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印度科学和技术部长卡佩尔·西巴尔率领庞大的科技界代表团访华，9月8日，他在第四届印度制造展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说，印度(India)的首字母I代表创新(Innovation)，中国(China)的首字母C代表生产能力(Capacity)，二者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将在世界上所向披靡。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听到这种说法都大吃一惊——似乎一夜之间中国变成了蓝领工人，而一向只能望中国项背的印度摇身一变成为了白领。
印度能与中国平起平坐吗？
印度科技部长的这番话不但充分表明了印度的自信，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我们的愕然恰恰表明了中印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即两国大众间缺乏了解。 其实早在印度官方表态之前，印度科技产业界早已盛行这种看法，以印度科技界的宠儿和代言人Rajesh Jain为例，Rajesh Jain于1993年在印度创建了门户网站IndiaWorld.com，仅仅7年以后，他以1亿美元的价格将这个土生土长的印度网站卖给Satyam Infoway，从而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IT业亿万富翁。
Rajesh Jain在2002年专程考察上海之后写道：“印度已经错过了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快车，但是印度可以从服务业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模式的雏形。今天，正如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制造业一样，印度正在成为软件出口和服务业大国。印度要想成为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软件出口和服务正是我们强项。中国公司希望向印度销售大批便宜的工业品，印度也应当充分利用在英语、管理上的优势和与各大跨国公司的良好关系，把中国纳入我们的服务体系。中国的同一性为它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印度的多元化则有利于它成为世界办公室。”
那么，印度有理由这样自信吗？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国际研究》在2005年10月第42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印科技合作》的文章，作者为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Varaprasad Sekar博士。Sekar参考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总结了15项国家竞争力指数。
其中，中国领先的占了8项：总体创新力(经济创造力)、技术发展水平、公司科研需求、科研合作、私营企业对研发的投资、投资额度、产品设计、与大学的研发合作。
而印度在其他7项中领先中国，这7项分别是：技术复杂程度、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许可、技术转化、科研机构、研发风险投资、生产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相反，印度已经初步进入了与中国平等对话的阶段。事实上，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历史条件非常相似，都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从19世纪起饱受西方列强的蚕食侵略，经过艰苦斗争在20世纪40年代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现代国家，并分别于1978年和1991年进行了经济改革，成绩斐然，所以中印两国的对比研究近年来成为国际经济研究的显学。与国际上对印度经济特别是服务业的热情相反，中国大众乃至知识界对印度所知甚少。实际上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印度的发展相当迅猛，根据印度国家门户网站www.india.gov.in，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目前为3万亿左右，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在2006年7月到9月这个最近的财政季度里，印度GDP增长8%。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际上大多数观察家对印度的未来经济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如果印度不遭遇大的天灾人祸，将在未来若干年里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
中国服务业与印度服务业的差距
印度近年来发展迅猛，印度的三大朝阳产业——IT业、制药业和汽车配件制造业功不可没。另外特别值得中国注意的是印度蓬勃发展的咨询业。近几年印度充分发挥英语国家的优势，加上印度国内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少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拥有丰富创业经验的印度“海归”回归祖国，兴起了一股回流潮，带回了大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与世界各大公司的关系。IT业界网站CNETNews.com2005年6月27日发表评论员MichaelKanellos的文章《印度的科技复兴》，指出印度的三大IT业巨头塔塔咨询(Tata)、威普罗(Wipro)和Infosys都已进军咨询业，并在过去5年中业务量以每年30%到50%的速度增长，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与IBM这样的咨询业巨头竞争，而同期国际上的其他咨询公司的业务并未有显著增长。此外，许多印度公司设法使它们的服务成为客户业务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它们的服务成为一种长期的商业行为，为印度服务业在国际上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有着重大区别。中国的服务业约占GDP的1/3，而印度的这个比例高达56%(见印度国家门户网站www.india.gov.in)。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工业制造品为主，而印度的出口明星产业是以软件业为支柱的服务业。
2005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印软件峰会。北航软件学院院长孙伟博士在会上介绍说，据美国公司预测，2006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客户就占了65%、欧洲客户占了20%，以美国为首的英文软件外包将继续占据全球软件外包的绝大部分市场。作为IT硬件生产大国，中国的IT硬件出口已晋升全球前三名，而软件业的国际竞争力却非常有限。例如，中国盒装软件的销售额只占全球销售额的0.7%，软件服务产值则只占世界总量的0.2%。与此相对照的是，作为世界软件外包服务中心的印度，近4年的软件出口额都数倍于中国，占全球市场的20%、美国进口产品的62%。
另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是软件业通行的CMM模型，即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它是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软件工程研究所研制的，2000年升级为CMMI，主要用于评估企业的软件开发能力、改进软件开发过程。CMM把软件开发成熟度分成5个等级，随着等级的逐步提高，软件开发风险逐步降低，开发时间逐步缩短，用于软件开发的人力和物力成本逐步降低，灾难性错误发生率也逐步降低，因此CMM可以提升潜在客户对软件公司的信心。孙伟介绍说，全球软件公司中能够获得CMM最高级别第5级认证的只占7%左右，截至2003年，在全世界52家CMM5级企业中，印度竟占了42家，而中国只有5家，达到CMM2级的中国企业也仅有50家，绝大多数仅通过了ISO9002等级认证，这些小型软件企业通常连竞标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
除了英语优势，印度的基础设施软件较中国发达。相对于中国正在进行艰苦改革的金融体系，印度的银行基本市场化。同时，印度法制建设也相当完备，仅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在对美国软件外包的十几年里，印度从未发生过一起知识产权纠纷。相反，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商业机会，许多外国公司担心，与中国IT企业合作将导致核心技术的流失。
印度开始重视基础设施
印度公司早已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从2002年起，它们就开始探索中国市场。印度软件公司综合实力排名前三位的Tata、Infosys和Wipro率先进驻上海浦东软件园，第四大厂商Satyam则落户杭州，其他中型企业如iGATE Global Solutions和MphasiS Group等也不甘落后，纷纷登陆中国。据权威机构分析，印度公司最终会控制中国软件外包业务的40%。
