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这是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的中心议题。在这一核心思想的指引下，我国近几年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道路上稳步前行。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知识产权纠纷等问题也愈显突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0》发布会上指出，由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以及各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警觉，并由此产生更多的贸易纠纷和国际博弈。但这种博弈并不完全是坏事，中国完全可以在“攻击”中受益、在“批评”中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完善自己的发展思路。
西方国家攻击中国自主创新政策
30年来，中国对外资和出口的狂热追求换取了作为一个制造大国的国际地位，经济水平也由此实现了飞跃。但同时，创新能力低下、核心技术依赖他国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并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中国向全世界吹响了自主创新的号角。此后，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开始着手实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布局初步形成……创新成为中国的国策，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把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中国科技创新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柳卸林指出，中国当前的自主创新政策释放出了新的信号。首先是重视重大科技专项，通过创造新产业,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其次是强调了政府牵引的研究共同体概念,尤其是在高铁、大飞机等领域，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协同合作成为一种成熟的模式。在此思路下，政府的主导作用得到凸显，由此也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攻击。
有人说，政府大规模的干预是对自主市场经济体系的威胁。还有人说，中国的政府采购政策是对WTO规则的违背,没有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中国要求享受这一政策的企业,必须是本国企业。强调了本国企业优先,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要中方控股的公司,要中国注册的品牌等。这是回到封闭时代的表现。
对此，柳卸林认为，事实上,中国的市场要比日本和韩国的市场更加开放。中国招致批评更多的原因是中国广阔的市场引起了发达国家分享的兴趣。
以美国为例，中美的创新政策（一般包括汇率、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等）现已成为中美紧张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各大媒体几乎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文章。而美国政府和议员的有关言论也越来越激烈。
中西方出于各自立场相互博弈
柳卸林分析认为，中西方之间的冲突首先源于双方政治体制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中国提出举国搞科技创新的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与自主市场经济间的对抗。
其次是价值观的冲突。这从双方民众对“产业政策”一词的态度即可看出。由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产业政策”在美国是一个贬义词；而在中国,则体现了政府对产业的关注和支持，是一个褒义词。
最后是利益冲突。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转变,将改变全球竞争格局,令西方国家担忧。
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问题，我国政府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2010年9月13日，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新领军者年会（简称“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提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都享受国民待遇。同时，中国的政府采购，对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一说明也引起了与会外商的积极反响。
而胡锦涛总书记刚刚结束的美国之旅，更是在包括经济政策等许多方面与美国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柳卸林认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虽然双方各自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但由于双方同时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保障经济发展，这导致了相互博弈将成为双方关系的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应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状态，为自身发展服务。
从攻击中获益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自主创新需要政府来引领。不过，市场竞争才是创新的真正源泉，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对政府过度保护的指责声中，不断审视政府的介入深度，在政府引领的同时保证企业的创新活力。”
柳卸林指出，过强的政府保护会扼杀企业创新。因此政府的干预只适用于作用于已有技术的追赶,而不适用于真正的突破性创新。
同时，柳卸林认为，所谓强国,必须是有称霸全球的大公司,有国际产业领导力的国家。如华为这样70%的市场在海外的大公司,才最能体现中国的创新力。因此，中国的技术体系要注意不能与全球割裂，否则将会被市场淘汰。日本的手机产业足可作为前车之鉴。
“全球化是中国繁荣昌盛的基石，也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世界强国的依靠。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定需要全球视野和战略；需要有多边合作、多方赢利的思维。这样才能从全球化过程中增强国家利益。”柳卸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