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是我国生命科学界，放弃了美国名牌大学讲席教授，全时回祖国效力的著名科学家，也是北京大学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后接受聘任回国的院长。他的回国，在我国科技教育界和海外留学教授和学生中都有较大反响，并且有许多问题：一个在海外二十多年的人，如何在国内开展工作？一个经常发表文章探讨科教问题的学者，如何具体搞管理？在海外功成名就的人，为什么要回国？
2007年9月迄今几个月的时间，并不能解答所有问题。很明显看到的是，北大生科院的学生很欢迎他，称饶毅就职带来的改变是“颠覆性的”，认为他带着崭新的理念、带着乐观的态度走进了北大。他很快开始着手教育改革给学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回国前饶毅就以“敢言”著称。有人称：“北大敢于聘用具有品德正直和直言不畏个性的饶毅，也是对北大科学和民主传统的明证。”
北大确实力挺饶毅，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饶毅也很配合，北大希望他两年内逐渐关闭美国的实验室，但他两个月就做到了。
饶毅就这样果断地回国了。然而，也有人将饶毅的回国形容为“飞蛾扑火”。在国内复杂的学术环境下，他何以敢于担当改革者？近日，《科学时报》记者专访了饶毅。
归属感是回国最重要的原因
《科学时报》：你为什么不继续中美两边跑，而决定全时回国？
饶毅：我思考多年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归属感对我很重要：我属于中国。其它比较都是次要的细节。我对西方文化、历史了解不少，可以给美国教授讲美国历史的故事。我和吴瑛（注：饶毅夫人，斯坦福大学博士，哈佛博士后，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从做学生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和美国人有长期的交往，有可以交流个人事情的美国朋友。但归属感是比文化和社交更基本的问题。我认为归属对于后代也很重要，所以将9岁半的儿子带回国，在北大附小读书。
在有些时候，我认为“幼稚是希望的源泉”。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我全时回国，说国内人际关系复杂，科研环境不好。我觉得，许多事情有足够时间能够解决。过去13年我们在国内做事期间，遇到过的挫折比别人想象的要多、要严重。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中科院撤消生理研究所，有些人给国务院和科学院领导报告说蒲慕明、鲁白、梅林、饶毅、吴建屏组建神经所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学生差点上街游行。不过，在满腔热血被浇过凉水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发现直接接触过你的人、和你共事过的人，最终了解你。这13年后经常会有人来找我们做事，是知道实情者对我们的肯定。
做教育要有不计功名的精神
《科学时报》：从1995年开始，你就跟国内有学术往来，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院做过研究工作，但都仅限于研究所。这次全时回国为何选择了北京大学，并且是院长这样的行政职位？
饶毅：高校我以前考虑的很少，因为仅从科研的角度，高校占的比重在中国比较小。但是高校的研究也正在发展，更重要的是高校承担了教育的责任，对国家长期发展很重要。
学院在教育、科研、行政体制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既然你问到教育，我觉得，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水平要比改进科研水平需要的资源少，可是长期的效应更大。大力提高科研是必需的，不过对资源要求比较多，而教育水平的改善是我们花时间、动脑筋就能搞好的，而且长期效果大很多，不是几个实验室，而是一批人好了，而且不仅影响学院、学校，还有可能影响国际科学界、或者学生转行的其它行业。
北大生科院每年毕业110个本科生、90个研究生毕业，5年就1000个学生，10年就2000个学生。我们如果能把10%的学生培养到很优秀，那就是一批人，能产生很大影响。
对北大、清华来说，让10%的学生优秀，是个合理的要求。
《科学时报》：国内普遍存在教授忽视教学的现象。你为什么愿意大力抓教学？
饶毅：这不仅是国内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真正重视教育的教授不多。因为做教育见效慢，而且研究型大学强调研究，晋升、评价都取决于研究成果，而不取决于教学效果。在这种评价体系下，花时间做教学的人自然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做好教育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特色。
对于做教育的这部分工作，我现在的原则就是不介意外界暂时评价，我只要保证自己做好工作，让学生能够受益。学生如果今后出了很好的成果，就是对中国长期的影响。这不是我的政绩，也不可能成为我的政绩，因为等教育有众所周知的效果、学生有了大家公认的成绩的时候，我恐怕退休了。
北大、清华应该培养出领袖型人才
《科学时报》：你曾经说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只有1/15将来继续作科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饶毅：这是我大体了解的情况。15个人中14个都不想做研究，即使读了研究生也不想。这14个里面还有10个以上不知道做什么好，只是要离开自己现在学的东西，离开生物、离开科学。一般的父母亲都以为小孩上了北大、清华这辈子就行了。完全没认识到一大批学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这么优秀的孩子，当年满怀科学热情来到北大、清华，结果几年之内很多人就熄火了，我们不得不想想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全国综合大学生物系用一样的教学指导方针是有问题的。北大、清华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出最优秀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学术界、工业界的领袖，能够做出创新性成果的人，而不是一般的技术员。这里面有巨大的差别，也应该体现在教学上。
