样尽快把探险考察搜集的东西迅速消化整理。我跑了这么多地方，拿到了这么多生态环境资料，都是目前国家开发西部所需要的，我所想的是这些成果怎样尽快和现实结合。我老是觉得事很多，时间不够。对我来说，城市只是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高原对我永远是诱惑。”
诱惑的说法有例为证：杨勇的电子邮箱就是西藏的英文名字“TIBET”。上世纪90年代初，杨勇为了补贴自己的考察探险，曾带过一些老外旅游团，所以英文很溜。
因为考察的需要，杨勇把摄影也练得很溜，甚至因此交了不少朋友，风光摄影家查利就是其中之一，还赞助了不少大画幅相机和胶卷。“我摄影的目的性很强，不追求那种风光摄影的唯美，而是忠实记录高原环境发生的点点滴滴变化。”在杨勇看来，手机、相机、电脑上网都是工作的工具，没有任何娱乐的成分。
采访相处的时间里，杨勇总喜欢说“他妈的”、“我操”之类的粗话。后来在李国平的日记里找到了答案：“别看我们在城市里面个个都文质彬彬的，可到了极地野外，我们个个都变得原始而豹性十足，能在极限环境中生存，语言也变得原始不雅，不知是受谁的影响，什么东西的名字前都被冠上'大’字以在野外爽口，也包括人名。”——这就是“杨大勇”“刘大砚”之类称呼的由来。
在称呼上还有一个现象：杨勇总是被他们叫做队长。
“我们都叫杨勇队长，一种亦师亦友的尊称。多次江源考察，杨勇都是队长。你要是也亲身体验了一次极限考验，也会由衷地叫他队长。”查利说。
被儿子杨帆视为偶像的杨勇，潜移默化地给儿子注入了爱好科学探险的细胞。“我这次出去收获太多了，不光是知识上的，还有怎么做人，怎么对待自己应该负责的事情!首先我的性格就变了很多，以前脾气很倔，不喜欢和别人合作，别人的话也不怎么听得进去!这次出去感受到了集体意识很重要，尤其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学会了听从指挥。”
杨帆和刘砚都刚20出头，第一次去这么恶劣的环境。他们的表现得到了杨勇的肯定。“每次他们拍的东西，都是我要的素材。若干年后，他们会很优秀，现在就表现了这种潜质。”
杨帆在手机短信中写道：“我也逐渐体会到了我爸为什么喜欢在野外呆，那种感觉挺放松的。反倒是刚回来那几天感觉有点不太习惯，感觉突然就没什么事情做了，想起在野外的事，好像做梦一样。”
“在高原上冷得发抖，回到城市，又觉得浑身又黏又臭，散发的味道连自己闻见都难受。”结束高原之行的时候，税晓洁回想起1998年雅漂结束的时候，一哥们儿也这样说过。每次从那样的地方下来，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有谁知道民间人士的苦？
向鱼问水，向马问路
向神佛打听我一生的出处
多年来，杨勇一直保持着民间身份，“从我自己的实践来说，保持民间方式其实挺好，尤其是现在的西部大开发给我这样的人提供了更多机会，我感到自己的角色也会受到尊重。当然，国家正牌的科学家也有他们的优势，比如充足的资金与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但也有弊病。就我而言，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更独到更敏锐，更容易达到目标，消极因素会更少一些。其实国家也应该正视这种体制外的积极性。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
1986年长漂的队伍中，有后来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所长的唐邦兴。
74岁的唐邦兴已经退休多年，长途电话那头传来他开朗的声音：“从1986年一起组织中国长江科学考察，到现在我们都认识20年了。那时候他还在攀枝花矿务局做环境地质工作，特别能吃苦，业务能力还可以。到1996年，我们长漂十周年回访，他是队长，我当副队长，回访了很多重要地方，一起呆了四五十天。这时候他业务能力很强，在野外很有经验，危险地带他自己徒步走，吃的不多他就省给队员吃。不光如此，在云南、四川我们一起合作了很多项目。他很勤奋，也肯动脑子，肯写东西。”
唐邦兴说的“肯写东西”就是杨勇每次考察回来后的报告或论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公园构想》、《西藏易贡特大山体灾害的影响和对策》、《雅鲁藏布江生态与环境》、《南水北调与生态变迁分析》、《金沙江河谷生存与发展问题忧思》、《近十年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退化与对策》、《川滇藏三江流域综合开发》等等。
