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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郑千里 　　“科技创新，我们首先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天津三维技术研究所所长李昌委员说：“好比在一个玻璃房里，或许也有阳光、空气、水分，但是总罩在这样的玻璃房里，既便再好的植物品种也难以长成参天的大树，或者高度一旦达到玻璃的顶棚，它就不得不曲扭了。” 　　1985年，我国的发明创造首次走出国门，参加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刚步出大学校门的李昌以自己的一项三维成像技术获得了该展览会的发明金奖，或许因为自己20年前就是靠发明创造“起家”的，所以，李昌委员与记者谈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护知识产权，调动更多的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人之初，性本善。”其实“人之初”也就对大千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如果我们总是指责小孩子这样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养成他们从小就唯命是从、不敢标新立异的秉性，那还有什么发明创造可言？李昌说：对老祖宗的“中庸之道”我们要予以检讨。 　　李昌认为，我们不能泯灭、扼杀群众中蕴藏的发明创造积极性，“比如造内河平底船，或许在它的设计有不尽合理的成分，但是我们如果能因势利导，研究‘虹吸现象’在现代船舶及其他水上交通工具制造中的应用，或许也可以达到‘歪打正着’的效果。” 　　李昌说：“饱暖思淫欲”是丑陋，我们应该是“饱暖思创新”。据最新消息，过去，曾出现过发明人所得的奖杯都要归单位所有的情况，至于知识产权带来的收益，则几乎全归企业所有，发明人大多只获得精神褒奖。 　　而日前出台的上海市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明确规定，除对有重大发明的个人给予一次性奖励外，知识产权收益由发明人及其所在单位共同分享，且发明人可获得技术转让收益的一半以上。上海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企业示范工程”，5年内催生100个产权申请、运用、实施和保护的示范企业，借此实现企业专利申请量每年递增15％，政府还设立专项资金，为企业购买专利申请、代理、维护等服务。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基础研究。”赵忠贤院士从基础研究方面对记者阐述了源头创新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国家当年搞“两弹一星”，许多人才是从搞基础研究转过来的，原因之一就是搞基础研究的人底子厚实。基础研究就必须培养一些如下围棋中懂得下“闲棋”、棋高一着的“高人”，具备前瞻性的眼光。 　　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些学者，早些时候就坚持搞高清晰度电视必须走数字化的道路。搞基础研究的人还必须懂得借助现代化的实验手段，懂得如何更好地进行学科的交叉和渗透。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索莫菲教授，国际学术界人尽皆知，虽然他本身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指导的学生中有3位获得了诺贝尔奖，另外4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年科学家也曾在他的实验室里工作过。赵忠贤院士说：“科技创新要有环境，也要有积累，急功近利是科技创新的大忌。基础研究既然要探索未知，要认识和发现自然的客观规律，就要允许犯错误。这样，科学家无论从学科发展考虑，还是在社会需要中寻找研究的选题，才会不断地有创新的火花迸发。” 　　一个国家在科技创新上有多大作为，就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上赢得多大的主动。 　　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所长田静说：“我们前年提出了要办国家的声学研究所、要有国际的科学家。”他举例说，过去声学研究所虽然在语音识别方面有些基础，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后继无人，两年多前，吸引了以颜永红为代表的来自英特尔公司语音识别研究方面的一个团队，使研究所的语音识别研究再现辉煌，取得了业界公认的成就。同时，研究所围绕“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面向世界科学前沿”进行了学科的重新布局，在声学微机电这一新学科“有所为”，取得了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经费的支持，初期研究开局良好。 　　田静说，科技资源分散、科技评价体系不合理，的确是目前影响科技创新的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国家应该努力做好各类科技计划和重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协调，推动全社会科技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他说：“我们现在一些重大的科技创新项目为了取得国家的经费支持，研究人员不得不多头申请，应付来自不同部门组织的专家论证，应付来自不同部门组织的项目评审，多头申请的同时就意味着要多头交账，实在是应接不暇，疲惫不堪。” 　　一些科研人员的“浮躁”影响了创新，这是大家的共识。田静认为，这既有国家科技体制和机制的外部原因，也有科技人员自身的原因，“要有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出现，科技人员就不能‘跟风’，必须耐得住寂寞，有‘十年磨一剑’的足够心理准备。” 　　要科技创新，就不要轻易言败，要懂得并且善于在“失败”中发现创新的苗头。田静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马大猷院士当年做一种先进吸声材料的研究，他在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对微穿孔板的反复试验，发现了声波中的一种涡旋现象，“心浮气躁的人很容易将实验中的一些奇特现象放过去，使原始性的创新发现与自己失之交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 　　 　　“我们现在一些科研人员热衷于当‘包工头’，施工的工程项目完成了，只要能通过工程的验收就心满意足，就急急忙忙地再去包揽另外的项目，再去挣别的工程的钱，这种‘包工头’的心态对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性的科技创新十分有害。”田静由衷感叹。他说，作为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对国家如何提高创新能力建言献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还将在全国政协科技界的联组讨论会上专门就科技创新的人才培养发言。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