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记者周宁 李伟】“大家知道气候变化是一个国际热点问题，09年是气候变化的关键一年，我们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外事活动、会谈以及国际很多重大活动都讨论的气候变化问题。”12月2日下午，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国光教授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第106场报告会上如是说。 报告会由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侯泉林主持。
报告会上，郑教授从天气、气候等基本概念讲起，做了题为“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及应对策略”的主题报告。
近50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呈增温趋势 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观测事实揭示了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郑教授说，“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0.74℃，1956—2005年升温0.65℃，1995—2006年这11年位列有仪器观测以来最暖12年。20世纪全球海平面上升约为0.17m，其间1981—2003年平均上升速率约为1.8mm/a，1993—2003年的平均上升速率约为3.1mm/a.全球大部分地区积雪退缩，特别是在春季和夏季，近40年北半球积雪逐月退缩（11、12除外）在20世纪80年代尤为明显。”
郑教授介绍道，近百年来我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1.1℃，比全球平均升温（0.74℃）要高，2009年是我国1951年以来的第四个最暖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也是连续第13年高于常年值。近50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呈增温趋势，以北方增温最为明显。
在谈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时，郑教授说：“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这些负面的影响很多，比如极端气候事件趋强趋多、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水资源问题日益严峻、冰川显著退缩、重大工程安全运行的风险加大、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生物多样性遭破坏以及人类健康等等一系列问题。”
2010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最多、造成人员伤亡最重、社会影响最大的一年。比如西南地区去秋今春发生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特大干旱、东北和华北地区发生40多年来罕见的持续低温灾害以及6月至7月全国许多地方多次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高温天气等等。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气象灾害增多增强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增加。
IPCC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的核心观点受质疑 失误不足以推翻气候变化的总体结论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联合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成立的专门组织。郑教授介绍说：“人们对气候变化事实、成因和影响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认识上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气候变化成因和影响上的学术争论一直存在，少数学者还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有些科学家说气候变暖是一个骗局，有的科学家就说气候变暖是被人为地夸大了。”
在哥本哈根之前，《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文章《审判“气候电邮”》，介绍了今日在国内外互联网和媒体上广为流传的“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小组伪造数据”的有关情况，指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小组数以千计的电子邮件和数据文件被盗，陆续张贴在互联网上。部分邮件显示CRU科学家们可能伪造和操纵数据以印证全球变暖的结论。这使人们对IPCC核心结论产生了质疑。
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有多大？IPCC 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的气候变暖很可能（90%）是由于人类活动特别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引起的。
全球真的在变暖吗？郑教授认为，全球气候变化以全球平均气温波动式变化、呈升温趋势为特征，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因个别地区某个时段出现的冷事件而发生改变。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观测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已经停止或发生了逆转。
2010年3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IPCC主席帕乔里宣布委托IAC对IPCC的评估过程和程序进行独立评审。2010年8月30日，IAC在纽约发布了评估报告，认为IPCC组织各国科学家编写并定期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从整体上是成功的。
郑教授指出，气候变化的事实及其影响是建立在众多科学证据基础上的科学结论，个别科学家的不当行为和评估报告中存在的一些失误，不足以推翻关于气候变化事实、成因和影响的总体结论，也不足以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局部地区短时间的极端寒冷天气，并未改变气候变暖的基本趋势，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正是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多股力量进行角力
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的主要任务是编写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进行评估。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聚焦资金和技术支持及其机制问题、长期目标的确定和表述问题以及“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适用问题。本次大会取得的一个成果是，在确保尊重国家主权前提下，各国纷纷承诺减排。
哥本哈根大会后，2010年4月、6月、8月、10月举行过4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工作组的谈判。11月29日至12月10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将再次受到各方重视。
2010年8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成立全球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组，该小组负责研究如何在尊重和保护气候与自然体系的情况下消除贫困，并就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当前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三股力量是欧盟、伞形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和“77国+中国”。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旗手”，在节能减排上立法、政策、行动和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美国政府的首要政策重点之一，并力图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领导作用，对内主张自主减排，对外难以接受《京都议定书》模式；77国集团+中国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要求发达国家中期深度减排。
还有一些小岛国担心海平面上升，面临灭顶之灾，对排放大国持批评态度；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担心气候变化将加剧贫困，危及其生存。这些国家更多地关心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问题，并要求所有排放大国都承担减排义务；石油输出国担心减排会减低世界石油需求，影响自身利益，强调国际社会帮助其转变经济结构，对减排的态度比较消极。
郑教授认为气候斗争的焦点是历史责任、资金和技术转让；气候斗争的动向是发达国家重新解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再分类，试图瓦解发展中国家阵营。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长快，人均排放低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排放总量已位世界前列，正处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风口浪尖上。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主要原因是人口众多，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低，技术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耗高。此外，发达国家向我国大量转移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进行的“转移排放”也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14.5%—24%。
应对气候变化应在五方面加以注意
郑教授最后强调，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使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但也存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新机遇。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方式的需求一致，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有五点建议，一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国内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二是提高我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特别是加强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建设，三是加快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法制体制机制，四是加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撑能力，五是提高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和能力。
背景资料：
郑国光，1959年生，江苏省涟水人，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物理系理学博士；兼任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委员、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中国委员会（CGOS）主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协调联络办公室主任，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成员，世界气象组织（WMO）中国常任代表、WMO执行理事会成员，国际地球观测组织（GEO）联合主席等。共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1987年，获中国气象学会涂长望青年科技奖二等奖；获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5年，获世界气象组织UAE人工影响天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