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2006年1月16日,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愉快的友谊赛,经过四节的比赛,计算所篮球队以60比50的比分获胜。 比赛中,计算所篮球队充分发挥自己在技术和身高上的优势,发扬了积极配合,团队合作的精神,在整场比赛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并最终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比赛结束后,两队队员互相握手并摄影留念。 中科院计算所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与去年建立了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此次篮球赛旨在通过篮球比赛的方式,加深计算所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了解,增进两个单位学生之间的友谊。

     【新闻网讯】近日,国家科学技术部下发国科发基字[2005]494号文件,沈阳生态所沈阳生态实验站被批准为国家野外站,该站代表松辽平原西部农业生态区(ⅡB1),并被命名为“辽宁沈阳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沈阳生态实验站于1987年开始筹建,1990年正式落成并投入施用,1992年被中国科学院批准为生态网络(CERN)重点站,1997年被批准为中国科学院野外开放试验站。沈阳站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十里河镇,地处辽河平原下游,在水肥气热及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等方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为辽河平原的粮食主产地之一,特别是辽宁省的粮食主产地。建站之初,沈阳站就瞄准国家在农业生产和生态建设中的重大需求和国际生态学研究前沿,针对辽河平原下游的特定生物气候和大工业城镇密集型、工农业发达地区农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实际,并根据国内外应用生态学发展趋势,开展农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重要生态过程及其调控途径以及污染物生态效应与土壤修复技术研究,探明农田生态系统主要生态过程;深入研究复合污染的过程和机理,建立土壤生态修复理论技术,发展农业生态学和农业生态工程、污染生态学和污染生态工程的理论和实践;阐明土壤-作物系统养分循环规律,开发新型肥料关键技术;提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优化模式,为辽河平原下游乃至辽河平原的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经过十多年的试验、观测、研究,沈阳站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同国内外多家实验站进行了合作研究,并建立了业务联系,其研究成果已经具有较大的国内及国际影响力。沈阳站在长期的监测、试验、研究和示范上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得到了中国科学院主管部门和国内外同行的充分肯定。

    沈阳站被科技部正式批准为首批建设的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标志着该站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今,沈阳站已经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其今后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他们决心把沈阳站建设成为国家农田生态系统监测、试验、研究、示范的基地,与国际、国内交流的平台,人才培养的平台,重大成果培育的平台,在未来5-10年建成具有一定国际地位的农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研究站。

【新闻网讯】2006年1月6日下午,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的教师在副院长赵宇亮研究员的主持下,举办了一次学术沙龙活动。旨在营造浓厚的学术气氛,增强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为大家提供一个研究探讨的平台。 活动伊始,黄明宝教授率先以“一个溶剂中的有机反应的探索性研究”为题,介绍了自己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和今后研究的发展探索方向。各位老师饶有兴致地围绕黄明宝教授的演讲并结合各自的研究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老师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有助于在交流与探讨中发掘合作研究的基础。 今后,学术沙龙将成为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教师每周一次的例行活动,由每位教师轮流担任主讲,长期开展下去,以科研带动教学,力争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形成团队优势,取得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新闻网讯 金健供稿] 12月29日晚,兰州教育基地2006年迎新年文艺晚会在金城宾馆敦煌厅举行。来自兰州、西宁的领导和师生员工共400余人参加了文艺晚会。兰州分院副院长杨生荣在晚会上致辞。 文艺晚会节目丰富多彩,有民族风情的舞蹈、歌曲,也有自编自导的幽默小品、相声等。4个小时,精彩的表演深深地吸引着广大师生,会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欢歌笑语,激情盎然。 这次文艺晚会由兰州教育基地主办,兰州教育基地办公室、各所(中心)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兰州分院团工委、各所(中心)团委(总支)、兰州分院研究生联合会、各所(中心)研究生会承办。分院党组书记王学定、副院长杨生荣、院长助理姬贵林,近代物理所党委书记谢铭、副所长肖国青,兰州化物所党委书记赵秀茹、副所长夏春谷,寒旱所党委书记吕世华,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主任孙成权、副主任张志强、王彦东,西北高原生物所副所长张怀刚,原兰州地质所党委书记马英杰等领导出席了晚会。

  想断定一块残破的头骨化石缘自什么年代?想了解先人如何铸造出精美的青铜器?想坐在飞机上寻觅黄沙下曾繁华一时的古道?想从先民残存的蛛丝马迹定格其生活画面?……

  现代人想要走近远古世界,已经越来越倚重一门年轻的学科——“科技考古学”。

    现代科技聚焦远古世界

    科技考古学是利用现代科技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再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如果将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比喻成组装一台机器,那么,考古发掘工作好比铸造机器的基座,科技考古提取的'潜’信息即为机器的零件,而考古学的理论则为机器的组装说明书。”中科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王昌燧教授给记者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考古学一直和自然科学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并在发展中不断从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1949年,美国科学家W·F·列比建立14C测年方法是考古学质变的标志,科技考古学从此从考古学中脱颖而出。但科技考古学形成自身的体系、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它涉及断代测年、地域考古、遥感勘查、古代工艺研究、生物考古、环境考古和农业考古等众多分支领域。

