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间国际排名75-100名的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其甄选副教授的标准，可作为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经济学家的标准。这是一个依据经济学国际学术评价体系得出的标准
□本报记者 余力
记者：您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言论在媒体发表后，引发了众多
回应，您如何看待？
丁学良：国内的反应，有些是正面的，有些不那么正面。主要分成两个方面，其一是来自民众的，引发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最关心的，是关于学科建设方面的，主要是来自学界的评议。目前我所知道的一些国内经济学家的回应，他们说外行话的水平，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更反映了国内经济学的学科建设，需要有人提出建议，从外边吹吹不一样的风，这在当前十分必要。
至于我的言论加重了民众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这样的后果我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但也不是百分百想到了，应该是界于中间状态吧。民众的反应，原谅我无法经常地关注，没有办法去评价。
记者：国内许多经济学者认为，您的专业是社会学，对于经济学而言是外行，评价经济学家的优劣并不合适，而且，您并没有提出“合格的经济学家”标准，所以，您的言论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丁学良：我的专业是政治社会学，主要研究制度变迁，其中大学制度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大学制度中，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做了专门研究，社会科学中以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评价体系为主要对象。不仅如此，在实际中，我现在仍担任境外大学的学术评鉴人，了解它们如何招聘、评价经济学教师。
我对国内经济学家的评价是基于我的研究和实际经验，依据经济学的国际学术标准做出的，并不是一时兴起的表述。
我国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评价标准肯定是国际化的。通过对我的反驳我才了解，国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人并不知道本学科的国际学术标准!
追溯起来，1978年我已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同一期上还有孙冶方先生的文章，当时我只是大学生，自我感觉很不错。1985年进入哈佛读书后，身边大师云集，才知道何谓学术的汪洋大海，体会过去自己视野的狭窄。现在，20年过去了，还有那么多人犹如当年的我，在自家院子的小池塘里戏水，却认为这就是汪洋大海了。这让我难过。
记者：按照国际学术标准，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对于这个标准，我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国际上有13种不同的方法比较经济学系和经济学家，其中的核心是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介。这是经济学界内部由不同的专家小组用不同的方法论研究出的评价体系。目前国际公认的方法是对专业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进行排名，然后依据在不同等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评价。
我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在13年间，它的经济学系在国际上的排名大约在75-100名之间，在整个亚洲排名最前，以它聘用教师的标准为例，大约比较切合实际。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聘用教师，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刚毕业的博士来应聘，这时他们往往还没有在很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所以只要求他们提交2-3篇他们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并有至少3个成名经济学家的推荐，系里选择排在前列的几位，给一个求职演说(job talk)的机会。这时考察的是他们是否受过合格的经济学训练，是否有学术研究的潜质。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将根据他们是否在像样的期刊上发表足够的论文，决定是否给他们副教授的职位和长期的工作合同。此时的标准是在第一档的学术期刊(全学科的，国际排名15名以内，《美国经济学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等，刊登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在第二档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内，包括学科分支的专业期刊，如《财政经济学学刊》、《人力资源学刊》、《比较经济学学刊》等)发表至少2篇论文。
第三步评定终身教授，这时要求研究非常扎实，要有突出的学术贡献。
我认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经济学家，可以按照香港科技大学评定副教授的要求来衡量。我不是按照国际排名前10位的经济学系的要求，也不是按照终身教授的要求，这样不至于高得离谱，因为我们谈的是华人社会里的经济学家。
记者：看起来，这个标准并不是那么高，为什么您说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丁学良：这很容易判断，根据国内学者在像样的期刊上已发表的论文就可以知道。许多人不服气，也有方法可以测试：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文(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我非常希望有人做这样的尝试，如果有好消息，我非常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愿意为他们庆功。
