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苏州日报》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苏州竞评工程系列职称人员高达6000人,创下历史新高。更可喜的是,随着大学本科的普及,苏州申报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人员的年龄结构也大大降低。一批硕士、博士也开始争报起高级工程师了,过去那种获高级工程师称号要熬到“白发苍苍”的景象已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通过苏州市职称评价中心获悉,在2006年、2007年度通过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者中,出现了20多位30岁左右的“高工”;他们虽然年轻,却已成为苏州各行业的“顶梁柱”。 

    吴晓东:“攻关”到凌晨一两点钟是常事 

    吴晓东并不知道,自己29岁就成为高级工程师,那可是创了苏州高级工程师评审之最——年纪最轻。当记者约他采访时,他显得非常惊讶。同样,当记者赶到位于高新区苏州星恒电源有限公司采访他时也并不知道——前台服务小姐告诉记者,吴晓东还是他们公司的副总经理。 

    吴晓东告诉记者,他是浙江人,本科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硕博连读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学专业则始终是在“物理、电化学材料”的研究与运用上。 

    2004年,博士毕业的吴晓东,经荷兰第四大精细化工集团“帝斯曼”全球招聘,去了欧洲。据说,荷兰这家企业为了考察他,申报的材料就让他准备了一大堆。他是“过五关斩六将”后脱颖而出的。最后,这家公司的老总,用电话与他面试,面试的时间竟长达4个多小时。 

    在荷兰的这家大公司,吴晓东担任了近两年的精细化工方面的项目经理。 

    说起到苏州来,他说全是因为有他导师的“强烈推荐”。因为苏州星恒是一家由联想、中科院等联合发起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动力锂电池产品线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作为一名中科院博士,他在读博时,就与苏州星恒有着产学联系;导师希望他回国能将国内大容量、无污染、高功率锂电池的产业化进一步做大。 

    记者注意到,在吴晓东接受采访不到20分钟时间里,他就接到多个下属电话向他请示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据说,锂离子电池生产属于精密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有100多个控制点,每一个环节控制不当,都有可能让产品失败。这位苏州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正指挥着全国最大规模锂电池产业化进程,渴望以锂电池来替代铅酸电池,引领中国电动车市场走一条真正的“环保之路”。 

    作为一名新苏州人,吴晓东已成家,家在北京。他告诉记者,目前的工作压力还是较大,时间也老觉不够用,即使对一些技术问题“攻关”到凌晨一两点钟,早上7点仍要起来投入工作。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他说,是不敢要孩子的。 

    针对记者的提问“中国博士在生产一线不是很多”,“你的薪水收入是不是很高”等,吴晓东表示,对于材料学之类的博士,主要是要体现在实践的运用上,如果不在第一线埋头钻研,就很难有所作为,特别是实验环节与产业化生产并不一样,更需要像他这样的专业人士在实践中去攻克那些具体问题。 

    说到薪水,吴晓东告诉记者,在国外的收入要比在国内多得多,他更看重的是自己正在着手完成着一个“大功率锂电池产业化”的大梦想。因为,不仅是电动车,就是汽车等,大功率锂电池的运用空间也十分广泛。“如果能在‘降低成本’上为社会所接受,这绝对是一场中国环保上的大革命。”吴晓东充满信心地对记者说。 

 

 

  新浪科技讯 1月15日消息,内部人士透露,原董事长陈肇雄调任湖南省副省长后,长城计算机集团新的管理架构已经出炉:现任长城科技总裁的卢明升任董事长,开始成为整个集团的实际掌舵人,陈肇雄之前兼任的三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或将有三位长城高层接任。

  卢明执掌长城系

  长城系一子公司的内部人士透露,现任长城计算机集团母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副总经理、长城电脑副董事长、长城科技董事及总裁的卢明将接替陈肇雄升任长城科技董事长。

  “长城计算机集团”的称谓代指了整个长城系的数家关联公司,包括旗下的电脑代工、电子元器件制造、硬盘磁头驱动器业务及长城品牌电脑等各项业务,但在长城计算机集团被国资委划归中国电子(CEC)后,“长城计算机集团”的称谓内部便不再使用。“集团”一词在长城系内部专指中国电子,现在用长城科技代称原来的集团,这也和长城科技是旗下各个公司母公司有关。因此,卢明出任长城科技董事长一职也意味着他将接替陈肇雄开始掌舵长城系。

  值得注意的是,现年58岁的卢明已经快接近60岁的退休年龄,两年时间内能对长城系带来多大的改变也值得业界期待。

  长城电脑董事长依然有悬念

  掌舵长城系的卢明并没有像陈肇雄一样同时成为集团旗下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除了出任香港上市的长城科技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长城开发今日发布公告称,其董事长将有现任副董事长的谭文鋕接任;长城电脑则公布了两位新董事候选人,公告中并未提及董事长人选及股东大会选举董事长事宜。长城电脑内部人士称,由于整个长城为国有控股企业,国资委内部调来空降兵的事情发生也不奇怪,所以新的董事会成员中,谁会成为长城电脑董事长还有悬念。

