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元九是我国陀螺、惯性导航及控制专家，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之一，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兼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当本报记者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陆元九院士的办公室采访他时，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之前传真给他的采访提纲。采访提纲后附上的两页纸上满是娟秀的字迹，是这位90多岁的院士针对提纲中的问题，一行行条分缕析地写好的回答要领。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1937年，陆元九考入中央大学，成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1945年，作为公费留学生进入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大门，在被誉为“惯性导航技术之父”的德雷伯教授设立的仪器学专业学习，于1949年成为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
在《陆元九传》中，关于他求学的历程写得十分详细，而陆元九院士也一直强调，他并非从小就是天才，一直到高中二年级，他成绩都是平平。正是他后来在多位老师的指导下，自己摸索出一套学习方法，培养出自学的能力，有了这个基础，大学乃至工作以后学知识就比较顺利。
“钱学森之问”现在是科学界、知识界关注的热点。陆元九院士对这个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我理解人才培养包括在学校里培养，也包括在工作中培养。所以，对于钱老的问题应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的学校培养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多；另一方面，到了工作岗位,也存在多出创新成果培养尖端人才的问题，希望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陆元九院士说，中国大学生念的课程从内容来讲，并不比外国差，而且国内外也都用考试的办法来检查学习的效果。问题在于：中国的教育偏重于应试教育，造成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加上用百分制评定成绩，对分数斤斤计较；国外的考试主要考学生用学到的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考试分数不那么重视，多采用五分制评分。国内外老师施教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他举例说，比如一个题目不会做，学生去问老师，在国内因为学生数量多，老师可能会简单直接地告诉学生该怎么做；在国外，老师则会耐心听学生诉说不会做的情况，从而发现什么内容未领会并建议学生去看看书中的哪一段，让学生理解后再去做。换句话说，国外的老师想方设法知道学生什么地方没有弄懂。
陆元九院士上世纪60年代初曾经在中国科技大学教过3年书，他就是用在国外学到的这套教学方法来教学生。“学生问我，我不会简单地回答如何做习题，而是要求学生讲清楚做这道题的思路，有时讲到一半时自己经常会发现问题的所在，我再根据情况点拨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学生问我一个问题，我一般采用启发方式，反问学生许多问题，促进学生思考，深入理解。”
导师挑选的题目应该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李政道先生曾经讲过，研究生导师要一对一辅导，这一点陆元九院士十分认同。他提出：“正常的情况，导师要研究生研究的课题，自己并不知道答案，‘如果知道答案，何必还要学生重复呢？’要创新就是要求老师辅导学生共同解决尚无答案的问题。这样，研究生一般一两个礼拜就要向导师汇报，主要是说自己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导师比学生经验多，他可能会针对学生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的线索和方向。每个学生做的课题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不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怎么能行呢？所以，研究生教学当中，一对一是必需的。在探讨的过程中，师生也达到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当然，导师如何挑选研究课题也很重要。陆元九说：“导师如果本身不做实在的研究工作，他出的课题就可能不太准。如果导师只是看国内外的资料，从资料里找课题，那学生的研究就是从资料到资料，对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课题存在理论没有很好联系实际的问题。”这又涉及进行研究生培养的学校和导师，也要有条件从事扎实的研究工作。”
培养新一代航天人
陆元九院士更强调在科研机构的工作岗位上对人才的培养，学生在学校主要是学知识，到工作岗位主要是用知识，这是个大转变，我们这些科研单位不仅是要用人，更是要在工作中培养人。学生在大学里面学的知识面非常广，但是到工作的时候可能只直接用到很小一部分，那一小部分对工作来讲远远不够，还要自学许多知识，因此人才培养不单纯是学校的责任，科研单位也有责任，某种意义上，后者更重要。
“真正的能力是在工作中用知识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工作能力是很难在学校用授课的办法培养出来的。用人单位要搞一套培养人才的方法，这些在书中我归纳成几条‘可操作的方法’。掌握一套学习方法，对自己终身受用。”陆元九院士用一句话来总结，“科研人员的一生，就是不断创新和学习的过程。”
陆元九院士注重培养人才在航天专家里是出了名的。由他发轫的“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工程”研究课题，从2004年开始试点推广，几年来获得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领导的肯定并得到了联合推进，人才科学作风培养工程初见成效，为培养新一代航天人、确保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