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下午，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袁贵仁来到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现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自己对教育体制改革的看法。
“放多了收，收了再放”是折腾，不是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不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社会不允许我们在教育方面有重大失误。”袁贵仁说，“教育体制改革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体现出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需要有科学的设计和宏观的考虑，先行试点也很必要。”
在袁贵仁看来，解决目前教育体制改革中管理体制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3个层面“放权”。首先是教育部要向省级放权，“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权限目前在地方，全国2600多所高校有2500多所的管理权在地方，虽然各省的教育条件不一致，但如果各省把教育都搞好了，那可以说中国教育就办好了。”
其次是地方政府要向学校“放权”，“经常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还没有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我认为该放给学校的就得放，但是前提是学校有完善的发展规划和自我约束能力。”袁贵仁说。
学校也要向教师和学生“放权”。袁贵仁说：“这是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问题，学校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来管理老师和学生，而不是校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应该有建立符合学校特点和实际的制度。”
袁贵仁认为以往的“放权”是放多了收，收了再放，“这是折腾，不是改革。”他说，目前公办学校确立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基本符合我国实际的，“但需要建立完善一整套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的制度，这不是一日之功，但我们必须探索。”
高校捐赠或将享受财税政策倾斜
“高校的经费来源无非是教育拨款、学费收入和社会捐赠。这几年政府对高校的投入明显加大，社会投入比例明显下降，我认为这不好。”袁贵仁说，“我们鼓励高校到社会上去争取资源。”
袁贵仁认为，政府的钱不管多少都是有限的，但社会资源有很大的挖掘潜力，“财政部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对高校捐赠进行配比，下一步我们还将研究如何在财税政策方面对高校捐赠进行倾斜。”
“学校是教育的主要细胞，教育要有活力，首先学校要有活力，以教育事业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民生性，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资捐资办学。”袁贵仁说。
“高校目前最需要做的是改变人才培养的模式，改变简单的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传统的培养模式。”袁贵仁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但被体制层层块块地分割开了，我们必须集中高校和企业的研发力量联合培养人才，加大各高校之间，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高校和企业、行业之间，高校和外国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
“我个人认为高校引进外国教育没有风险。”袁贵仁说，“我们有那么多人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了，那在本土引进外国教育还有什么问题？”他认为，目前高等教育质量不高，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不管是穷的国家还是富的国家，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只要他们的方式方法有利于建设中国大学，就应该学习。”
3年之内缓解入园难
“学前教育现在是基础教育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对此非常重视。”袁贵仁说，“我们以前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9年义务教育的问题上了，现在可以说是基本普及了，但却忽视了学前教育。”
袁贵仁认为，目前学前教育资源匮乏，管理力量薄弱，“谁来管理、协调、监督、指导，根本就没有人手。”他向记者透露，最近教育部正在调整内部司局的设置和职能的划分，重点加强对学前教育方面的人员配备，“我们先要做的，是充实加强学前教育的管理力量，这是教育部门能够做到的。”袁贵仁说，“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3年之内可以缓解入园难的问题。”
“职校的学生不为工厂所用就是失败”
“职业教育如果脱离了企业，就脱离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企业要面向社会，职业教育要面向企业，职校的学生不为工厂所用就是失败。”袁贵仁认为，目前职业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推进校企合作。
袁贵仁说，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势头是好的，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人才培养体制不完善、缺乏社会吸引力；管理体制不顺、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基础能力薄弱、办学条件较差、制度建设滞后、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与发展环境亟待提高与改善等问题。他表示，法律保障校企合作会体现在今年修改后的《职业教育法》中。
“农村职业教育将会是今后职业教育的重点。”袁贵仁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他表示，各级政府要担负起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筹城乡、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统筹中职与高职教育协调发展，推行职业资格证书与劳动就业准入制度，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袁贵仁说，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将占到GDP的4%。“我们要做的是合理配置各类教育资源，把国家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相信中国教育在今后几年会有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