众所周知，尽管同样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硬件支持，而且污染严重、附加值低，而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厂商处于供应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更小，即使是所谓的高科技工业品，如电脑、手机等也是如此。相对而言，服务业对能源与原材料的要求较低，对基础设施硬件的要求也相对较低，而附加值很高，这也是印度优先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印度如果希望进一步发展以IT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国内基础设施硬件升级换代刻不容缓。印度的道路、港口、码头、电力、电话等设施普遍陈旧落后，究其原因，在于建国50多年来，印度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不够。中国近年来把GDP的20%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而印度的这个比例只有6%。
举例而言，2002中国年电力生产16404亿千瓦，印度为5965亿千瓦；2002年中国铁路运输15087亿吨公里，印度为3332亿吨公里；2003年每千人拥有电话(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量中国为424部，印度为71部。
印度落后的硬件基础设施完全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经济需求，这已经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至今没有一家外国半导体生产厂家在印度设厂，只有一家韩国企业签署了在科技中心城市海德拉巴附近建立芯片厂的初步意向书，但是很多观察家怀疑这个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因为芯片厂需要现代化的电力水力支持。
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与各大银行协商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同时大力鼓励私营企业和外资包括中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印度计划投资380亿美元改善道路状况，在2012年前新建道路4.8万公里，截至2005年8月，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1/5。
向印度学习
《商业周刊》曾经这样报道：“当中国正在成为工业国的廉价劳动力源泉时，印度已发展成为技术人才库。”笔者认为，如果中国不希望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应该转变战略，改变主要依赖外国直接投资(FDI)支撑中国制造业的模式，将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部分制造业转移到经济欠发达而能源丰富、劳动力过剩的中西部地区，甚至可以考虑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集中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
笔者认为，在与印度合作的关系上，中国应当谨慎从事。正如印度努力避免成为中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倾销地一样，中国需要警惕中国服务业的“印度化”趋势，在与印度知名企业合作中，努力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国际竞争经验，同时大力完善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金融系统改革，增强科技产业决策的透明度。只有这样，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中国才能在世界科技供应链上争得较上游的位置。
毋庸置疑，中国在总体经济规模和人均GDP上仍然遥遥领先于印度，但是总体规模庞大并不意味着产业格局合理。在当今发达国家里，服务业大多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小国可以专攻一二以立足世界，如爱尔兰依靠软件业、瑞士依靠金融和旅游即可跻身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应该全面均衡地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这两条腿缺一不可。中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个西方远指西洋欧美，近指东洋日本，很少想过向一山之隔的印度学点什么。实际上，恰恰由于中印两国惊人的相似性，移植印度经验不但更合情合理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
中国从政府到产业界到科技界，都应该静下心来，摆正位置，找到差距，向印度学习。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和科技创新强国，不但应当继续向传统的创新中心欧美日学习，而且应当向比我们暂时落后的国家学习，只要它们有比我们先进的地方。这种不拘一格虚心向学的精神将能充分显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宽阔胸怀。
新闻背景
中国与印度是山水相依的友好邻邦，又都是文明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漫漫丝绸之路，留下了两国友好交流和相互借鉴的痕迹；玄奘取经之旅，铺设了两大文明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的桥梁。
近代，中印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相互理解和支持。印度柯棣华大夫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的反法西斯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1950年4月1日，中国与印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了两国关系的崭新一页。两国共同培育了“印地—秦尼帕依帕依”(中印人民是兄弟)的情谊，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6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不断走向成熟。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两国政府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互信往来提高，经济合作质量提高，贸易往来数量陡增，两国领导人确定了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在这次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与曼莫汉·辛格总理商定，将2006年确定为“中印友好年”。
2006年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互致贺电，热烈祝贺“中印友好年”正式开始。
胡锦涛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中方愿同印方一道，以“中印友好年”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两国传统友谊，加强双方各领域、各层次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关系的内涵，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入向前发展。
卡拉姆在贺电中说，近年来，印中关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显著进展。举办“印中友好年”活动，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印方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两国关系。
2006年9月8日，第四届印度制造展览会在华举行，同一天还举行了印度商务峰会。中国贸易促进会会长万季飞在峰会上说，中印经贸合作展现出的强劲势头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0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87.03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37.5%，双边的贸易在2006年有望超过200亿美元，按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不久将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印度工业联合会会长阿·塞沙萨伊在峰会上说，中印两国贸易增长迅速，双方应该根据已经出现的贸易趋势设定新的目标。目前，印方正努力推动对华出口，印度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产品期待在中国找到市场，尤其在制造业中，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在增加。
(来源：科学网 作者：何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