记者：你已对“合格”做了定义，对于“经济学家”，您是如何定义的？
丁学良：许多人认为，经常评论经济问题的人，或者是制定、实施经济政策的人都是经济学家，不仅民众这样看，甚至一些学者也这么认为，这太混乱。如果这样，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也未免太多了。举一个例子，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他也许可以因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肯定不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没有学术贡献。经济学家是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从事经济研究的研究者。即使是做应用研究的，也要求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论有着深刻的理解。
记者：您为什么如此高调地在此时批评国内经济学界？
丁学良：从一些反馈看来，许多人认为我在贬低经济学界，是在争取学科的话语权。事实并非如此，我谈论这个话题，并非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在香港科技大学我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评鉴人，我了解这三大社会学科的进步，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最接近科学，最有可能像物理学那样发展。我研究政治社会学，也需要借鉴许多经济学的成果，
在我进入大学时，国内的学术基础相当薄弱。199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有能力加大投入，在国外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们开始回来，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充分起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开始有了研究和进步的基础，经济学尤其有了更多的资源和可能性，去追赶国际水平。
可国内经济学界的学科制度建设让人失望，浮躁和平乏让人担忧。西方学术界并不是停在那儿等待我们追赶，我们正在失去时间。
这次完全反对我的观点的学者中，有几位是国内著名经济学院的副院长。他们的缺乏反省令人失望。
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制度重建，这是转轨时期最大的挑战，其中大学里学科制度建设是重要的部分。只有在有效的学科制度下，我们的大学才有可能有第一流的学者，才能有第一流的学问，才能为未来的方向提供理论依据，才能在思想层面赢得世界的尊重，这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是经济学的责任，也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共同责任。
(此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受访者审阅)
-读者众议
-2月1日刊载《部分主流经济学者回应信任危机》一文后，本报收到众多读者来信。为充分呈现各方主张，特编发部分来信，以飨读者
当下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经济学家!大凡能称为“家”者，其成果必然是在某一领域“成一家之言”，或是学术观点，或是研究范式，抑或是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应该说这还仅仅是最底线!试问，当今经济学界有人达到这最底线的要求吗？
试看当下经济学界，要么是贩卖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要么是固守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套路，引经据典地论证各种所谓的经济现象!还有的就是“货于帝王家”，成为御用“经济学家”。更有甚者“唯金钱是图”，彻底地变成了商业社会的奴隶!
当前，中国改革又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时代呼唤经济学家，公众也期望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的良知，用自己的知识为最大多数人谋福利。希望中国经济学界“知耻而后勇”，早日诞生出自己的经济学家。
——张献忠，天津
利益集团为什么会找经济学家立言？为什么不找我，让我也有一个“自利”的机会？因为话语权掌握在经济学家手中。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话语权而我没有？因为他们拥有“经济学家”的称号和地位。这种称号和地位又从何而来？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不是在大学任教，就是在公共研究机构任职，一方面这些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赋予了他们“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使他们说的话更具权威性，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公共服务性质也赋予了他们“公共服务”的形象，使他们的话更具可信性。公共服务机构在赋予经济学家“公共服务”形象的同时，也赋予了经济学家“公共服务”的责任，既然收入来自于纳税人，就必须以纳税人为服务对象，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公仆，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位问题。
如果说研究经济学的有了成果，就可以以此为资本自利了，那么政府官员在有了政绩之后是不是也可以以职权为资本以权谋私了？都是拿公共身份和公共权利寻租。说到底，为利益集团代言根本就不是一个“自利”的问题，而是一个“以权谋私”的问题。所以，公众对于经济学家的“公正评论”的要求不是一个“泛道德化”要求，而是一个“职业道德”的要求。
——王鹏超，北京