    “其实,科技考古学和考古学本来是一回事,两者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完全一致。”王昌燧说,“但研究方法、理论和手段则与考古学大相径庭。有关研究人员绝大多数为自然科学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记者回想起来,上个月,在王昌燧领导的系的挂牌仪式上,到场的几位著名院士都来自于不同的学科领域。

    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

    王昌燧说:“断代测年方法及其应用在考古学和科技考古学领域独领风骚近50年,它将永远是考古学和科技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研究的热点无疑已转移到地域考古的探索上。此外,生物考古虽然年轻,但具有诱人的前景,相信5年内将成为科技考古的主要方向。”

     王昌燧介绍说,在地域考古领域,多种方法的有机结合,如岩相、成分和同位素比值分析的相互参照,以解决分析数据重叠的难题,始终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分析方法的标准化,使不同方法、不同实验室所测数据具有通用性,以建立数字地球人文系统的数据库,已受到普遍关注。与此同时,无损分析、特别是便携式无损分析的方法,正日显广阔的应用前景。

    生物考古的兴起,与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发明密不可分。王昌燧认为,近年来,国际上开展的实时PCR研究,为有效剔除古代DNA污染带来了福音。随着研究的深入,古代食谱分析逐步细化至较为具体的食物种类,而利用食谱信息的综合研究,勾勒农业起源与传播的时空框架图,则无疑是食谱分析和农业考古的新动向。

    中国人的优势在哪里

    王昌燧这样评价我国的科技考古学的发展现状:断代测年在国际上已达先进水平;遥感、地域、环境、农业和生物考古等领域发展迅速,已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而在文物的制作工艺方面,我国则长期居世界前列,并不断有所创新。

    他介绍说,柯俊院士领导的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在冶金考古领域硕果累累,被国外同行誉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古代冶金研究中心”。最近,董亚巍等对我国青铜范铸工艺的系统总结、周卫荣等关于我国汉代之前可能没有失蜡法铸造技术的见解,进一步展现出我国冶金考古领域的厚实基础。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教授李家治关于我国陶瓷科技发展史的系统研究,奠定了我国陶瓷考古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北方商周时期也产原始瓷的事实以及白瓷缘自青瓷的推断,暗示我国北方早期瓷器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王昌燧认为,这一发展过程的探索将使我国陶瓷考古的研究水平提至新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科院上海光学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在古玻璃研究领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干福熹指出,早在西周至春秋,中国就有了玻璃。而出土于新疆某墓地的古玻璃,尽管与西亚古玻璃的化学成分相近,但地方特点明显,应为当地制造。显然,它与春秋战国之交,我国中原发现的含钾钙硅酸盐玻璃,都可为探索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重要的线索。

    我国关于文物结构与工艺研究的水平还体现在一些尖端技术的应用上。质子X荧光(PIXE)和同步辐射X荧光(SRXRF)等技术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王昌燧认为,基于同步辐射的吸收精细结构分析(EXAFS)和光电子能谱分析(XPS),可望将瓷釉呈色机制的研究提高到物理层次;而扫描隧道电镜(STM)和原子力显微镜(AFM)等设备,在科技考古领域也一定能有用武之地。

    未来不再是考古学的陪衬

    王昌燧坦承,就学科建设而言,科技考古学还远不如考古学成熟。“科技考古学与考古学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然而又似乎总是作为考古学的陪衬。”

     王昌燧认为首要原因就是科技考古学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科技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家一样,都应有坚实的人文社会科学功底。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家几乎都是'思想家’。考古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大师在引领风骚。相对而言,科技考古界类似的大师较少,现在则更难发现,或许是教育体制中将文理分开所致。”

     他认为次要原因是缺少独立的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几乎国内外所有的科技考古实验室都隶属于考古学系或人类学系,绝大多数科技考古专家都有各自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对科技考古仅仅是'客串’,即使是专业科技考古学家,也甘心做配角,潜心于科技考古方法和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很少关心科技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现在,中国科技大学和中科院研究生院先后成立了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王昌燧认为,这种尝试倘若成功,将成为国际考古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表率。

    在王昌燧看来,随着科技考古学理论的逐步完善,随着具有一定自然科学基础的新一代考古学家和具有相当人文科学功底的新一代科技考古学家的出现,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学的界线将消失殆尽,“一个全新的考古学,即科技考古学将展现于21世纪”。

    (本文发表于 科学时报 2006-01-06 记者:肖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