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7日下午两点，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利做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40场主题报告会，为国科大学子带来了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治理”的报告会。当记者于一点钟踏入玉泉路校区礼堂时，发现礼堂里早已有不少同学早早地来占座了，五月的北京骄阳似火，礼堂里同学们更是热情如夏。
在前来听报告的人中，记者意外发现自己的班主任——人文学院的曹胜老师，他告诉记者，杨大利在学术上非常严谨、规范，华人做政治科学的没几个，杨大利是其中一个。他在政治科学领域是很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对具体的政治现场进行实证研究、计量分析。曹胜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发展及政府改革，因此他慕名特意来听这次报告，看来前来听报告的诸多同学都是对政治学怀有浓厚兴趣的。
会议由人文学院执行院长任定成教授主持，他简要地介绍了杨大利的学术背景、学术专长及学术成果等。接着，在众人的期盼中，杨大利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坛，给人一种雷厉风行之感。在简要阐明今天的报告主旨后，杨大利表示，为了能更好地表达报告内容，他将用英文以探讨的方式作演讲，这大大出乎了在座所有听众的意料。
杨大利从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开篇，首先向大家展示了一张由安格斯•麦迪森计算的全球GDP历史数据图表。这张图表显示了中国、印度、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英国从公元元年至2008年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元年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6%左右，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一直有起有落。而1978年后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上升，三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是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无法比拟的。但是，杨大利指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却伴随着不确定感和恐惧感。大多数人都感到恐惧，但不知为何恐惧、恐惧什么。有钱有权的人恐惧，无钱无权的人也恐惧，有工作的人恐惧，失业的人也恐惧，老人恐惧，小孩也恐惧，整个社会及每一个人都陷入一种恐惧中，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恐惧。在宏观经济非常好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微观感受，比如幸福感指数却在下降。
接着，杨大利提出了两个思考问题：中国能否维持和过去一样的高速发展，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此，杨大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由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将很难维持出口额的增长，同时不断增长的土地成本和环境保护问题也将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生影响。虽然中国的人均GDP为6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在20世纪时，除了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外，鲜有经济体能否中低收入的经济体跨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因此，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同时杨大利还提出了目前出现的一些讨论话题：是否能维持和过去一样，高速增长的出口数额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问题，中国经济是否将出现拐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如何发展？
杨大利在报告会中谈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高投资、高出口及低消费，同时是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环境资源消耗及城镇化等因素驱动的。杨大利同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成本及优势作了分析：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对开发商、地方政府税收及投资者是有利的；GDP中劳动份额低于其他国家——工资随着GDP的增长也持续上涨，但却限制了消费；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环境吸引了投资，成为“世界工厂”等。
在演讲过程中，杨大利还运用具体案例阐述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负面问题，这些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如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等。杨大力认为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应该努力维护公众的信任感、重构“社会契约”、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
在报告会的最后环节，杨大利与在座同学进行了积极的提问交流。同学们就中国政治改革的难点及推进方式、造成人们幸福感降低的因素和政府实行单双号限行来缓解交通压力的政策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杨大利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
报告会结束，一位听众告诉记者，杨大利讲得很实在、很具体，而且他用一些量化的数据作为论证，很有说服力，对许多问题都有他独到的见解，从中很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