最遗憾的一次是1998年的大洪灾。“1998年8月我们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队经过日喀则和拉孜，那儿到处泛滥成灾的泥石流令我震惊，从缓缓的坡谷中伸出一条条几百米乃至上千米的冲积物，将整个河床阻断，河水又夹杂着泥沙石块咆哮般向下游冲去。公路被冲得没有了路基，桥梁被冲垮看不见桥墩。泥石流以破竹之势，吞没阻挡它的一切。雅鲁藏布江接纳泥石流带来的泥沙，成为泥浆状，江面上漂浮着牛羊、树枝，甚至还有人的尸体。公路上陷着一辆辆重型卡车，有的人去车空，有的司机蹲在车旁，绝望不已。从车上的收音机里不断传来长江洪水的进程：'荆州武汉危急，九江决口，七八次洪峰形成，迅猛直下，金沙江流域普降暴雨，将形成洪峰。’听到这些消息，我心中充满焦急，睡不着觉。早在1998年5月份，我在金沙江巴塘段考察时看到金沙江提前来临的洪水就曾感觉强烈，请随行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回京后通报国家防总：1998年汛情异常，上游洪水凶猛，长江中下游定有大灾，请予关注并作好防范。现在，我有些后悔了，时值长江洪害泛滥之际，我不应该来'雅漂’，如果我这时候置身长江洪灾，对我这十多年来向国家和社会所作的建议和呼吁是多么及时的验证。”
然而，当杨勇亲眼目睹雅鲁藏布江的洪灾情景，又感到雅漂的重要性。“雅鲁藏布江和长江同源于青藏高原，两条江的灾情有同样的特征，洪灾的形成和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是否都与青藏高原的环境演变有关，是否都是人们长期忽略生态保护、过度索取和破坏的一种报复，是否都是江河发育过程中的自然现象？”
最突出的一次是促使国家实施“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1988年，我们徒步考察金沙江，历时4个月，发现长江上游生态形势严峻，就写报告给当时的总理李鹏、副总理田纪云和科委主任宋健。当时我也没有接到直接的回复，但不久后国家就开始实施'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杨勇的神情里有一丝自豪。不过，随即他就摇着头，有点无奈。
大概是因为民间身份，杨勇向各级部门递上去的报告从没得到过直接的回应。而在不同的研讨会上用于交流的学术论文和报告，不知什么时候，变成别人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领导的讲话稿之类。“不过也无所谓，只要我的科学考察结论对社会有用，我就心满意足了。”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动物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方辰印证了杨勇的某种困惑：“1998年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有两支队伍，我是官方这支队伍的，杨勇是雅漂队队长，队伍中有我学生税晓洁、老朋友杨西虎、徐晓光。但我们这边开会说不让和雅漂队的说话，如果说话就要开除。听说他们在派乡就已经弹尽粮绝了，但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没有找到税晓洁他们三个，否则我一定偷偷塞点钱给他们。2003年我才认识杨勇，一见如故，但一直为这件事感到惭愧。”
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围绕着南迦巴瓦高峰形成的马蹄形的大拐弯峡谷，上有以南峰为首的冰雪世界，下有雅鲁藏布江带着巨大水量奔流，神山与奇水的鬼斧神工，造就了一处最为壮观的风景线，被认为是20世纪“地球上最后一个重大地理发现”。1998年，中国政府正式命名了“雅鲁藏布大峡谷”。
这一年8月，杨勇发起并参加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并考察河谷地貌及生态环境，历时4个月，经历了各种超越极限的考验，克服了重重人为障碍——8月28日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9月8日从雅鲁藏布江源头——杰马央宗冰川立碑下水开漂，10月27日漂到大峡谷入口派乡，12月6日徒步穿越大峡谷后凯旋拉萨。但因为组委会与西藏政府沟通不够，很多问题尚未落实，政府将不再介入雅漂活动。雅漂队不仅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和承认，而且，已被西藏政府撤销并准备着手调查追究的雅漂队组委会竟然向全国各新闻媒体发出通知，欲对雅漂进行新闻封锁。沿江各县也接到电话，说“雅漂队”是非法行为，让沿江各县不予接待和协助。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民间科学考察都很难申请到经费。20年来，我都是自筹资金——摄影、写文章、带旅游团、提供生态旅游、资源开发项目的科研论证、咨询策划。这次去三江源花了40多万元，事先我许诺每个志愿者每天100块钱，还有租车的钱，到现在我还欠着呢。”
杨勇现在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而他的工作，就是整日在城市与荒野中游走、考察，通过媒体、研究会、论证会等各种形式，发出关于环保的主张。他笑说自己是“拿自己的钱，做国家的事”。
对于未来，杨勇觉得自己的精力依然很旺盛，呆在城市里简直就是浪费生命，能跑就会继续跑下去，不单在中国跑，还把全球每个大洲的大河都跑遍……
(来源：科学网 作者：易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