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一向是出版界的话题人物，他的作品有的获得文学界大奖，有的沦为禁书，而他却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阎连科说，《我与父辈》这部散文是他一气呵成写就的，因为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不用思考，不用修饰，信手拈来。正是这种纯粹的感情，使读者在读此书时，才会深深地从心底产生共鸣。
《我与父辈》，此书通过作者对自己艰辛经历的描述，把人们带回了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平凡的人物、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叙述、却让读者感慨万千，读之不禁掩面沉思。“城市化的发展，正逐渐拉远人与人的距离，即使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正被城市化的快节奏所消磨着，阎连科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将自己的悔恨和懊恼娓娓道来，一个个平淡的字语都化作一根根利刺，刺入每一个读者的心田”。
在书中，当四叔离开这个世界时，作者才猛然醒悟：原来，父辈里的人都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只剩下这些晚辈们。守灵时妹妹建议他写写自己家里的事，使他隐隐感觉到一直以来的写作，好像总是与他们无关，也在这一刻，他觉出了愧疚和不安：对这片土地，也是对养育了他的父辈和关心着他老家的亲戚们。追溯父辈们的人生和命运，查找岁月中的痕迹和落尘，作者终于在某一瞬间明白了父辈们一生中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而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谁又不是为了这些呢？
“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下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为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着标刻的岁月。”只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一升二考试，却在作者的心底挂了半个世纪。勉强及格的分数，让作者感到羞涩和不安，感到难以面对父母和乡亲。同样敏感的体现，还有对当时来自城里，比自己身份“高一等”的女同桌的一些认识。“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和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这个来自城里的同学，成绩总是很好，这似乎证明了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这种差距，却又因为那个年代特定的历史原因而不能超越。从作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探到那个年代上演的一幕幕剧情，这种遗憾，不是一个人的，是整个时代的。
对底层社会中城乡不平等差距的强烈感受，成了一种逃离乡村的隐约的初衷。作者从了解到张抗抗因为一部小说《分界线》，而从北大荒到了省会哈尔滨，从此萌生了写作改变命运的念头。然而，现实的艰难，却使还不到十七岁的他背着一捆行李，远赴几百里外的城市打工维持家里的生计。那段一天一吨货物，连续工作十六小时的搬运工生活，成了他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夹在行李中的书稿，因为这种劳累而看不到明天的生活，没有再续一个字。然而一次偶然的际遇，却让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想到了未完成的小说，未实现的梦。
父亲带着全家人改造土地，贴补口粮，夜幕下，父亲扛着锄头敲碎石块的身影总在抬首间浮现；他拖着病重的身躯，淌过冰冷的河水为儿子盖新房，一趟又一趟，直到脸庞发紫，生命垂危；然而，在他父亲最后的岁月中，为了省10块钱，一家人放弃了父亲看一幕最钟爱电影《少林寺》的机会，这成了父亲的遗憾，也成了他终生的悔恨。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是赤裸裸地作为一种规则摆在每个人的天平上。二姐含泪的话“你去念书吧，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将他和她的命运改写了。同时，那个年代普遍贫穷饥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作为父母无力供应孩子饱腹读书，这种辛酸与无奈，留下的是一份被时代早已忘记的歉意。
穿着洋织袜的大伯，陡增了他的荣耀感，似乎在提示着，自己和一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触，根深蒂固。后来，年幼的作者，见证了大伯财产的爆发，痴迷于赌博，直至最后走向末路的一生。过早旁观他人的起伏，总像一口警钟，让他在日后的道路上，有所追求，更有所节制。而工人出身的四叔，从人人艳羡的非农业身份，到退休后居于村落，年轻的优越感顿时转为年老后的失落感。
“父亲的勤劳和忍耐，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俭、贤能和终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的感受到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的美好，这成了我一生的财富，也是我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库房。”这便是书中自始至终都饱含着的一种深情。一本书，就是一部丰富的人生，不仅指引着我们往哪走，也教育我们要有血有肉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