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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目下中国大学在许多方面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大家都注意到过分行政化对大学的负面影响，以为改变行政化以后，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但实际上，长期的行政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行为方式、处事习惯，不仅会让大学“去行政化”的进程变得艰难和迟缓，而且也容易使“去行政化”发生畸变，行政化转换成公司化，从而远离大学的精神和理念。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发生的“张鸣事件”就是一个显例。 在这里，无意涉及属于“私”领域的个人道德，我们要说的是“公”领域中的处事原则、处事方式和对问题的反应。 在二三十年前，单位内部的事由单位解决，在多大范围内出的事就在多大范围解决是纪律，也是不成文的规矩。但今天这个规矩显然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一旦牵涉权利，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在没有申诉渠道的情况下，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布真实情况是个人权利的伸张，只要不违法，就属于正当行为。然而，张鸣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披露相关信息一事，却被指责为“打乱仗”，“不爱护、不维护学院的和谐”。在全国上下都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这个指责的弦外之音，相信对“运动”还有记忆的人都不会感觉陌生。 大学长期的行政化给学者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陈旧落伍的行政习惯和行政方式以及过度的反应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表现。在那些看不到的地方，它的作用其实更大。近些年，大学仿佛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许多变化都集中于面上，并未触及到大学的内核与实质。否则，也不会发生这次的“张鸣事件”。从另一方面看，“抓小放大”的领导方式，也让大学的行政能力渐行渐弱，以至于很容易产生独有改革的热情，一味地想“超前”，却找错了切实可行路径的现象。 浙江大学要求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向学校付费一事，就属于这类“超前改革”。从大的方面看，它也是想“与国际接轨”的。可是，不考虑专业特点的“一刀切”所引发的包伟民教授拒招研究生，已经说明它的问题。事实上，浙江大学的这项改革政策早已引起文科教师的异议。私下里，浙大的老师们也没少抱怨，但均无济于事。包教授公开拒招研究生，也说明大学教授(教师)在大学中面临着本不该面临的巨大压力。 规定导师招研究生向学校付费的初衷是希望借此限制导师无谓地多招研究生，以便提高研究生的教学质量。但从当下中国大学看，导师多招研究生主要是研究生大量“增招”的结果。在研究生增长人数远大于导师人数增长的情况下，“一师多生”的局面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变。 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努力“与国际接轨”是必选项。但一方面，不是所有国外大学的措施都适合现今中国大学；另一方面，不注意轻重缓急、适当取舍、有效推行，即使形式上“与国际接轨”了，也起不到切实的作用。 “导师资助制”的前提是大多数导师都有科研经费，建立公开化的科研经费申请、审批以及程序公正的平台，严格杜绝暗箱操作所带来的不公平、不公正和腐败的现象。没有这个前提，“导师资助制”就属于“超前改革”的范畴，只能缓行。 应该说，浙江大学此项措施并没有体现出大学改革的原则。因为事先包伟民教授也通过正常渠道与校方沟通，但未得到具体的答复。包教授是历史系的主任，他都没法与学校沟通，普通教师与学校之间又如何建立一个通气的渠道呢？ 从实质上看，类似的改革仍是一厢情愿，并未得到导师们的一致认可。在大学改革中，教师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换言之，教师没有被当做主体来看待，任何的新举措都只能是技术上的而非实质上的改革。 (作者：尤小立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7-4-9 22: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