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在经济发展方面，印度还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在一些关键领域，印度正在或者已经赶超中国。”
姜景奎认为，尽管印度在科研、政策、教育等方面还存在问题，但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个邻邦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并正在逐渐以一种全新的形象进入国际化的滚滚洪流，而它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五年前你们不会来谈印度，但现在，许多报纸每天至少有一条印度的消息。我们在感知印度。”
显然，中国媒体和舆论对印度态度的变化，在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教授姜景奎那里看得更清楚。这种变化甚至就发生在他自己身边：北京大学一门名为“东方宗教概论”(主要是印度宗教)的通选课程，第一次上课教室爆满，110人的选课人数竟然不够用。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印度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全世界都意识到了印度的崛起。客观地说，在经济发展方面，印度还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在一些关键领域，印度正在或者已经赶超中国。”
姜景奎认为，尽管印度在科研、政策、教育等方面还存在问题，但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个邻邦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并正在逐渐以一种全新的形象进入国际化的滚滚洪流，而它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印度的科研体系
谈到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创新和发展，就不能不从它的科研体系说起。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通过九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教育体系和一个包括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和成果转让的涵盖广泛学科领域的科技体系，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机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相关资料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的10余年，印度R＆D投入占GN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0.8%～0.9%之间。根据印度科技部2002年发布的统计数据，印度中央政府的R＆D开支中的83%来自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国防研究组织、原子能部、科技部、空间部、海洋开发部等12个主要科学机构；而在经费使用上，印度科研机构长期以来是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部门经费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也是自行决定，并只用于支持本部门的研究机构。
印度的基础研究主要在中央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其中，中央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基本上在国家和部门两个层次上分别进行。国家层次的基础研究由印度科技部下属的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负责制定计划，并面向全国资助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基础研究。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根据业务特点和领域要求开展基础研究，比如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所属的研究院所，生物技术部所属的国家免疫研究所，空间部所属的国家安全研究组织，原子能部所属的巴巴原子能研究院等。
此外，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大学拨款委员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对外资助项目。地方政府、地方研究机构和大学主要以开展结合当地地理条件和发展战略的应用研究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涉足基础研究。为了迅速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大学在国家基础研究体系中的作用，印度政府在科技政策中将重建科研体系，强调大学在国家科学研究体系中的地位，全面提升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设施。中央政府在大学建立一批新的学科和院系，有重点地长期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为了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展，政府建立了一套新的基础研究资助机制，赋予科技管理部门更大的自治权力，以实现政府科技政策所确定的目标，简化资助项目经费的管理和资助程序。
民营经济挑大梁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印两国的科技体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印度和中国的不同主要在于民营经济的成分比较高。印度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私营企业的力量的确功不可没。印度私营经济在独立前就已经产生出一些像塔塔和比拉这样的大型私人财团。1947年后，印度在大力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一直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不仅独立前就存在的私营财团进一步壮大，而且还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私人财团，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经济政策调整和90年代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一大批从事信息技术产业、电子通讯产业、制药产业、食品加工业、服装纺织业、石油化工业、电力产业等经济活动的私营企业或私人财团迅速发展壮大，并很快进入全球化经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印度已经出现大量具有全球竞争力、管理模式与其美国竞争对手甚为相似的公司”。这些公司包括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和维普罗公司等软件公司以及雷迪博士实验室等制药公司，而所有这些公司都已经在纽约开展贸易，其中的一些已经主要依靠出口赚取收入。
尊师如敬神
印度是一个教育大国，在政府计划开支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而印度的教育体制也有与经济相类似的情况。
姜景奎表示，印度理工学院(IIT)的毕业生在国际大公司任高级职务的人比国际上任何名牌大学都多，印度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私立教育很普遍。
这一点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的印度新德里电视台记者Sandeep Phukan的口中得到了证实。Phukan表示，人们习惯认为印度所有的人都会说英语，这是不对的。在印度，只有进入私立学校上学的孩子才能够受到比较好的英语教育，而政府公立学校中有一些可以，一些还不行。印度的民间办学通过吸纳社会资金、延揽教师资源、扩大办学规模，为满足人才需求、适应社会经济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为印度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姜景奎还强调，除了民间办学外，印度十分重视教师、学者的地位。他说，在印地语中“老师”的说法含有“神”的意思，印度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中规定知识分子也就是“婆罗门”是印度社会四个等级中的第一等级，君政统治者也排在其下，而知识分子受到的尊重可以从平民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
