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什么影响？应对危机，国家、社会、学校、学生和家长各需采取什么行动？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日前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学生、家长：转变就业观念
叶大年认为，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受金融危机影响，社会上的就业岗位减少，这是客观事实；而主观方面，毕业生及其家长的就业观念存在误区”。
的确，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普遍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在就业区域的选择上，宁到东部争抢岗位，不到西部发挥特长；从就业城市的选择上，宁到大城市屈就，不到小城市高谋；从企业性质的选择上，宁到国企外企做职工，不到中小民营企业做骨干；从就业态度的选择上，宁可被动就业或不就业，不愿主动创业做老板。这就导致了大学毕业生择业预期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错位，出现了“很多人没事干，很多事没人干”的怪现象。
对此，叶大年表示：“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是一种投资，应该追求投入—产出的利益最大化。”一般来说，对于学生和家庭而言，要考虑考生的水平如何，选择什么专业、什么地点、什么学校，投入的经济代价风险，毕业后就业的机会多少，薪金的多寡，今后的发展前景，从中找到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个人和家庭是如此，对国家办教育也是如此。
叶大年指出，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目标，否则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我们现在的公平，追求的是起点的机会公平，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做到，要想获得结果的公平，是很难的。”叶大年说，“和谐不等于平均，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差异可以被普遍接受，社会就是和谐的。高级钳工做得再好，大概也不可能跟杨振宁挣一样的工资，但是如果高级钳工能拿到副教授甚至教授的工资，在社会同样受到尊重，那么社会上对高职的重视程度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更加和谐，对国家而言，就是投入—产出的利益最大化。”
学校：各司其职、注重基础
学校方面能为大学生就业做些什么呢？“不同层次的高校，其培养目标不一样，但最终都要做到投入—产出的利益最大化。这不仅是学生和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也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学校不应盲目拔高，关键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叶大年说。
叶大年表示，像中国的“常青藤”九校联盟那样的重点大学，是国家需要的。它们实施精英教育，即按照培养精英人才的目标来培养学生。还有一些行业性重点大学，是培养行业精英的学校，也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因此，“从国家利益出发，行业性重点大学不能和综合性重点大学的悬殊太大，过分强调常青藤学校，势必把行业性重点大学人为地排挤到一流半或二流大学的行列，对国家而言不是利益最大化”。
同时，叶大年认为，省级重点院校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学校主要培养为地方服务的人才，他们可以更好地在基层起作用，也是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而高职高专的目标主要应该是培养实用型的、工艺型的技术人员。
谈到技术人员，叶大年说，以前可以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来培养工匠，可如今这种培养机制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唯一可以教给年轻人技能的就是学校”。
叶大年表示，国家发展需要技能型人才，“瑞士名表不能靠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设计制作”。学生和家长应该走出“唯有读书（学位）高”的观念误区，国家应该给予高职更大的投入，给予技能教师更高的待遇。
此外，叶大年指出，大学的专业设置要宽，要把学生的基础打扎实。现在的专业分得太细，有些研究课题未必是好的研究方向，有的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一个方向。很多学生即使参与了学术研究，对自己将来的发展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叶大年说：“任何一个专业的大学生，都应该先把基础打好。然后，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特点与能力水平，给自己找好定位，在合适的位置获得利益最大化。”
政府：引导舆论、制定政策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叶大年认为，政府能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引导社会舆论和制定相关政策。
叶大年建议，除了制造名人效应外，应该给予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同时可以组织一些类似于“行行选状元”的活动，“这要比‘超女’、‘快男’之类的选秀，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更具意义”。
此外，叶大年表示，国家应该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实习实践机会。国家应该安排相应的单位设置若干个与专业对口的实习岗位，以解决目前大学生实习难的问题。“实习一旦有问题，就会导致毕业生缺乏实践经验，而缺乏实践经验，用人单位就多了一个拒绝的理由”。
最后，叶大年提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他打了个比方：大学就好比医院，积水潭医院和协和医院都是三甲医院，它们的作用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投给协和医院，对积水潭医院也应该给予足够的投入。“对个别几所大学加大投入，向 ‘世界一流’进军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高等教育绝不仅仅是向‘世界一流’进军那么简单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