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身份，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精神，文化赋予大学使命感、历史感、神圣感
●一流的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教授和学者，有才华出众的学生和最好的仪器设备，还必须有自己的个性，大学的个性特色就是大学的文化
早在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上任之初就提出过一个对中国大学影响深远的理念：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言无疑揭示了大学的真谛。然而，在大学教育从只为培养少数精英的教育过渡为大众教育甚而向普及教育发展的今天，梅先生的理念似有必要加以补充：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有大学文化之谓也!提出此立论理由有四：其一，大学本身就是负有选择、批判、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职能的，具有强烈的文化组织属性和特征的社会组织，此为大学之道的纲要；其二，大学原本就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没有文化底蕴，大学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其三，一所追求卓越的大学，如果缺乏卓越的大学文化，永远不可能成为卓越的大学；其四，当前大学的发展和完善有三大内部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即质量提高、文化建设、制度创新。如果说质量提高是大学的目标所在，制度创新是大学目标实现的法规保障，文化建设则是大学质量提高和制度创新不可或缺的基础。对我国现阶段而言，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尤为必要：一方面，当前我们的大学存在文化漠视、文化俗化、文化退失等不容乐观的问题和现象；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是我们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组织，责无旁贷地负有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重任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使命。
一
何谓大学文化？大学文化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身份，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精神，文化赋予大学使命感、历史感、神圣感。严格讲，“学府文化”含有“文化”概念应有的内涵，但它又是对社会文化反复选择加以吸收并融入自己大学意志、传统和个性的文化结构，这就使它又内含不同一般的诸如理想化、集约化、稳定性、批判性的文化特征。也正是这些特征使大学文化以其文化的形态影响教育的作用既广泛又持久。大学文化可泛指大学内部的一切活动及活动方式，其对学校所有成员尤其是对学生具有现实影响和潜在影响的所有文化要素包括：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感、传统风气、生活方式、心理氛围、人际关系、行为规范、学校制度、物质环境等。它们涵盖于主要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主要由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构成的制度文化，以及主要由大学的空间环境、物质设施构成的物理文化之中。三者形成一个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居中、物理文化处外的，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共同对学校教育发生影响的文化同心圆。其中精神文化是动力，制度文化和物理文化在精神文化的驱动下发生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大学文化环境。以上是从文化学角度对学府文化的一种认识。
大学文化还可以从大学的基本属性或基本职能加深理解。蔡元培先生确定：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20世纪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托加认为：在大学里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体系，树立崇高的精神境界，是大学的一项凌驾于其他之上的基本功能。大学应该把教育者培养成具有“人的精神”的人；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指出：大学具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使命，这就是思考。因此，大学是独立思考的中心，也就是独立思想的中心，批判的中心。一言之，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思想和文化为目的，以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主责的，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文化素质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文化组织。大学的这样一种文化组织的属性，不仅决定了大学是探求真理和弘扬文化的活动场所，学者期待在这里潜心治学以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学生期待在这里找到良师益友孜孜求学以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同时，决定了大学必须是坚持人类社会的道德良心、文化希望、科学脊梁之价值之使命的理想主义所在。即如有哲人所说：大学不仅应该是人类智慧的大脑，人类思想感情的宝库，还应该是人类照亮黑暗、驱除愚昧的良知和火把，是反映时代的脉搏和人间喷薄而出的浩然正气，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胆识、勇气、志向和智慧。而这又决定了大学还应该是社会的文化中心。因此，对大学而言，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本分和本真。
