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初中入学的时候，坐在父亲的摩托车上，去一所第三志愿的学校，一所门都不知道朝哪的学校，我知道以后再也不能和亲密的伙伴们一起上学放学了。
高中入学的时候，我带着一些畏难的忐忑心情踏进一所重点中学。大学入学的时候，带着希望独自背着书包，搬着箱子，转3趟公交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大学。
研究生入学报道那天，天蒙蒙亮，去赶到北京的火车，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饭，看着我一边吃一边问这个带上没有，那个带上没有，因为这次我要“出个远门”。我还是强烈要求父母只送我到家门口，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路无论多长，还是要自己去走。
在科院的研究生生活有点类似大学生活，平日满满的课，还有周末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远在广州的导师省去了很多当面教育我的场合，这使我的生活颇感自由。记得导师在我暑假离开广州的时候跟我一顿噼里啪啦的讲道理，我只记得对我的肯定和让我发挥主动性好好学习了。
一年过去了，那些鼓励依旧在我心中的力量在起作用，而至于主动学习，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在每个学期开始，我把前一阶段的总结和下一阶段的计划呈上，导师往往表示肯定，之后我就按照自己既定的轨道旋转了。课题组的师姐总是在网上问我，导师给我课题了吗？并奇怪为什么还不给我定课题。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这总让我有种特别被导师关注的感觉，一种和老师曾经约好的默契。从我一年和老师联系不超过三次，这似乎有些荒诞。
藏龙卧虎的字眼时常出现在科院的学生对其他同学的描绘中，我到更愿意和这些龙虎共事。在生活中，大家都是朋友，并不在于学识的差别。我们可以交到性格相合的朋友，可以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可以发现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和崔菲同学的友谊便是不知不觉而生的。记得去年国庆，班级组织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我和崔菲和其他人走散了，却正巧遇到了进入广场的绝佳位置。被人群挤了3个小时，我们终于成为了第一批进入广场的人。可是安检时，保安人员却发现我包里有“违禁物品”，禁止我进入广场。天哪！我帮同学背的包里到底能有什么？我焦急的把这个包翻了个底朝天，愣是没有找到。看着潮水般涌进广场的人群从身边挤过，我心急如焚，但是崔菲却一直在我身边淡定的等我，我叫他先走，他还不急，再不进去就只能看人头了。最终我看不下去，拽上包，推着崔菲就混入了人群。在微冷的广场上等了一夜，也聊了一夜，我们共同观看了盛大的升旗仪式。后来就有了每天早晨两个人坚持早起锻炼，就有了在宿舍搞腌辣椒等等故事。
在北京还有我大学最好的朋友，自从去年10月，他就来到北京，他并不是来工作学习，而是在北京救命。毕业的最后一次通话中，他专横地要求我必须每个星期给他打个电话，这遭到我强烈反对——哪有那么多事啊！没想到那不久，他就大病不起，几乎丢掉性命。我们便每隔不久就会见个面，从此以后经常到病床边看望他就成了惯例，虽然他不能讲一句话，甚至任何一个动作已成为一个自我挑战，但是每次见面还是全力以赴和我握手，举手告别。从他的手上，我能感受到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力量。“愁一愁白了头。”八个月，我见证了陪在儿子身边的两位老人头发变白的过程。此刻一家人的全部希望就是主治医生对治愈肯定的答复。望见老人控制不住的泪眼，我心中极其难过，只能故作平静，乐观的慰藉。在我们大学为其捐款的进程不断牵动我心,我必须为救他做点什么。
在青岛，父母每次接到我的电话，就喊我回家吃饭，我便知道，家离我并不遥远。在广州，有我的爱人，我们彼此相爱，小小的争吵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便知道，爱就在身边。在心里，每每彷徨后的执着，我便知道，梦就在前方。
北京还没怎么走走，研一就要这样结束了，挥挥手告别过去的生活，收藏起难忘的记忆。再见了，我的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