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记者 赵广立 报道】“如今的报纸、刊物观点都不大一样，所以我跟大家讲的看法是一家之言，供诸位在观察国际形势中参考。标准是什么？实践。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点非常对。”12月14日，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外交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先生应邀做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第109场报告会，开场白谦逊而有礼。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苗建明主持了本场论坛。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锻造自己，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对外交往中，以儒雅的个人魅力备受尊重。本次论坛，吴建民先生结合其丰富的外交见闻和阅历，向科苑学子揭示了正确认识世界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并谈及当前世界划时代的变化，进而引申到中国外交在世界变化的潮流中外交政策的大调整和大发展。吴建民先生讲述起伟人们的外交史，如历历在目，娓娓道来。
“我们正确认识世界非常重要”
“中国人的大成功，中国人的大失败，都是跟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有关系。”吴建民先生从中国的兴衰史讲起，认为中国之所以从上千年的领先水平上沦为近代被欺凌的对象，归咎于中国历史上在几次“大机遇”中对世界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以至于在世界“大发展”中错失良机，导致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大失败”。他讲到，世界的大变化是从大航海开始的，而在中国，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舰队、人员、规模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全球旅行要先进得多。然而郑和七下西洋让明朝皇帝认为“天下没什么了不起”，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下令“不许下海，谁下海就砍头”，让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白白地烂在了海里。吴先生无不惋惜地说：“这后面是什么呢？看不到正在发生大变化，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导致中国失去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吴建民先生随后讲到，中国丧失第二次发展的大机遇，是在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是中国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屈辱历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可是人们很少讲到，1792年当时英国的国王乔治三世派了一个叫马嘎尔尼（音）使臣到中国来，向乾隆皇帝上书提出愿意跟中国发展贸易关系。”这被当时一样不可一世的乾隆皇帝拒绝了。吴建民分析说，如果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像彼得大帝一样，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中国后来遭受欺凌100多年的历史可能就不会发生，这都跟错误地认识世界有关系。
接着，吴建民先生讲了一个中国解放后的例子。他回忆说，1958年自己还在上大三，那时候人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那时候只能读无产阶级的报纸，中央团队公报上写“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可是他被外交部录用后的国外生活的所见所闻，情况正好截然相反。“小平同志说我们解放后浪费了20年时间，这20年时间浪费跟错误认识世界有关系。”吴建民说，邓小平曾在16—21岁这段时间——正是人对世界看法、观察逐渐形成的时候——在法国待了5年，来到西方发达世界一个核心地带，了解工业革命带来了什么样的成果，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跟四人帮是不一样的。邓小平1974年在美国参加联合国第六届联大时，特别去华尔街这个纽约乃至西方世界金融的心脏去看，他知道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非常重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为搞好中日关系，了解日本发展情况，邓小平于1978年11月22日至29日访问日本，特别考察了日产Nissan的生产车间，触动很大。吴建民继续说道，小平同志从日本回来后，在三中全会上就说：我们对世界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国内对自己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三中全会1978年到现在不过32年，中国发生了大变化。”吴建民总结说，“我们正确认识世界非常重要，今天的中国人我们同样需要正确的认识世界。”
“世界在变，什么变了？时代潮流变了，世界重心变了”
“列宁同志提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很重要的论断，这个论断对不对？10月革命也好，两次世界大战也好，20世纪相当长时代是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渡过的，这遵循了列宁同志的论断。”吴建民循循善诱，“但是，时代不是不变的。80年代初，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小平同志会见外宾讲一个观点，说当今世界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这是了不起的。”吴建民说，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变成了“和平与发展”。
时代的主题是中国内外政策的关键因素。吴建民讲到，领导人对战后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战后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曾一度紧张，这跟“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不无关系。正是后来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察觉，才促成了之后的中国大发展。“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的时候国际形势是什么样？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垮掉了。如果思想还停留在革命的时代，那在西方世界大举进攻的时候我们应该关上大门，固守阵地。邓小平却说步子再快一点，中国大门开得更大了，这18年大变化大发展说明小平同志的决断是何等英明。”吴建民还指出，现如今有些中国人看世界还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他说：“这个思想是不符合实际的。时代一变很多思想就跟着变。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做了榜样。”吴建民举例说，在港澳回归这个新问题上，他用‘一国两制’这个新办法，换来了繁荣稳定的香港和澳门。
世界的变化还在于世界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战后亚洲第一个崛起的是日本。他们发明了一个出口导向型企业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非常适应当时日本的状况，也非常适应全球化需要，这是第一个浪潮。”吴建民先生接着说，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7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印度的改革发展，5个浪潮直接推动了亚洲的崛起，崛起的进程是国际关系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过程，这一变化影响深远。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讲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不是套话，这个话太重要了。和平就是走向繁荣，这跟时代潮流相联系的，我们看不到这些变化我们就要吃大亏。”吴建民先生最后总结如是说。
与时俱进：中国外交的大调整，大发展
吴建民先生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时说，中国外交大体可以分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求生存”，改革开放后“求发展”。求生存和求发展是很大一个变化。
“今天中国外交有没有斗争？有。离不开斗争。但是斗争目的是为了使合作更加顺畅的进行下去。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破裂。”吴建民举例说，1989年中美关系进入低谷的时候邓小平讲了16个字，我们两国我主张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个16字方针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都很有指导意义。
吴先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他在巴黎当大使的时候，皮尔卡丹在巴黎搞现代艺术的展览。展览中他发现很多红色恐龙。“这个红色恐龙寓意是很清楚的，皮尔卡丹跟我在会上用法文发表讲话，我说‘今天中国发展得很快了，为什么很快呢？我们的领导人经常教导我们要与时俱进！’”
我们为什么走到世界舞台中心？吴建民先生将其归因于世界的变化的“天时”、亚洲的发展的“地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和”。中国走向舞台的中心，是世界大变化的结果，也是中国人奋斗的结果，他认为，中国的大发展要感恩于世界，感恩于亚洲，坚持改革开放。
吴建民先生最后向大家提出了良好的愿景：“中国人一定要明白我的大利益是什么，这是最为关键的。争取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各方关系，思想开放，我们的国家就会按照小平的设计‘三步走’战略，实现我们党提出来——把中国建成一个自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吴建民先生出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1971年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的一员。41年生涯中历任中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等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大使等职。03-08年任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职。他曾于2003—2007年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拿破仑创立的法国荣誉基金会大将军勋章，一般是奖给外国总理一级官员，曾破例颁发给吴建民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