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是著名小麦遗传育种专家。他凭借在小麦育种领域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及成果，以及在我国粮食发展战略上做出的重要贡献，荣获了200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记者心目中，李振声院士是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为了能够采访到他，记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采访提纲、介绍信、《国科大》杂志样本寄给了他。本以为会石沉大海，然而，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三天之后，他竟然亲自打电话到记者办公室，只可惜那天有采访任务没有接到。
正当记者后悔莫及的时候，却发现手机里有三个陌生电话，试探性地拨回去，接电话的人竟然就是李振声院士！在电话中，他的声音那么和蔼、态度那样谦逊，令记者无比感动。在后来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才知道，“朴实的人格风范”是所有熟悉李振声的人对他的共同评价。
耕耘麦田
说起李振声的大事迹，件件都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小麦条锈病在我国大爆发，造成了我国粮食的大幅减产。小麦的一个“远亲”——长穗偃麦草，却对小麦叶锈病、秆锈病、白粉病等均具有抗性。李振声希望通过偃麦与小麦杂交把偃麦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但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方法持怀疑态度，毕竟它们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太远了。但是李振声认为这一方法虽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但在理论上还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李振声带领课题组先后攻克了小麦远缘杂交不亲和、杂种后代不育、后代分离等诸多困难，育成了具有抗病和抗逆基因的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以及利用小偃麦为亲本衍生的品种，累计推广面积在三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要吃面，种小偃”，老百姓用最朴实的语言，给了李振声最高的褒奖。
从1984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四年徘徊不前，同期却出现了大幅的人口增长。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满足人民需求，1988年，周光召老院长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工作会议”，动员全院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大面积治理工作。于是，在中科院的全力支持下，李振声带领本院25个研究所的400多名科技人员投入冀、鲁、豫、皖4省的农业主战场，开始了那场后来被誉为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的大生产运动。短短六年后，黄淮海地区粮食产量增加了500亿斤，为我国维持粮食供需平衡做出了贡献。
此外，李振声还开展了提高小麦氮、磷利用效率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振声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他所秉持的“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小麦育种新方向已经成为育种界的共识，并成为农业973项目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
直到今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李振声仍然常常回到他耕耘一生的麦田。“李先生这么大岁数了，到现在还会在田地里一站半天，倒是我们这些后辈有时会喊着吃不消。跟他比，我们感到很惭愧。”李振声的开门弟子，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陈化榜如是说。
荣誉归于集体
关于李振声，有一件事令记者印象格外深刻：他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把500万元奖金中的个人部分全部捐献给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一部分用于科学研究，一部分作为困难学生的助学基金。他说：“荣誉归于集体，这次奖金也应归于集体。”
很多人都评价李振声淡泊名利。“在工作上，他从不计较得失，从不和别人争名争利。他所研究的问题都从实践中来，解决的都是老百姓最需要的问题。”陈化榜评价道。对李振声而言，比起个人得失，他更关注如何让老百姓和国家真正从他的研究中受益。
李振声个人生活也极其简朴。早在90年代初，“打包”这个词还没有兴起时，他就已经是“打包”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了。实验室开完会后，如果有吃不完的饭菜，他都会建议学生带回去：“不要浪费粮食，农民种粮不容易啊！”
做科研要从国家战略需求考虑
在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李振声的战略眼光。他似乎总是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却又想得很细。与李振声长期共事过的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欧阳竹回忆说：“我从1996年以后才真正开始近距离接触李院长，很快就对他特别崇拜。他在科学院里面组织了一些重大的讨论，我听他回顾并解释当年‘黄淮海战役’的重大思路，我感到李院长是真正关注中国的农业、中国的粮食安全。他所站的高度，他的科学思维确实是很令人敬佩的。”陈化榜也认为：“他在大的科研布局上总是能从国家战略发展方面考虑。从‘黄淮海战役’，到现在的‘渤海粮仓’项目，这些大的思路都是李先生根据国家需求想到的。”