当大学走进社会的中心，我们无法排除大学还有一定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但就整体而言，大学体内流淌着的还是文化的血液。文化属性是大学永恒的特征不变量。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有教育的发生；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有学术的产生；于是，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是具有庄重、尊严、神圣。自律并让人憧憬、崇敬、向往的大学。因此，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先进文化的研究者、创造者和传播者。它必须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文化的希望。
二
大学文化何以重要？其一，文化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不竭的物质源泉和精神动力。有位哈佛大学校长曾说：“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得起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的思想，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永恒的需要。”这使我们联想到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的一项研究：1520年前建立的85个组织，至今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同样的名字、做着同样事情的，其中70个是大学，余者都是宗教组织。大学何以能成为伟大而经久不衰的组织？不就是大学一直在以研究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满足着人们永恒的需要吗？历史的不可割断性缘于历史文化具有绵延传承性，文化可以改造但不能割断。大学的恒久性就基于大学的文化性并以文化影响和改造社会为己任。
其二，教育是最充分最有效培养人的力量，而大学内在的不可替代的教育力量就是文化的影响。人是环境的产物，而文化是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人类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无不受着文化的影响。作为教育者我们承认这样的事实：学校教育目的的达成与否及质量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创设的教育环境，教育环境的品位极大影响到学校造就的人的品质。感受过牛津大学浓郁文化氛围影响的人无不赞同：对牛津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生活和环境。这就使我们获得一个结论：学生绝非仅在课堂里或说教中成长，更重要的是在特殊的学校文化环境、文化氛围的影响中成长。这也就决定了：学府文化是一种通过环境的创设、营建、改造、完善以影响教育的有效手段。大学文化正是通过对教育环境的形成或改善而对教育发生影响产生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是靠自己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积极主动的思维和体感中学到东西，而并非作为被动的被迫的听讲者学到东西。大学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把具有强制性特征的教育外化为虽带有教育意图但却以学生自我教育的形式完成的大学环境，它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或潜性课程参与教育全过程的非强制性教育手段，是通过教育环境的营造，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情感陶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行为养成的方式实现教育目的并影响教育。大学文化具有神示、启迪、感化学生的作用，使之产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教育效果。受教育者所要形成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也只有在大学健康的向善的务实的求真的文化环境中养成和陶冶，这就是学府文化的力量。清华大学的学子有清华学子的神韵，北京大学的有北大学子的气质，那都是学府文化侵陶的结果而非其他的作用。为此，教育部在推动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首先要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修养，最重要是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
其三，而作为社会的文化中心，大学应当有文化自觉。有文化自觉的大学才能有道德自觉、理性自觉，有文化自觉的大学才能觉己而后觉他。一所大学如果仅有现代的大楼而没有大学文化应有的浸润，这样的大学不免浅薄，更不可能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学府境界。没有大学文化的滋润，大学就不可能自觉以发展理性为目的，担负起在最广泛最深刻意义上培植全民族科学民主道德精神的使命；也不可能自觉远离与学术追求和人才培育格格不入的急功近利和浮华喧嚣，从而接近它原本应当有的求真务实向善的目标。古人云：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如果将大学拟人化，正是文化使大学及其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身修”，而后方有改造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大学文化的重要，迫使我们不得不审视大学文化的现状。如果当前大学存在危机的话，最大的危机不就是一些大学出于对市场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过于追求而导致的对大学文化的漠视，以及由此引起的大学文化的俗化和退失。有人甚至称大学无文化。是否言重暂且不论，我们试提出如下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大学还会谈理想主义吗？我们思考过什么是大学的使命、大学的精神、大学的责任这些反映大学价值选择的严肃问题吗？在一个充满物欲的时代，我们还能抵御物质利益以及权利的诱惑，安静地坐下来研究学问、探寻真理吗？当我们决定借贷巨款修建新楼新区时，我们会想到以同样的方式去解决关乎大学质量和命运的学科和人才建设问题吗？我们在办学理念上会视学生为大学之根本，并以学生为中心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成才努力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吗？