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入学不久，第一次开全系大会时，钱学森主任给我们同学讲话。他说，他给我们请来几门重型大炮。这是指他为我们请来了几位大师级人物来上基础课，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吴文俊老师上课，板书极美观，边写边讲，极少看讲稿。两块黑板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满了擦掉，再来一遍，就到下课了，时间掌握极准。”
这段话，摘自中国科大力学系58级一位老学长对当年学生生活的回忆文章。许多科大人讲起那段历史，无不沉浸在幸福的回想之中。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不是今人的创新，是中科院当年的领导、科大的创建者们为科大确立的办学方针。正是这一方针，使新建的科大迅速跻身全国名校之列，书写了科大早期的辉煌，造就了我国教育史上奇迹。这些，已经形成了大家的共识。今天，从字面上看，这八个字的概括似与实际不完全准确，但是，它所体现的原则、精神是长存的，并且已经淀积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科大办学的宝贵精神财富。当然，我们在继承前辈留下的这份财富的时候，不能仅仅享用，还应思考，思考其中蕴蓄的规律性内涵；不能只是照搬，还应探索，探索这一方针在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新机制，攀上新的高度。
一
合乎规律的东西，才有生命力。“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之所以赢得成功和赞誉，从根本上，也是由于它在以下两个关键点上，顺应了规律，合乎客观理性。
一是 一流人才的培养必须教研结合、研教互动。
所谓一流人才，不是仅能传承文明之人，一定还要在知识传承的基础上，能在某一问题或某个领域内，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为人类的知识宝库或经济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增量。因此，一流人才的培养造就，仅靠知识传授是不够的，是低效的。正因如此，大学的理念、使命，经历几百年的沧桑进变之后，终于孕育了洪堡思想，诞生出研究型大学。
为什么研究型教育比知识传授型教育能更有效地培育精英人才呢？这是因为，知识有显性及隐性两类之分，书本化的知识只是人类文明结晶的一部分。学生只有参与到创新研究的过程之中，才能深切感受研究者的思维方法、心路历程，从书本上是不易领悟到这些隐含在过程中的经验、情感和智慧的。尤其重要的是，超然于知识之上、体现科学文化最高境界的科学精神及科学思想，更是只有在科学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得到高效的真传。
二是 “所系结合”体现了科学、教育本质的开放性和资源的共享性。
当年，中国科大从提议创建到正式开学，前后不足半年。因此，从师资设备到教学空间，完全不可能有“自己”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提出“所系结合”，像是逼出来的良策，是为解决急需的权宜之计。其实，这一方针正好从深层次上体现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必须遵循的共享、互补、高效原则。特别是科学和教育，都是求索未知、面向未来的事业，开明、开放，资源共享是其本源特征，封闭、割据不是它们的品格。因此，即便在日后，我们科大自己的物质资源极其丰厚了，自己的人才大师济济了，作为一流大学，也不能脱离这一思想的轨道。
二
在一个有限的历史时程上观察，即使是合乎规律的东西，也不一定都能很好地实现目标预期，因为具体的时空条件有很强的制约性。纵观科大这一办学方针几十年的实践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在北京办学的那些岁月，是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最佳黄金时期。当时，教授上完课，书本一夹，就回到所里做实验；学生们在课余、周末，就钻进所里的实验室，给研究人员做助手。那时的工作人员，分不清谁是科大的老师，谁是所里的研究员，事实上，大家也不关心这种“身份”的区别。所系合作交流，真正达到了无缝接触、水乳交融的境界，体现了教学、科研的密切互动，因此，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
1970年科大南迁合肥之后，这一方针的贯彻落实，经历了艰辛的曲折发展旅程。1977年8月，科学院在京召开了第一次科大发展工作会，明确继续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次年4月，其时兼任副校长的两位科学院领导李昌、严济慈，率19位局长和科学家专程到合肥，实地调研一个星期，解决办学条件，推动所系结合。但终因地域间隔等各种原因，“所系结合”工作进展未如理想。其后，在1980年和2000年分别召开的第二、第三次科大发展工作会议上，“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仍是重要议题之一，并继续作为科大的办学方针予以推进，但成效均无法与建校之初同论。
回思这段历史，可获不少启示。一是科学院和科大历来都高度重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这一方针，同视为科大发展的独特资源及宝贵财富，这反映了前辈们对教育、科学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远见卓识的战略构思；二是实施这一方针，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协同配合，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难有作为。办学初年，其所以顺利成功、成效显著，除了地利、人脉关系外，在计划体制下，行政力量巨大，令行禁止，畅达无阻，也是不可小视的缘由。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院校虽仍在一个大系统之内，但行政机制的运作空间逐步变小，加之人员往来日稀，所系结合渐让位于疏离。因此，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研究新时期面临的特点，对当前有效推进这一方针的落实，十分必要。
三
