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记者如约来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拜访了在真菌系统分类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郑儒永院士。
走进郑儒永的办公室，记者就在心里对她的办公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办公桌和实验台下面被高高地垫了起来，比正常的桌子要高出30多公分，办公桌前竟然没有一把椅子。
中科院微生物所的陈老师为记者揭开了“办公桌的秘密”。2004年，74岁高龄的郑儒永因患上了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脊柱上被“钉上”了2根钢柱和10颗钢钉。医生告诉她：“每天只能坐一小时，其余时间只能站着或者躺着。”于是，郑儒永选择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坚持每天站着工作8小时，已是82岁高龄的她至今依然如此。陈老师笑着说道：“换了是我，肯定会选择躺着，可是郑老师竟然坚持站着工作，而且一站就是9年。”
正是这超乎寻常的毅力，促就郑儒永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1985年，郑儒永提出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并保持了多年的国际领先地位。1987年，郑儒永与同事合作并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真菌志 ·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国际专家的广泛赞誉。1999年，郑儒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目前，郑儒永仍然在为完成另一个真菌的目，即毛霉目的系统分类研究和《中国毛霉目志》的写作而继续努力工作。
银行家家庭走出一位“纯粹科学家”
提到郑儒永，就不得不说起她的家庭。她的父亲郑铁如先生是一位国际金融学家，曾于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任香港中国银行经理数十年，因为对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被选为人大代表；她的母亲是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可惜后来由于子女众多未能参加工作而成为一位家庭妇女。受郑儒永母亲的侄子章汉夫的影响，父母二人的思想都非常进步。这样优秀的父母自然会对子女的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郑家兄弟姊妹9人，除一人因健康欠佳放弃继续深造外，其他人都大学毕业。
“我们家气氛绝对自由，每一个人都是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郑老先生的人格魅力也在郑儒永身上留下了烙印。“我父亲廉洁得不得了，也迂腐得不得了。我可能遗传了他的这些特点吧。”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里，郑儒永都非常节俭，在保证做好科研的前提下，绝不多花国家一分钱。此外，身为院士，“功成名就”的郑儒永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兼职，从不拿工资以外的报酬。“遇到不能推脱的请求时，我会帮助他们，不过这些都是‘白干’的，不会收任何报酬。”郑儒永清廉的品质、淡泊名利的态度令人起敬，难怪有人赞她是“最纯粹的科学家”。郑儒永成长在香港，出身于一个“金融家”家庭，因此，人们私下总叫她“香港小姐”。然而，她却有着非常朴素的生活态度和处事原则。
无论是公家的钱还是自己的钱，郑儒永从来都不乱花，她脚上的旅游鞋已经穿了十一年，她很计较钱吗？她在人民医院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病的时候，结识了几位人民医院的医生，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免费给西部贫困地区腰椎间盘疾病患者做手术，郑儒永被他们的职业精神所打动，一次性捐款10万元。这对只拿工资的郑儒永而言，绝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周围同事对她的慷慨大方表示惊叹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数还是拿得起。”
为了科研忍痛割爱
学农业并不是郑儒永的初衷。她喜欢绘画，起初，她最想读的专业是清华大学的营建系，学习建筑物的外形设计和绘制。但是由于当时时局不稳，家人不放心她独自北上，她只好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园艺系的庭园布置专业，由于这个专业只有她一个人报名而被撤消，最后只得转入刚刚成立的植物病理系。“我个人对设计方面很有兴趣，既然搞不成专业，我只好在自己家里过过瘾。搬家时我精心地设计了房间和客厅的装修，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来取经，还拍照作为装修居室的参考。我还喜欢打毛衣，打出的很多花样都是自己设计的，身上穿的好多衣服也都是自己设计和动手做的。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穿过我织的毛衣和替她们裁剪或缝制的衣服。此外，我对音乐也很有兴趣，年轻时学过很多年的钢琴，也很爱听音乐。工作后因时间关系早已不再弹钢琴，只有周末或假期还能偶尔听听音乐。”
为了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多才多艺的郑儒永还是放弃了很多爱好和天赋。“做科研是很花时间的，必须全力以赴。我早就没有工夫管那些个人爱好了。”就这样，绘画、音乐等在她的生活中渐渐隐退，让位于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
“发表论文时我们要画很多真菌的形态线条图。我的文章很容易通过审稿，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图画得很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这点天分对工作也是有帮助的。”说起这些，郑儒永脸上浮现出几分欣慰的笑意。
大师的小班情结
郑儒永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学习经历。她在入学的当年，被岭南大学调剂到农学院刚刚成立的植物病理系，成为该系的第一个学生，也是该学年的唯一学生。郑儒永一个人就是一个班，接受林孔湘、范怀忠和陆大京几位教授的3对1教育。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可是想都不敢想的VIP待遇。
“范怀忠老师很认真，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也要认认真真地讲课，老师和学生就坐在一张桌子上。也有一位老师远在广州，以读书报告会的形式给我授课。还有很多时候，我需要自学，自己看书，自己写读书报告，自己给自己上课。”