当代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采用的是西方经济学的路径选择。这种选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可忽略的。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不光有关乎经济增长和市场竞争的经济学，也有关乎大众利益的穷人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而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由于经济人才相对紧张，有效供给小于需求，更多的经济学从业者学习和选择的是事关发展和市场竞争的经济学，致力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对忽略改革发展中的负面问题。由改革和经济发展导向导致的路径选择引发了当下经济学内部从业人员结构的失衡，进而使得改革带来的潜在问题无法被充分关注。
最近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表面上是对经济学从业者道德流失的谩骂和能力不足的不满，事实上，这是一个改革路径选择的困境问题。从“郎顾之争”到邹恒甫的“大多不入流”，是一个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到主流经济学者内部的研究路径选择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步理性化和接近事实真相的过程。
——谭毅，成都
所谓主流或入流，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和标准：其一，科学、真理不识权贵，独立，追求，尊严，自我；其二以人的文明进步、人类的文明进步为大为重。
丁学良教授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首先应当是这样一个大写的人：不但有真知灼见，而且是社会的脊梁——不是富人的代言人，不是穷人的代言人，不是官方的代言人，不是聚众的代言人，而是科学真理的代言人，文明进步的代言人。因此，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赵盖城，北京
难以认同今天整个社会，或者是舆论所营造的对经济学家的压力，尤其是对说实话的经学家的压力，盲从的社会更加让人害怕。
学者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做学术不是政治投机，学者本人更应有一份独立清高的操守。投机政府不对，投机民众也不对。任何真理的产生从来不会依据强大的政府支持或民众数量上的优势而产生。
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更能约束自己的感情，将实情传播给公众，为了长远的利益取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挑起公众的不满，欺骗他们的感情，最终误导他们。企望我们的社会能善待中国少数几位真正的经济学家，为他们营造宽松的环境，不要将任何东西都与道德挂钩。压抑的气氛，泛道德意识形态的钳制，让学者们不敢说真话，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学界可能再也出不了大师!
——翟一达
丁学良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接着《中国青年报》称自己调查有83%的公众支持这一说法。这样的调查，代表性和可信度令人生疑。今天的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同行以外的人要评价，困难多多。假如问网上的朋友，中国有几个物理学家、化学家或者医学家，他们会怎样答？相信再大胆的人，也要回去想一想，不会像对待经济学家这样轻松。
轻松进而轻看经济学家，是中国的尴尬。因为经济问题不是物理化学，谁都可以发言。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似乎变得没有什么门槛，只要扯起为大众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的幌子，就可以发言，而且每发必能得到喝彩。比如，对奢侈品征税、最低工资制度等。
中国经济学家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责任。中国有以官为师、以士为师的传统，不管身处庙堂还是江湖，学者都被要求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与胸怀。诚然，作为一门经国济民的学问，经济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成为显学，经济学家被赋予代表公众利益、为众人指点迷津、引导公众致富、实现社会公平、影响国家政策等责任。在这样的氛围下，单从经济学家的出发点说，为民请命的受人尊重，为穷人说话的得到赞扬，而丝毫不顾这些观点的学理基础和实施后果。坚持科学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的学者，反而遭到公众和媒体的质疑。
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是经济解释。诺奖得主萨缪尔森讲过，说好坏是非，做价值道德判断，科学家与普通人比并没有什么优势。经济学不涉及价值判断，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没有人情味的冷血学问，不算社会科学。恰恰相反，这正是作为一门科学的长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只有不带经济学家的个人成见或者尽量减少个人成见对经济研究的干扰，客观地指明人的行为或现象形成、演变的局限条件及其成本、收益，才能为改进社会提供真实的基础。否则，加入个人成见，人的真实行为被过滤、被误读的几率就增加了，反而不利于向人们提供客观的因果关系。
经济学家的责任所在，首先是把自己的理论基础搞对了。有了真功夫，经济学家不论任职于象牙塔内，还是奔波于滚滚红尘之中，都会游刃有余。当前中国经济学家的最大困难，不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不是利益的追求蒙蔽了真理的眼睛，而是经济学的教育水平还很落后，经济学界的素质亟待普遍提升。经济学界把更多精力耗费在无谓的市场和政府、“左”和右、道德与科学、主流与非主流等的争论上，而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教育、消化、吸收、应用的水平不提高，遑论对经济学的创新!
——田学斌，石家庄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08日 11:24 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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