当前，随着国家、社会和院、校事业的发展，“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的实施，迎来了前所少有的机遇期。经过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洗礼，中科院的研究机构基础实力更加雄厚，创新活力更加充沛，开放共享、同高校携手共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中国科大在211、985和创新工程支持下，创建一流大学工作进展显著。同时，在高校竞争发展的态势下，越来越大的压力和紧迫感，使我们更看重“全院办校”这一独特优势的资源禀赋。而且，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曾经长期困扰我们的交通、通讯问题，已几近可忽略不虑。
因此，继2003年11月在合肥召开“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座谈会和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科大发展工作会议后，“所系结合”工作，立即呈现出新的热潮。现在，各学院、系的院长、系主任，基本上都由来自研究所的院士、所长担任；科大与分院、研究所已成功签订了几十个合作协议，合作的科研项目、共建的教研基地及系科、专业，与日递增；进入研究所的科大毕业生连年增加，一些研究院所已在科大设立种子基金，支持专门人才培养；科学院各业务局在研究战略、制定规划、确定项目时，都把相应的学院、系与研究所一视同仁相待，统筹考虑。现在，在科大校园，差不多天天可见来自科学院机关或各所的领导、专家，在北京、上海、东北、中西部的科学院研究所里，也时常可见科大教授、学生们忙碌的身影。作为结合的直接结果之一，两年来，学校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已呈迅速上升之势。可以预期，只要我们按规律办事，积极推进，“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定会在新时期雄风重展，爆出强大的生命力。
四
做事开头难，持续发展更是不易。虽然“所系结合”已全面启动，态势良好，但距离全面结合、无缝交融、自觉自动、持续发展的境界，还任重道远，需要不断推进，踏实工作。当前，特别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大力气：
一要抓住新机遇。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工作即将进入“创新跨越、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在此阶段，院党组将出台一系列新的举措。例如，为增强自主创新、综合集成能力，将组建1＋10个创新基地；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将主动与国际科技界及国内大学、企业加强合作。其中，将与研究型大学共建50个左右的伙伴小组及联合实验室，加大人员互访交流的强度等等。这些，无疑是科大与研究所加强结合的新契机。当然，如果我们缺少主动，组织不力，或者对创新基地的建设不关心、不了解、不进入，大好机遇也可能从我们身边溜走，奉献给其它兄弟高校。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校、院、系领导都要重视并了解科学院创新三期的新举措，积极参与创新基地的战略规划。
二要建立新机制。学校、研究所都是独立事业法人组织。在市场经济社会，不同的法人组织为着自身的生存发展，当然都会有自身的利益取向。因此，牢固恒久的合作，必然要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基础，而能形成长期互惠的基础是互补式的结构。在人才培养、项目合作、基地共建等方面，校所、所系之间存在许多优势互补之处，可以实现互利双赢。研究所国家任务多，尤其是从事战略高技术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机构，任务重，经费足，但人手紧，而学校有人的优势；研究所的工作多有明确国家目标，干大事的集成性强，而学校则较灵活，自由度大，因此适合前瞻性、原创性探索。这些差异，正好形成互补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科大人，我们不仅要享受“全院办校”带来的实惠，更要思考如何“校为全院”这个问题，为研究所的发展多做贡献。除认识利益机制外，还要逐步完善顶层架构，做出规划和制度安排，设计建立合适的考评机制、交流机制以及激励机制。
三要探索新模式。建校之初，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所系结合的模式主要在于人员的兼职和交流。现在，除了这一途径外，还有许多种结合模式有待发展。例如：联合申请各类各级研究项目；共建伙伴小组、联合实验室以及系、专业，开发出更多的科研、教学合作平台；设立研究基金，委托前瞻性研究；共同举办学术会议、暑期研讨班以及专题讲座；开拓4+2教学模式，延托人才联合培养新渠道；利用视频会议系统，开办常设虚拟学术会堂，等等。总之，要根据实际，不断探索所系结合形式的多样性。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推进“所系结合”，并不是说科大只同院内的研究所结合，或者说研究所只同科大结合。科大、研究所不仅彼此结合，还都要与国内、外的教育、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交流。只有坚持这样全方位的开放，才符合国家研究机构和一流研究大学的特征。但是，目前我们的合作重点先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如果与同源同根、使命相近，血脉相连、基因同种的研究所都不能很好结合，怎能设想与国内外广大的科教机构合作得好呢？
目前，客观地讲，“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工作进展不错。但是，要达到互惠互利、亲密无间的状态，实现“全面结合、无缝交融、自觉自动、持续发展”的目标，尚须完成三个转变：一是要由以行政推动为主转变为主要靠机制调控。行政推动是必要的、重要的，但主要是起“第一推动”的作用，持续发展必须靠机制维持；二是从人员交流为主的单元方式向人才、项目、学术活动等多元结合的模式转变；三是由点、线式的键合结构向二维的网格结构及三维的立体构架转变，开展多种不同的体制创新。当然，要实现这三个转变，前提是我们要有与之相应的理念、眼界和胸襟，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想，在这三个转变逐步完成之日，“所系结合”将进入水乳交融的状态，想拆分也分不开了。在此持续合作的基础上，在科学院大教育战略观的指引下，如果再展望一下更久远的将来，研究所、研究生院与科大的紧密结合、体制创新，相信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原载于2005年6月15日《中国科大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