我们尊重教师、培养教师并自觉培育名师文化吗？我们学生会为他们喜欢的教授由衷地鼓掌吗？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上我们有权力训练学生，在诸如社会责任、社会诚信、社会正义等公民道德的教育上，我们有资格教育学生和影响社会吗？我们有哈佛“让规则看守哈佛”和“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的治校理念和文化吗？我们有因不间断举办的各类学术报告而让人深感兴奋、大开眼界、倍受启迪的浓郁的学术气息吗？我们的学生会热爱自己的大学并视其为自己精神的家园、心灵的故乡吗？我们有让教师和学子追忆不止、永远留恋的大学故事吗？早期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潘光且先生强调道：大学的宗旨不止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要做“士”，即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除了有纯理性的思考外，还要有对社会状况更直接地关心，对社会和现实人生有一种道德的承担，有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职责。于是我们还要追问大学及其师生能够严格遵循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并且严格履行他们道德义务和责任，依旧是人们心目中严守道德规范的社会形象和道德楷模吗……如果我们的大学领导人不能够客观安静的思考上述问题，就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确实漠视了大学的文化。
季羡林先生著文回忆道：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清华园像一首美丽的诗，它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哈佛、牛津、清华、北大何以魅力无穷？不就是它的特有的人文文化使然吗？清华大学之所以造就如此之多的治国栋梁、科学大师、兴业俊才，并成为中国大学的光辉典范，其传承不息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行胜于言”的大学文化功不可没。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使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认识到：“我们国内要建设成若干世界一流大学，要重视从运转机制和学校文化开始，这个文化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把整个风气转变过来……”［1］顾明远先生亦有同感，他说：“一流大学建设更主要的是一所学校要有一个文化的蕴涵，文化的底蕴。文化的底蕴越深厚，学校的基础就越深厚……如果一所大学没有文化的底蕴，是创造不出新的文化来的。”［2］1936年哈佛中国同学会在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的一块纪念碑中写道：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由于文化。国家如此，大学何不如是？
三
作为一个人力资源开发水平还比较落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受高等教育水平偏低的发展中国家，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提高国民素质。于是国家决定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并在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这无疑是高屋建瓴的战略选择。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和大众化目标的提前实现，大学办学的空间不足等问题已经凸显，扩充大学发展的空间以改善办学条件成为必要。因此，近几年来各地各校都积极于大学新区的建设。如同各地经济开发区和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有利当地经济的促进一样，大学新区的建设无疑也有利当地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无可非议。问题是如何建设？若以冷静的眼光去审视几近风靡大半中国，热度依然甚高的大学新区开发现象，笔者以为以下问题值得研究和注意。
首先是大学新区的规划问题。设问一：凡大学规模扩大是否就必须建新校区？笔者在2001年至2002年受聘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客座研究员期间，访问过牛津、剑桥以及伦敦大学的联邦成员帝国理工学院、大学学院、国王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一批英国著名大学，发现这些大学并没有规模宏大的校园，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高大新建筑，有的仅有若干座上百年甚至数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学生数的不断增长，也未影响他们依旧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大学。设问二：凡新校区建设是否就是一所能把大学原有一切和未有一切都纳入其间的规模更为宏大的新大学的重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各有几十所学院分布在牛津和剑桥两座城市之中，从而使城市就是大学，大学就是城市。在欧洲这种大学布局十分普遍。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大学的扩展，何以不能以学院为单位跨校区建设，以减少重复建设降低建校成本？英国有位大学校长藉参加北京师大百年校庆的机会离京考察某高校，一座仅有极少师生在课用且几近空闲的体育大楼，使他感慨中国大学办学条件的优越并叹息中国大学资源的浪费。然而他岂知就在该大学新区一座比之更为气派的体育大楼蓝图已定、修建在即。欧美大学对资源的珍惜和高效利用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难道就不能将老校区和新校区在功能上做出更合理的规划，为何无视老校区原有大楼的存在(且其中不少也是近些年随着政府对大学发展的重视加大投入新建的大楼)，非在新校区重复建设不可？大学新区建设是图发展需要还是图党中央已经痛加批评的“政绩”？若取后者，大学悲也!设问三：凡是新校区是否有必要超出大学自身的经济能力无限制的建设？君不见有相当地方大学不惜代价、不惜借贷，动辄斥资数亿甚至上十亿大建新校区，其中这些在极短时间内建成的负有百年大计之重任的大楼又有多少能像欧美大学一样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姑且不论，每年利息就得支付几千万的高额负债，那些仅凭政府有限投入和学费有限收入的大学何时能还得起？在沉重负债加高额利息挤压下的大学，还能平静于自己教学科研的本分，还有足够的经费确保正常的有质量的人才培养吗？我担心随着大学招生数量的趋于稳定，一些大学新区的不少投入即便不是沉没成本也逃不脱效益低下的结局。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有数千亩土地才能担负起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职责。即便是一个可谓之大的新大学也非一日间建成，而是历史的积成，在发展中逐渐建设和完善。
