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申明，这里的“大师”是指学术领域的大师。大学对“大师”可谓期望殷殷。梅贻琦(1931)就任清华校长时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就职演说，原载：校刊341号。)陈平原(2005)指出，早在1912年严复辞职后，马相伯在短暂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针对大学生也有过类似的比喻：“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形式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陈平原《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不管怎么说，大师对于一所大学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谁可以称为大师呢？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或许相对容易判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师可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北大前校长吴树青(1997)撰文指出，从建国以后文科特别是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学者。也就是说，在文史哲基础学科中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培养得太少——虽然“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但是只能说是准大师。不好说是大师级的人物”。(吴树青《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中国大学教学》)可见大师难得。
何谓“大师”？一般辞书的解释为“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敬的人”。这一解释不能说不对，但又不大“解渴”。因为有些大师“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但在他生活的时代却不大“为大家所尊敬”——不仅不尊敬，学界与社会甚至视其如寇仇。例如尼采——他是19世纪可以同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匹敌的少数几个大思想家之一。费希特说：“人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如果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而且会自相矛盾。”(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这句话几乎就是为尼采“定制”的。伊沃。弗伦策尔指出：“尼采的生活几乎没有意义：几十年的学者生活，这种生活一开始就包含着某种怪癖的东西，具有孤独和不被人理解的特色。”(伊沃。弗伦策尔《尼采传》)但尼采之为尼采自有其合理性，他说：“哲学家不是生来就是为了相互爱戴的，鹰从不结伴飞行，山鹑和椋鸟才这样。在高空翱翔、张牙舞爪，这才是伟大天才的一生。”(尼采《权力意志》)尽管“孤独是精神卓越之士的注定命运：对这一命运他们有时会嘘唏不已，但是他们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地选择了孤独”。(阿。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约翰。杜威是远比尼采幸运得多的哲学家，在学术发展的早期即受到詹姆士等人的赏识，成为美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甚至被誉为“美国人民的顾问、导师和良心”、“美国哲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但在《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一文中，约翰。杜威却说其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在我的研究和思想有所进展时，由于一些人在学术上对我恶意诽谤，使我变得越来越忧虑”。(简。杜威《杜威传》)《释梦》是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这本著作刚出版时，受到完全的冷遇，或者受到很不好的评价，八年里只出售了第一版的600册。还好，它的重要性终于被承认，在弗洛伊德生前连续出了八版。(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从哥白尼、达尔文到伽罗华，自然科学家以献身精神开辟了自己的真理之路，人文社会科学显然有更长的路要走。“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名言正说明大师之路是开辟之路、探索之路，甚至也是危险之路。马克思本人一生多数时间都过着奔波、劳碌、辛苦的生活，儿女甚至因贫困而死。可见大师难当，大多数人也当不了——尽管他们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造就大师呢？不同的“大师”定义意味着不同的大师诞生途径。钱穆(1940)认为：“大师者，乃是通方之学，超乎各种专门之上而会通全部之大义者是也。”(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1940年3月1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这一定义强调了大师学术“广度”基础上的“深度”。近期有识者(徐显明，2004)云：“在一级学科领域里开出一片天地，并产生跨学科影响的，便是大师。”(徐显明《我的大学理念》)具体说来，大师的标准在于：他们是学科带头人；他们培养了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力。这一界定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对照历史上大师的命运，恐怕会有相当一些大师不能列入其操作范围。伟大的学问无疑是服务于时代与国家的，但更超越时代与地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诚如叔本华所云：“一个人越属于他的后世，亦即属于整个人类大众，那他就越不为自己的时代所了解，因为他的贡献对象不仅是他的时代，他为之奉献的是整个人类。”(阿。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大师难得，但不是不可得，更不是不能得。个人天赋、后天努力、社会支持与学术空气对于成就大师都值得注意，但就国家与大学而言，后者尤其应该当心。陈省身说：“科学最坏的是有计划，最好的科学是没有计划的，是发现出来的。……最要紧的发现不是上边有个支持，然后跟着做就做得出来的，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虽然有些用处，但最没有价值”，而“科学发达的原因，头一个是工作的人要多，第二个要有空气”。(王卫华《陈省身：数学泰斗的世纪猜想》)事实上，罗素也早已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科学的进步“主要取决于新社会里知识分子获得自由的程度”。相反地，“如果所有的科学都被组织起来，并由国家统一管理，那么它很快就会变成僵死的模式，就连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以取得”。(罗素《东西方文明及其比较》)哲人仙逝，言犹在耳。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我们的科学道路及其政策吗？
(来源:科学时报 时间:2005-04-06 08:53:31 作者 蓝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