  长城电脑由于承载了整个集团的品牌业务,陈肇雄主政期间就提出了从“制造长城”向“品牌长城”的转变,并投入了很大的资源在其中,此外由于PC整机也是IT领域相对较活跃和受关注的一块,因此,谁将成为长城电脑的董事长就备受业界关注。2005年11月底,陈肇雄接替卢明出任长城电脑董事长时就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长城开发今日公告的董事会变动后还包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办公厅主任钟际民出任公司董事;长城电脑今日发布的公告中提及的董事会成员调整包括,公司副总裁兼党委书记杜和平担任董事、中国电子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吴列平出任董事并被聘为公司副总裁、现任董事李福江女士将辞去董事一职。(牛立雄)

  相关资料:长城系旗下四大上市公司概况介绍

  长城计算机集团由于其老国企背景,外界对其了解甚少,再加上“长城计算机集团”、“长城电脑”、“长城开发”、“长城信息”、“长城科技”五个以“长城”打头的公司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特别是财经新闻报道中,不少读者经常弄混淆,因此,新浪科技整理了这五家公司的基本资料,希望能帮助读者理解。

  长城计算机集团:老牌的中国IT公司,国资背景,涉足电子元器件制造、电脑品牌配件生产与销售(金长城显示器、长城电源)、品牌电脑(长城电脑)、硬盘磁头驱动器研发与制造、长城宽带、软件等各个领域。2006年收入超过200亿元,出口居中国电子百强企业第三位。长城计算机集团被国资委划归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后,这一称呼目前在内部已不再使用,以“长城科技”代指原来的集团。

  长城信息:由原名为“湖南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湘计算机)重组更名而来,旗下业务包括金融信息化的各种产品,公司现有总资产近14亿元,员工总数1400余。长城计算机集团持有其20.18%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股票代码000748。

  长城电脑:长城计算机集团旗下经营品牌业务的公司,包括“长城电脑“、“金长城显示器”、“长城电源”等。长城科技持有其47.82%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股票代码000066。

  长城开发:主要研发和生产硬盘磁头驱动器产品,其产品占据全球硬盘磁头10%的份额,为全球第二大硬盘磁头驱动器公司,长城科技持有其49.64%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股票代码000021。

  长城科技: 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控股公司,主要控股旗下的另外三家国内上市公司,除了三家上市公司的业务外,还被注入了长城宽带、长城软件等业务,股票代码0074。(整理:牛立雄)

  附:卢明简历

  卢明先生,195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曾任长城电脑董事长、总裁,2005年11月任长城电脑副董事长。

(来源: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5日 01:11  新浪科技

 
 前言:

2007年7月26日,哈佛大学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出资100万元,以其父之名在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设立丘镇英基金会,用于资助世界顶尖级数学家来华举办讲座和从事学术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家张寿武教授应邀作首场“丘镇英学术讲座”。

“基金会的主要用途是邀请杰出青年科学家来演讲,因此第一位演讲者很重要,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在数学领域最有贡献的年轻数学家,所以,我很高兴能请到张寿武来作第一个演讲。”在张寿武演讲结束后,丘成桐评价道:“这个演讲漂亮得不得了!1997年,我在晨兴数学中心希望全国做几何分析的人要向汉密尔顿学习;今天,我还是在晨兴数学中心宣布我希望中国数学家向张寿武学习,他正领导我们走出数论上一个新的方向。”

近日,张寿武到晨兴数学中心主持一个讨论班,其间,他接受了《科学时报》专访,从在安徽农村的田埂上自学,到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教授,他讲述了自己的数学之路。他说:“我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人,一直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我小时候喜欢数学,小学四年级时就想学数论,长大了还是做数学。我特别喜欢做数学的过程,坐在那里慢慢地思考、重新规划,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弄成一个很小的问题。我觉得数学最妙的地方是:正确是基于简单的理由,而不是复杂的理由。数学与科学和文学一样,能够留下来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

我觉得数学最妙的地方是:正确是基于简单的理由,而不是复杂的理由。数学与科学和文学一样,能够留下来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
——张寿武
 
 
1962年,张寿武出生在安徽省和县西埠镇五星大范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家里生活十分贫困,父母除种田外,还靠捕鱼、养鸭为生。他小时候很喜欢音乐,加之体质特别差,父母给他买了一把二胡,希望他有朝一日能进生产队的宣传队,就不用干农活了。但他终究没学成二胡。
 
“在小学一二年级时,我就知道自己算东西比别人更快。”他说,“我爸爸特别聪明,尽管他没有念过任何书,但每天捕鱼回来后,经常给我说这鱼多少钱一斤,我拿笔算,他凭借经验口算,我俩的结果只差几分钱,所以那时,我就对口算很好奇。”
 
