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记者 高衍超】“事实表明，只有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才能把发展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2月11日下午，“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34场报告会在国科大玉泉路园区礼堂隆重举行，本次报告会的主讲人是著名哲学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前所长、学部委员、李景源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副院长王艳芬教授出席报告会。李景源研究员以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精准把握，结合丰富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历史事实，对核心价值体系对中国的意义、价值观争论的实质是发展主动权的争夺以及怎样从历史观上把握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质向在座观众做了生动阐释。
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政治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命题，是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观里面的核心理念提出来的，这不仅仅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这首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向世界宣誓自己的价值选择。”李景源研究员的话语平实而简练，直切主题。
为什么核心价值体系是表示中国政治特性的理论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价值观念的体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价值基础，中国2006年发布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实际上是向世界来说明中国要走什么道路，要坚持什么样的价值理念，要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方向。一句话，就是要表明中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就此而言，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政治价值观。
李景源研究员结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表述对此进行了具体解释。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文化强国战略的时候，第一段讲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第二段才提到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可见，中国共产党是把两者加以区分的。作为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作为中国的立国价值是不能等同于其他价值观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发展理念，在发展观当中它是基于核心的地位。因此，不能首先把核心价值体系看做对每一个人思想道德层面的要求来理解。
李景源研究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谈到发展观时的论述其实是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功能的界定。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发展观往往导致不同发展结果。他是把发展观与发展道路和发展结果联系在一起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特别强调美国的长期安全与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坚定支持。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会坚持自己的政治特性，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政治特性的集中体现。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就表现为两种价值体系的讨论和对话。
价值观争论的实质是争夺发展的主动权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地受到国外的各种各样的预测，有崩溃论，有威胁论，还有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等等。总体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不可能成功。他们认为中国不能提供正确价值观和理论体系。真的是这样吗？李景源研究员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着眼驳斥了这种观点。
李景源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实质是西方价值观的危机。有很多学者把西方价值观定义为自由放任主义价值观，是这个自由放任主义价值观的危机。这场危机缘起于新自由主义的滥觞。从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连续四届经济学奖全部奖给了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这使得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了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模式。此后，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台，一共10条，参与的这些国家在经济、金融、贸易方方面面完全放弃自己的主权，完全采取自由化的共识。这表示新自由主义主导模式加速向世界推广，不仅仅成为经济模式，日益成为政治模式。从此之后，不仅导致苏东剧变，而且使拉美许多国家遭遇发展陷阱。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认为，完全照搬外国模式是俄罗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教训。拉美国家也是如此，他们执行了《华盛顿共识》，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调控的权利，巴西和阿根廷2000年和2001年先后发生金融危机，巴西人均GDP从9600美元一年之内降到2700美元。这种情况如果在中国发生，局势将很难控制。
苏东剧变之后，福山专门撰文把苏东模式的失败来说明社会主义的死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创意民族已经崛起。04年雷诺发表《北京共识》，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部跟《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模式。在2009年G20峰会上，英国首相布朗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过时。但时至今日，美国仍然不承认《华盛顿共识》已经过时，因为是它们特有的价值观念。
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增大，中国将彰显中国元素的价值理念，传递给世界，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将引起巨大恐惧。高盛公司曾发表报告，认为中国2027年作为最大的经济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许多耸人听闻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使资本主义遇到了自两极体系以来最尖锐的意识形态问题。认为整个世界都在从西方化进入中国化时代。这些观点虽然极端，但反映了中国和西方的价值观的争论局面业已形成。
李景源研究员认为，这首先反映了西方不自信，美国的霸权心态，欧洲中心主义心态现在受到了挑战，他们现在经济是相当的有问题。其次就是他们不能客观地面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国的猜疑，日益加重。李景源研究员提到，受到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美国价值例外论有传教布道的理念在其中，他认为有义务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美国的先发制人理论，它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完全奠基在这个价值观之上。相比之下，中国内部问题往往大于外部问题，中国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目前，亚太地区进入多事之秋，是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变动所产生一个必然结果。李景源回顾邓小平同志面对苏东剧变之后的国际形势的决策，他镇定自若，借鉴中国哲学智慧给他的接班人和广大民众留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用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24个字。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在国际上，我们以什么样的面貌，以中国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出来，仍然要牢记邓小平嘱托。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一个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第三个是坚持和平的社会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不仅有利于世界，更有利于中国。
如何从历史观上来把握中国道路的实质？
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历史观）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生产力的观点，一个是群众的观点。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中，强调了生产力的继承原理，突出论述了生产力标准。在生产力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办法实现跨越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历史观的拨乱反正开始的。邓小平注重唯物史观来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在价值观上遇到的最大的历史难题。这是个在价值观领域的问题，但对他的解答却在历史观领域。对中华民族而言，确立和实现这一理想都与唯物史观有关。
通过回顾党史李景源研究员指出，邓小平继续解决了毛泽东“为什么非洲社会主义越搞越穷”的问题，并将其转换成为“中国为什么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提出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不是经济？是不是生产力？如果是的话，我们现在正在抓经济，正在抓生产力的发展，你们为什么天天在批判这是伪生产力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问题，如果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推动生产力的主体动力是什么？是不是按劳分配？仅仅政治挂帅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吗？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贯穿了他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考。经过10年文革，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恰恰因为解决了“为什么非洲社会主义越搞越穷”这个问题，最后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提出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难题。
李景源指出，过去我们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微标准理解为拨乱反正的一个标志，这个是欠妥当的。如果独立来看真理标准的讨论，而不从历史观上去考察，就不会明白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从77年9月份邓小平出来工作，再次指出，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伪生产力论，这是我们从四人帮的最大争论之一。又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写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指出了四人帮借批判为生产力论，以唯心史观为唯物史观。这一段拨乱反正就是历史观层面的，另外一个是对于“两个凡是”的评判，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把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解放思想的条件和改革开放的条件。
报告结束后，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具体问题，李景源研究员一一回答了国科大学子的提问。
李景源研究员强调，邓小平当时组建社科院的时候就说，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成为文化大国，文化大国最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学术大国。中国老一代学者喊出的口号中国，国可以亡文化不能，中国国可以灭，但是中国历史的记载不能灭。李景源认为，精英教育变成大众化教育以后，中国也会有一些浮躁的现象，但是我们应当了解价值观方面的争论和形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对每一个同志都是一个警示。李景源研究员鼓励在座有眼光的青年人，要掌握最前沿的知识来报效祖国。
人文学院博士生王金颖参加了报告会，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王金颖表示，作为哲学专业学生，她很早就听说过李景源老师，今天能当面聆教，非常荣幸。今天的报告深入浅出，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精神文明，也是一个政治文明的问题。又把邓小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回答联系在一起，非常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