郑儒永在小班里成长为一代大师，相应地，她自己也更偏爱精悍而有效率的小型课题组。现在有些导师在教学生时抱着一种“广种薄收”的态度，对此，郑儒永有不同看法。她说道：“一个老师带太多的学生，其实就是对不起学生。”而郑儒永通常只带一个学生，最多也不过两、三个。因为人员很少，这个微生物所里历史最为悠久的实验室常被人误解为是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新项目组。
中科院微生物所副研究员刘小勇曾经是郑儒永的学生。刘小勇说：“郑老师最让人敬佩的一点是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管科研氛围多么浮躁，她一直坚持有多少东西发表多少文章，有多少精力带多少学生。在郑老师身边学习，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
博士一年级的王亚宁是郑儒永目前指导的最年轻的学生，她告诉记者：“跟随郑老师学习已经有两年多了，现在两位老师共同带我，一位是院士，一位是副研究员，我太荣幸了！”
“香港小姐”遭遇冷板凳
年轻时的郑儒永，也是个热血青年。1953年，她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我的哥哥姐姐们几乎全部都出过国留学。我大学毕业时新中国刚成立，我特别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前苏联的一些小说，也深受其影响，毕业之后就想立刻报效祖国而放弃出国深造。当时我有两个选择，留校当老师和来微生物所工作，我选择了后者。毕竟微生物所是国内做真菌研究做得最好的科研机构！”郑儒永自豪地说道。
然而，初入研究所的郑儒永却遭遇了“不公平待遇”。当时她被分配到微生物所的奠基人戴芳澜教授手下工作，戴先生看不上这个柔弱的“香港小姐”。“戴先生没有把我安排到他自己的课题组做研究工作，而是把我安排到标本室去整理标本。当时国家刚刚解放，三个单位（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真菌标本都集中到科学院来。我一来就整理标本，打标签、贴标签、换口袋……这一做就是四年，根本接触不到研究工作。”当时的标本柜都是一样大的，可是微生物标本大大小小、形状不一，二者常常不相匹配。为此，郑儒永和邓叔群先生一起重新设计了标本柜。在这个看起来很“低级”的工作中，郑儒永的设计天分又一次得到了发挥。“我们做的柜子大小长短各不相同，抽屉也有薄有厚，标本多大就放多大的盒子，一点都不浪费空间。”后来，许多研究员都看上了这个勤奋、认真工作的小姑娘，为她打抱不平，并争相要求调她到自己的课题组来工作，当时戴先生正在争取入党，为了避免因“重男轻女”而遭受批评，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收下了这个女学生。
就这样，郑儒永离开标本馆，进入到课题组，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在她被放在标本室的这几年里，很多同时被分配到所里的学生已经在科研领域小有成绩甚至发表文章了。但是郑儒永却并不着急、不浮躁、不眼红。“我从来不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老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郑儒永说。
耄耋之年 不落征帆
谈到未来还有什么未完成的目标时，郑儒永说：“我会再干三五年，把《中国毛霉目志》完成。这是研究工作完成后自然会有的产物，算不上什么目标。”郑儒永从不强调自己的工作有多重要，也许在她看来，科研的目的不在于成果，而在于科研的过程本身。
正因为对科研的热爱，如今已82岁高龄的郑儒永依然每天8点准时来到实验室，看文献、做实验，甚至比不少年轻人来得还要早。“我有特异功能，不需要太多睡眠时间，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即使这样投入地工作，郑儒永还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刘小勇老师介绍说：“郑老师的脊柱病，其实非常不适合这样高负荷的工作。可是刚刚上了钢钉三个月，郑老师就又来上班了。刚开始只来半天，后来干得太投入了，就不自觉地下午还来。我们多次建议她回家休养，可是她坚持要来，每天比我们来得早，走得晚，像这样的科学家实在太少了。”
曾经有一位老科学家的座右铭是“一息尚存，不落征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已步入耄耋之年的郑儒永。看着她瘦小的身体披上宽大的实验服，在实验台前忙碌工作，早春的阳光照进实验室，将她头上的银发一丝一丝挑亮，谁能不被她的这种精神打动呢？
记者手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当‘院士’不是人生规划的一个目标，而是你做研究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水到渠成的事。做工作还是应当顺其自然。”在采访郑儒永的过程中，这“顺其自然”四个字是令人感触最深的地方。郑儒永的一生，似乎总是在“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从分配和安排。然而，就在这样看似被动的服从中，她却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郑儒永说：“我并不总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只要别人言之成理，我都接受。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管干什么都能培养出兴趣来。”与当今那些动辄就强调个性和理想的学生相比，郑儒永似乎很没有想法。父母不愿她到北京读书，她就放弃了去清华读建筑设计的理想；岭南大学把她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植物病理系，她“既来之则安之”；戴芳澜先生起初把她“扔”在标本室做最“低级”的工作，她也毫无怨言……但是，在听过这位年逾八旬的老科学家一生的故事后，我感到这种“没个性”、“不挑剔”里其实蕴藏着一种大智慧。
因为不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所以避免了自负和虚荣；因为不挑剔工作，所以避免了眼高手低的浮躁；因为不计较付出和得到，所以她处处展现出一份超越了名利的淡泊从容。
郑儒永年轻时由于家在香港，很多人暗地里叫她“香港小姐”。可她却并不在意这种有点看不起她的叫法。她一生节俭朴素，远离浮华。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她所穿的鞋子不仅样式简朴，而且已经非常陈旧了。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郑儒永学生的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有一天雨过初晴，我看到郑老师和她的丈夫互相搀扶着，走在梧桐树下的小道上。当时的情景是那么温馨、那么动人，让人只愿在他们背后静静地欣赏，而不忍上前打扰。”这就是郑儒永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位看似平凡的老人，散发出一种平和恬淡的气质，却令人深深为她的智慧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