李振声做科研工作，总先要从国家、人民的重大需求出发。他认为不应当花很大精力去做一件没有用的事情。这种强调实际、强调价值的科研态度，一直贯穿于他的科研生涯中。
做科研必须严谨踏实
与其他很多院士一样，李振声也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头脑。据说，几十年前某次会议上的数据，他至今都能复述得出来，哪怕这些数据与他自己的专业方向毫无关系。然而，比起天分上的优势，李振声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更令人惊叹。
在“黄淮海战役”前，国家提出要增收500亿斤粮食。其他人可能会从统计数据上去分析这些粮食该从哪里出。但是李振声却带着一支队伍，白天考察，晚上讨论，历时三个多月，才向中央提出在黄淮海平原开展这个增收计划。1987年，在李振声的主持下，中科院专家组向国务院递交了题为《全国增粮1000亿斤的潜力简析》报告。次年，这个报告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来到山东禹城考察，李振声问他们看得怎么样。陈俊生表示：“看到的比你说的好。”李振声说：“那我就放心了，说明我的汇报都是实事求是的。”“只有这样，他心里才会觉得踏实。”欧阳竹说，“他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总是深思熟虑，反反复复地调研、考察，要亲自看、亲自听，还要亲自跟很多人讨论。他的这种严谨态度，对我们影响很大。”
有一次，李振声要给国家高层领导写一个报告，他吩咐欧阳竹先起草一个初稿，然后再交给他修改。欧阳竹一个下午就把报告写好了，5点多钟时发给他。李振声很快就看完了这份初稿，给欧阳竹打了一个电话，说：“欧阳，稿子基本上是可以的，不过有一些细节我得再跟你讨论一下。”接下来，仅仅两页纸的稿子，李振声一句话、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跟欧阳竹斟酌，务求达到最准确的程度。“那天的电话一直就没有放下，直到他用的无绳电话没电了，只好充好电后再接着打。到晚上10点的时候，他才说，这个稿子我们一个字都不改了，可以定稿了。”这件事给欧阳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振声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踏踏实实做事，坦坦荡荡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坦坦荡荡做人”，是他常常教育学生们的一句话。而现实中，他也的确以身作则，对后辈们关怀备至、悉心培养，他的人格魅力对许许多多人产生了受用一生的影响。
陈化榜，作为李振声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在生活上受到过李振声很多关照。在中科院读书那些年，对陈化榜而言，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每周五下班后去李老师家吃顿便饭。“我对第一次去他家吃饭印象最深。我家是农村的，以前从来没有吃过板栗炖红烧肉。尝了一下后，我不由得连连赞叹：‘李老师，这个菜太好吃了！’结果他马上把菜推到我面前说：‘好吃就多吃点儿。’我每次离开他家时，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给我的这个兜里揣一个苹果，那个兜里放一个橘子……”时隔这么多年，这些事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温暖。李振声除了在科研上指导陈化榜外，生活上也给予了他许多关爱。
有一段时间，欧阳竹主持的一项工作一时没有得到领导的认可。尽管坚信自己做得很好，也相信这个工作是有价值的，欧阳竹还是感到有点沮丧和失落。这时，李振声打电话给他，说：“欧阳，我能感觉到你最近有情绪。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你只要认为自己做得对，自己的工作将来可以对社会有贡献，坚持下去就好，千万不要受任何方面的影响。几十年来，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的。”那天，电话两端，李院长远在北京，自己则身在山东禹城，欧阳竹还是感到了无尽的亲切和温暖：“这一通电话打了20分钟，没有谈一点工作，只是教导了我如何面对困难以及人生不如意的时候。这对我的人生和科研道路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
李振声出生于山东淄博的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成为院士后，他一直保持着朴素的作风、平易近人的态度。不管去哪里工作，他总是能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
当年禹城站有一个实验示范村叫毛庄。虽然那时毛庄很贫困、很破旧，但是每次领导来视察时，李振声都坚持“把最真实的农村展示给领导”。
那时毛庄的书记叫袁兴波，非常配合中科院的工作。李振声和袁兴波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他每次去禹城都要叫上这个村干部朋友，一起研究工作该怎么开展。因为李振声带领的中科院农业专家组给禹城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袁兴波等人对这些科研人员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有一年过春节，中科院的工作人员因为任务繁忙，没能去毛庄看望那些农民朋友。结果，他们就打来电话说：“你们要是不来，我们就去北京看你们！”“只有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人，才能得到老百姓这样的感激。”欧阳竹感叹道。
还有一年，也是春节前，袁兴波突然找到欧阳竹，托他带一样东西给李振声。谁曾想这“东西”竟然是一双布鞋。袁兴波说，这双鞋的鞋底是他媳妇亲自纳的。李振声收到这份礼物后，非常感动：“老百姓能送我这双布鞋，是把我当作了最亲的人。对我们山东人而言，这是最贵重的礼物了！这放在以前，那可是送给解放军的。”之后，李振声也不忘买一些衣服回赠给袁兴波。
李振声常说：“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对一位农学家而言，老百姓自发的、朴实的情感表达是最高的奖赏。在采访了与李振声一起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后，记者突然感到，院士的头衔固然可敬，但老百姓给予的口碑才最为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