英语给人才更大空间
印度受到当今世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它的人才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印度许多教育机构使用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这使印度人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英语作为印度人交流最普遍的语言，使学者们能够顺利地获得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信息，也使印度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声音十分响亮。现在，印度一批重点大学和专业学院在国际上已经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其优秀毕业生更是可以与美国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媲美。正如有些外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像中国一样，印度也有工资相对低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与较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比，印度有一个优势：它讲英语，所以对跨国公司更有吸引力”。
正是由于印度拥有一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又精通英语的人才，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从印度大量引进科技人才，并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把许多技术性的劳务转移到印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包括印度软件业在内的诸多产业的迅速发展。这些不仅增强了印度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和能力，而且也使印度及其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为提高。
新的人才观：“智慧银行”
现在，印度人才尤其是IT业人才流失非常严重，2003年联合国在关于人才发展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美、日等发达国家凭借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吸引大量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才，由此给印度造成的损失每年达20亿美元。毫无疑问，IT人才的大量外流也给印度IT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印度钢铁与矿产联合部前部长K. C. 潘特曾指出：“人才外流的实质是一个国家花费大量钱财培养出来的人才，到头来把他们的教育收获奉送给别的国家。”
然而，印度国内现在的看法有所转变。Phuka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才的流失是基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如果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很强，研究机构给予科学家足够的研究方便的话，人们也不会出国。我不否认印度科学发展的速度被减慢了，但在现在的印度，这已经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印度的研究机构非常自信，因为它们培养了国外知名的管理者和科学家。现在我们看重的是人们出国学会如何做事情以及这种经历。”人才外流给印度带来的不全是损失，这些年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尤其是IT业的飞速发展，与海外印度人将资金投向国内和通过各种渠道对祖国进行帮助不无关系。国外的印度人在事业获得成功后，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合同等回归故里寻求发展，或者是充当“纽带和桥梁”，带动祖国经济的发展。有统计显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高潮中，海外印度人对祖国的直接投资接近6亿美元，占同期外商在印度直接投资总额的30%。海外印度人给印度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先进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全新的理念，甚至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各种商业关系。因此，印度人力资源部前部长乔希博士表示，在印度政府看来，当印度人才从欧美归来时，他们不仅带回了资金，也为印度提高了知名度，更带回了创新精神!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也说，“即使一个印度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医生在50岁或者60岁回国，我们也并没有失去他们。我们把这种人才外流看成正在积攒利息、等待印度提取的'智慧银行’。”
学术自由与法制保障
陈志武曾表示，是否有学术自由、人们的思想是否受到约束、个人才能的发挥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对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姜景奎认为，印度文化中恰恰存在着一种精神平等，这种“思想的自由”使得印度的人才创造能力很强，印度的传统为创新提供了一种必要的环境。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在研发与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在核技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许多重要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现在，印度已经能够独立设计、制造、建设和管理核电站；印度自制火箭也能将卫星送入极地轨道，正在准备实施飞向月球计划；印度的生物技术特别是生物制药技术在世界处于前列；印度的信息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更是举世瞩目。而从这些成绩中我们不难发现印度在政策、制度上以及科研、经济大环境构建上的努力。
面对机遇和挑战，印度政府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措施。首先，印度一些单项的法律和法规如《专利法》、《信息技术法》在推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尤其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5年印度开始实施新的《专利法》，使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全面接轨。为使数据保护法制化，印度政府修订了2000年的《信息技术法》，为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行业提供符合国际标准和规范的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印度还在逐步完善传统医药处方和草药资源的专利系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和发达国家认同，将传统知识作为“超前艺术”纳入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其次，印度增强了科学决策能力。政府成立了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国家知识委员会，允许这些机构就国家科技发展问题、知识社会给印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直接向总理提出建议。此外，印度政府就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采取了众多的计划和措施。当然，印度国家科技投入的快速增加与经费管理机制的合理化与灵活化，以及为全面的国际合作而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医学研究、印度科学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计划和基金的启动，都为印度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创造了良好的制度和环境基础。
(来源：科学网 作者：任霄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