我们传统的教学方法误导了学生。北大、清华现在的很多学生担心的是以后怎么找工作、收入有多少。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考虑以后怎么做出重要的、先驱性的发现和发明。他们应该想高一些的目标，努力往那个目标靠近。如果目标很低，人就不会往高处走。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要想这些高远的目标，但是如果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想，谁来想呢？
《科学时报》：你觉得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饶毅：因为过去二十多年的社会影响，很多学生将步骤变成了目的。把上重点学校、出国误认为就是目的，以至于读研究生、出国后不知道干什么好。北大的学生，应该积极的找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不成为迷茫的一代。
我们周五4点钟，请一位学者、或者企业家来讲他们的经历、对人生的看法。给学生提供一些参考，思考自己的人生。晚饭是只有学生和演讲者一道，没有老师在场，给学生提供接触不同人的机会。
我们也安排暑期社会活动。提供机会，让学生可以去国外、国内实验室，企业，行政机关，让他们在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行业去获得感性认识。
每周我们请生物学家作学术报告，多半是国外的。之前要求学生先读同领域的文献。我们要让学生看到科学的前景，看到科学有趣的部分，接触深层的科学，他们才能往这个方向努力。
这样经历过一番，学生自己体会到底喜不喜欢科学、要不要做科学、要做什么学科，是他们自己花了功夫、有基础后决定。
《科学时报》：如何培养学生成为科学领袖型人才？
饶毅：让学生立志做重要的科学研究，成为学术思想的领袖。
在教学上要进行改革，教经典的实验，而不是结论。改结论导向为思想导向，这时候学生就能知道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结论，还有思想和过程，比如返回1960年，你来设计实验你来想怎么破解遗传密码。
课程的深度可用加强。我曾观察北大的学生到底厉不厉害。我拿美国研究生的课程给二十几个大学生讲，跟我在美国教研究生时一样。发现，别看这些学生都是考高分进来的，其实差别很大：当你把课程教得较深，差别就很明显。所以我们要把课程设置的有差别，这样好学生的潜力才能显现出来，发现自己的特长，其他学生也就知道原来自己不适合某个学科。
科学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未知性，而不是给学生一个答案。现在的实验课，只有在95%的学生在95%的情况下都做得出来的时候，才给学生做试验，因为如果经常做坏的话，对老师很麻烦。这种训练对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以后找工作是好的，但是对于训练科学和工业领袖人物是完全错的，南辕北辙，只会把好学生拖到和一般人一样的水平。真正的科学研究，多数时间都是失败的， 所以我认为实验不能全是基础性的，要有一部分是探讨性、不确定的、智力有挑战的。这样才能激发出好学生的潜力，让他们往创新型人才的方向走。
《科学时报》：你提倡的课程改革如何进行？
饶毅：根据学科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调整。比如以前的生物学不需要很多数学知识，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生物和数学可以交叉到很深的层次。如成像技术应用起来之后，如果要发明新的形态学和解剖学上的分析方法必须用到微分几何。过去纯粹学生物学的人中没有人学这么深的数学，想也没想到需要这么深的数学。所以我们和数学学院的教授们探讨，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后可以让部分学生选更多的数学。
再比如生物学以前有很多描述性的内容，但是现在机理性、思想性的东西多。所以我们的课程应该现代化。
这些只是一些例子。到北大后，我和老师、高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大班、小组、个人分别交谈，了解教学情况和大家的反应、要求，有些已经毕业的同学，听说我在了解教学情况，也给我寄来很详尽的反馈意见。学院、学校近年也在考虑如果改进教育。所以可以综合各方面意见，改革课程。
在争论中做困难的决定
《科学时报》：回国工作有哪些困难和挑战？
饶毅：中国文化缺乏professionalism，这个字没有规范的译文，原因是中国文化中还没有这个概念。
中国学术界缺乏intellectual气氛。这个字被长期误译，原因也是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个概念。它是比知识高的智力活动。做科学纯粹为了比谁厉害，看谁出文章多，平时不交流科学，只到要发文章后才说，不仅是小家子气，而且说明不是intellectual追求。平时不听学术报告，也清楚的表明做研究是职业，不是intellectual追求。这方面问题，在中国很普遍。
一个具体问题就是部门分割很厉害，大家没有养成同心协力做事情的习惯，时不时会出现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纷争，为了一点利益就闹翻，有些人还觉得天经地义。
《科学时报》：作为院长你如何推进自己的想法？怎么看待自己承担的风险？
饶毅：我现在一半时间做行政，一半时间在实验室。
做行政首先要支持大家的工作；另外要有对长远发展的规划，有大家认同的理念，还要有具体的激励人的方法。过去做研究只管自己一个人、一个实验室，有时候写写文章，也是爱听就听，不听就算了。现在不一样了，如何让老师学生积极参与？这是一门艺术，我也正在学习。
要做一些困难的决定。一些发展的问题不应该由所有人投票决定，这样常常会进步很慢甚至倒退。真正做好一个重要的决定就绕不开争论，在有争论的情况下，要权衡利弊做出决定，敢于承担责任、往前走。
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回答，再过些年吧。
（来源：《科学时报》2008年4月25日第一版 记者 陈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