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教育参赞已经到了，介绍会很快就开始。”刘育锋放下电话，快步走出办公室，下楼迎接参赞。会议室里准备工作就绪，十几位参加“教育部2006年度职业技术学校骨干校长高级研修计划”的校长即将前往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和考察。从2004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以来，教育部已经培训了900多名校长。
11月28日，《科学时报》记者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采访时看到，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刘育锋研究员正在紧张筹备赴澳大利亚培训前的情况介绍会。“我把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公使衔参赞请来了，给学员们介绍情况。”她说，参加研修的都是省级以上重点职业技术学校的校长，研修班每期6个月，采取学员在职自学、国内集中学习和国(境)外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国内学习部分是委托给北京师范大学等11个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基地来完成的，我们则负责国外考察部分。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非常有特色，效果也很好，所以这次组织学员们去考察当地的职教情况。我们的所长助理姜大源研究员前几天刚带队从澳大利亚回来，收获非常大。”刘育锋说。
“马鞍型”与“世界第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1998年是数量发展期，1999年～2002年是改革过渡期，2003年～2010年是质量发展期。现在正处于职业教育质量大幅提高的时期，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为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姜大源的这番论断曾在2006年2月的亚欧会议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那是亚欧会议第一次涉及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的对话，来自亚洲及欧盟19个国家的职教与培训领域的官员和专家70余人聚集柏林，探讨各国“如何全面增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吸引力”。作为六位专题发言人之一，姜大源介绍了中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当即希望报告内容能在德国《职业教育的科学与实践》杂志上发表。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呈'马鞍型’，目前正处于上升和恢复时期。”姜大源说，1978年到1998年是职教高速发展期，特别是从1996年到1998年，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人数的58%；1999年到2002年，是改革过渡期，职业教育发展处于低潮，在高中阶段所占比例从58%降到了38%；2003年以来进入质量发展期，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更加重视，并确定到2010年，要让我国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所占的比例上升到50%。
实际上，根据教育部统计，200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656万人，基本实现了年初提出的扩招100万人的目标，在校生突破1600万人，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均再创历史新高。高等职业教育也有很大发展，2005年全国高职院校招生268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数的53.14%，在校生713万人。
在亚欧会议的主题发言中，姜大源还详细介绍了2005年11月9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随后，相关配套措施频频出台，直接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2006年3月，《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颁布；10月又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半工半读试点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在部分职业院校开展半工半读试点工作的通知》，表明我国职教改革与发展进入了更深层次、更为关键和核心的领域。
4月25日，教育部职业和成人教育司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提高了对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8月，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同时，中央财政“十一五”期间将安排40亿元，从2006年起每年安排8亿元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这对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体系，加大资助力度，吸引更多的初中毕业生报考重点职业学校，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具有重大意义。
10月1日，《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正式施行。这说明国家鼓励引进体现国外先进技术、先进培训方法的优质职业技能培训资源，鼓励在国内新兴和急需的技能含量高的职业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11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向新闻界公布了《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预计至少要安排专项资金20亿元支持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该项目的实施对于推动、带动、促进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央财政对高等职业教育划拔专项资金，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姜大源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现在有三个“世界第一”：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发展规模世界第一，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即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但是，我国职业教育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所以才会导致发展过程中的大起大落，这也是姜大源长期以来试图构建中国自己的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出发点。
职业教育需要坚强的理论支撑
“我在工厂待过十几年，在德国前后也待过十几年。这些都影响我从一个理工科毕业生转变成了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人员。”姜大源1970年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煤炭部天津煤矿专用设备厂工作；1981～1984年赴德做访问学者；1987～1992年第二次赴德，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二秘、一秘；1997～2002年第三次赴德，任教育部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柏林分中心主任。从当访问学者开始，他就一直关注德国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