其次是大学文化的问题。在一片土地上投入巨资建立一片楼房，这就是一所大学了吗？显然不是!梅贻琦先生已经说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易经·系传》亦曰：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所谓形而下，指物理世界、物质环境即有形有相之物。就大学而言，大楼是什么？器也!形而下者是也。有钱便可建，无钱可以借贷建。大楼不是不重要，但绝非大学的全部，更非大学的目的。曾子在《大学》一文开篇即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之形而上即文化也。无文化之护养，大学何以明德、亲民、至善？无文化之滋润，大学何以能知、止、定、静、安、虑而后能得。在大学规模的扩张中如果新校区是大学发展迈出的一只左脚的话，那么你必须紧接着迈出的另一只有脚就是文化，没有文化的滋润护养，大学就不会有质量，也就站不稳。这使我想起教育大家顾明远先生的一段话：一般的大学尽管房子盖的非常漂亮，硬件非常好，但总觉得大学里缺少了一种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文化的气氛。不少大学新区缺少的正是大学应有的文化气息，因此难掩其文化苍白之态。我们知道在欧洲的许多世界名校，他们并没有宏伟壮丽的大门，也没有集中的现代建筑甚至没有硕大的草坪，不少大学的学院分散在整个城市内，然而你一旦走进他们的院落或大楼，你便能感受到一种学府特有的知识殿堂的庄严、肃穆和凝重。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那里的每一个廊柱，每一个雕像，每一张布告，都散发出它的历史，它的身份。那就是大学的文化。
说到大学新区的文化建设笔者还有如下的建议：其一，如某世界名校校长说：一个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教授和学者，有才华出众的学生和最好的仪器设备，它还必须有自己的个性，一种在传统、过去的成就、价值标准和学术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性。可以说大学的个性特色就是大学的文化，它是不能与大学的历史割裂开来的。一个大学新区不仅要把一个物质的大学搬过去，更重要的是要把反映大学个性特色的文化在新区发扬光大，以保证大学的文化和历史一脉相承。一所大学新区能否神似本部大学，取决于大学原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性格能否浸透于新区，并逐渐成为新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自觉。所以，不重视文化精神的传承，以为在新校园内建立若干所谓文化标志性建筑就有了文化，那只是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和浅薄。还应指出的是，有些大学在新区建成后则想到大学的更名，总以为自己的校名影响了大学的发展。这种过于在乎形式的认识似乎不是富有理性的大学之所为，殊不知大学之名本身就是大学历史积淀的一种难得可贵的文化遗产。不清楚那些以为校名影响了学校发展的人，想到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凭自己不起眼的校名成为世界著名大学的事实，又会作何感想？割断大学的文化传承，实际上就是割断大学的历史血脉，此种做法似乎不可取。
其二，大学必须保持必要的安静，亦古典大学所说的寂寞。安静也是大学文化的一个组成，这是由大学本身是求学探知的场所决定的。古人云：宁静以致远。学术需要安静的环境。如曾子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亦是学问之道。喧闹不是大学而是市场，因此大学必须力戒浮躁。然而遗憾的是，现代大学缺乏安静的意识!有些大学唯恐自己的新区不被社会所知，唯恐不够热闹，故而以吸引社会各界的参观为荣。于是新校区熙来攘往，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不说，还破坏了学校应有的庄严和宁静的求学环境。基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前后受到社会多方面干扰的现实，麻省理工学院第14任院长杰罗·B·威斯纳在上任之初就表达了要建立大学安静氛围的愿望，强调自己对大学宗旨的信念是：追求知识，获得知识，传授知识，使用知识。为此，他告诫师生大家走到一起来就是为了扩大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而不能允许任何主义、任何形式等使MIT偏离大学的目标。
其三，大学新区的建设我以为还是本着勤俭建校、量力而为的原则为好。这也符合党中央倡导的“两个务必”的精神。其实，勤俭建校也是一种大学应当弘扬的求真务实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我们师生的影响并非可以低估。大学目前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是财大气粗的大财主，在新校区建设上盲目跟进、盲目求大、盲目图壮观，实在有悖大学之本性、之作风、之原则。在新校区建设问题上，大学领导人有必要回顾西南联大并从中获得教益。这所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为一的大学，在经费奇缺、饥贫交加的困苦环境里，以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凭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刚毅的群体意志，战胜艰难困苦，培养了如此之多的国家精英和世界俊杰，其文化精神难道不堪为中国大学永远的楷模？!
最后需加说明的是，本文无意说大学新区不重要、大楼不重要，而是旨在强调我们不能重大楼而轻文化，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注释
［1］朱清时建设一流大学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45
［2］顾明远铸造大学的灵魂——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所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