从1992年到1997年，姜大源围绕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德国的职业教育思想、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等专题，在专业杂志和有关媒体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累计30多万字。与此同时，作为总报告的主要执笔者和一些分报告的执笔者，他参加了教育部“八五”计划国家级重点科研课题“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促进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验”的研究工作。这项集体研究成果获得了教育部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课程是最终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对德国的课程模式有着很深感受的姜大源，把职业教育课程研究确定为自己工作的一个方向。该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1998年他与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多位专家合作编著出版的《职业技术教育原理》一书。在这部书中，姜大源对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基本概念、形态、类型、开发原理和方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他开始尝试跳出传统的课程结构框架，从分析职业、教育及二者相互关系入手，构建全新的职教课程观。他所提出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定向性与能力观、应用性与基础观、整体性与过程观(即“三性”、“三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至今仍在主导和影响中国职教课程改革方向的基本理论。
2002年，姜大源第三次从德国回来。“我带回来的有关职业教育的各种材料足足有320多公斤，远远超出了托运限制标准。”他的研究工作在一个新的台阶上迅速展开，他开始着手“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思想”的研究。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脉络》。在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中，姜大源把他近几年对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跟踪研究的结果作了一次总结。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媒体都作了转载。
《论行动体系及其特征》是姜大源回国后发表的最有影响的一篇论文。根据对德国职业教育“行动导向”教学的比较研究，结合国际教育界的“行动研究”理论，他在对行动导向教学的本源、内涵和结构作了全面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学科体系相对应的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行动体系”概念，并据此确定出新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框架。
“对中国职业教育而言，既需要解决方向性问题、路径性问题，也需要解决操作性问题、方法性问题，后者对基层学校、对几千万的师生也许更为迫切。”姜大源说。
在深入研究过程中他发现，由于职业属性的原因，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的专业教学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范式上都存在着许多不可调和的冲突。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在于，将对职业和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认识”看成是另一类科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理论。这门科学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管理科学、经济科学、劳动科学等属于不同类型，但却处于同一层次，可以称其为“职业科学”。“德国是最早在世界上提出'职业科学’这一概念的国家。”姜大源介绍说，假如“职业科学”被作为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的基准科学，它就应该进入我国的一级学科系列。不过，姜大源坚持认为，要推出一套完善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还需假以时日。
给职业教育一个平等的地位
“既然中国政府比任何国家的政府都重视职业教育，那么，中国要怎样发展职业教育？”采访中，姜大源自问。他说，职业教育能为国家排忧解难，能担负起几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需要的职业技术的培养工作；也能帮助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学习新技能的问题。
“职业教育不仅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能满足个人发展的需求，但后者却一直被社会舆论所忽视。如果重新定位职业教育，应当落在满足个人发展需要上。社会舆论总是认为，接受职业教育、从事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教育都是二流、三流的，职业教育的地位比普通教育的地位低。我不同意这种社会舆论，我认为，职业教育其实就是对具备另类知识特点的人进行培养。当然，如果政策上能够给予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的地位，将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传统观念。”姜大源认为，最好的教育应当是最适合个人发展的教育。
记者在职业教育振兴论坛上采访时也发现，官员和学者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偏见表示担忧。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认为，职业教育目前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例如，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问题，家长不愿意孩子选择职业教育，拼命要求孩子上好的大学。尽管教育部门有很重要的责任，但这不是教育部门能够解决的，它涉及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观念仍在影响不少学生家长。另外，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已被反复提及，但如果没有让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社会上不认同，愿意从事技能工作的人仍旧不会增多。
中国少年研究中心最近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青少年不愿意上职业学院，其中有57.4%的中小学生希望能读到博士，54.9%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博士学位；生源质量上，普通教育要高于职业教育，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大多数是考不上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人事部原副部长徐颂陶指出，发达国家与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来报考各类学校，因此很多优秀学生也报考了职业技术学院；在数量上，发达国家学生有60%以上进入职业学院，美国、德国和瑞士达到69%，我国则是大部分进入普通学校。
姜大源告诉记者，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体系能达到研究生教育水平，也就是说，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能学习研究生水平的课程，并拿到研究生的课程证书。由于有完备的资格认证体系和学分转换体系，从中等职业教育到研究生层次，澳大利亚的学生可以选择从职业教育转入普通教育，也可以从普通教育转入职业教育。
而德国与澳大利亚不同，采用以“双元制”为主的职业教育模式，即将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结合起来，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这种模式特别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将获得职业资格，持有这种职业资格的人具备了与实际职业需要非常接近的能力。而且，德国人很尊重职业院校的教师，在世界上只有德语文化圈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把职业院校的教师培养及其相关的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设置。
“中国对世界教育作出的贡献将会是职业教育，而且更大的可能是高等职业教育，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之中，职业教育有一个世界最大的'试验场’。如果这场试验成功，职业教育将成为中国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它将为世界各国作出榜样。”姜大源说。
(来源：科学网 作者：李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