“小学四年级我就想做个数学家”
 
张寿武7岁时报名上了村里的小学,但念了两天就回家了,因为母亲说妹妹和堂弟没人带,他就在家里呆了一年,带妹妹和弟弟;第二年,又发现家里没有人放鸭子,所以报名后又回家放鸭子,放到快考试时母亲就让他去考试,他说:“我没有念过书怎么考?”张寿武和大自己9岁的哥哥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哥哥就教了教他,结果他“勉强考过了”,这样使得他对自学更感兴趣。小学四年级时,他就想成为数学家,但当时老师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不上课或迟到”。
 
1976年,张寿武考取了十里初中,对数学的兴趣更浓了,但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田里放鸭,哥哥从乡里下放知青的手中借来“文革”前的初中几何和代数供他学习。一年不到,张寿武就学完了这两本书,并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书中的知识。初二时,他开始钻研高中数学,物理老师认为他很有数学天赋,便将有关高中数学的课本和理论书籍介绍给他。
 
到初中三年级时,他才比较正规地在学校里上学,因为那时开始正式中考,也就是说初中升高中需要经过考试,不像哥哥那样通过推荐升学。当时乡里有100多人参加考试,5个人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和县一中,他是其中一位,虽然是最后一名,但“当然是很好的事”。
 
张寿武高中时开始正规念书,但他觉得正规念书一点意思都没有,“以前念书是想念什么就念什么,但到高中后念书就是为了高考。”他说,“在高中我要补语文、补英文,什么都要补。我现在发现当时补的东西都忘掉了,记得的还是在田埂上念的东西。”
 
高一时,他对数学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哥哥托人从合肥工业大学给他带来几本高等数学,他开始自学高等数学。在一次数学竞赛中,别人用技巧答题,他却用了自学的微积分,老师发现答案都是对的,但不知道怎么改他的卷子,只好让他自己去改。老师对他说:“你大概不用上数学课了。”
 
为数学 成“色盲”
 
高中时,张寿武的数学确实很好,但高考却考砸了。
 
“因为我平时不吃很多早餐,高考时家人嘱咐我要多吃点,结果那一天吃得太多,坐在考场里就昏呼呼的,当时数学满分是100分,附加题20分,我很快做完了前面的题目,却发现有一道题特难,附加题也很容易,3个小时的考试,我1个小时就出来了,和老师一对题,才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个题目中的一段话。”他说,“这个代价太大了,20分就没有了。我得了79分,而且因为正式分数不满80分,附加题的分数就不能算。”
 
反而他的化学考得非常好,“这是一件太滑稽的事,我一点不懂化学,一个实验也没做过,我花了一个星期来背化学,却考了96分”。他实在喜欢数学,在大学的志愿中他全部填的是数学系,这时发现上好大学的数学系的希望不大了,于是决定不念大学了,要在家里通过自学考研究生。
 
张寿武的一位舅舅身患癌症,听到这个消息后紧张得不得了,便骑着一条水牛走了两公里的路来到他家,语重心长地劝他说:“家里有5个小孩,你是老三,还有两个妹妹,家里穷得不得了,如果不去念书,万一明年考不上……”他答应去上大学,舅舅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要买一本数学手册,舅舅就给了他5元钱。
 
1980年,张寿武挑着一根扁担,一边是母亲做的被子和被子里的数学手册,一边是另一位做皮匠的舅舅送的工具箱,带着县里资助的22元路费,乘火车从马鞍山到了广州,到中山大学化学系报到。大学让他很惊奇,他说:“从乡下到城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坐火车,第一次到大城市。我觉得大学好得不得了,所有的人都觉得学校里的饭很难吃,但我觉得学校里的饭最好吃,比家里的饭好多了。”
 
张寿武是因为化学成绩好而被分配到化学系,老师也很喜欢他,但他一心一意要学数学。这时,同寝室的一位同学也一心一意想学物理,于是两人成天在寝室里合计,终于想出一招:在新生入学两三个月体检时,一人装鼻炎,一人装色盲,这样就不能学化学了。
 
体检时,护士拿色盲检查图册给张寿武看,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都说看不懂,护士愤怒地说:“最后一页是黑白的,根本没有颜色,你不是色盲,是瞎子。”他只好向她求情,说自己实在不想学化学,只想学数学,就这样成了“色盲”。
 
但张寿武高考的数学成绩只有79分,这在数学系是最低分,他拿着卷子给数学系的教授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他们就收了我,于是我就转到数学系了。”
 
在大学里给老师上课
 
在数学系,张寿武基本上也是自学,主要原因是他在化学系耽误了半个学期,所以数学系的老师给他一个不成文的政策: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不修课,希望他因此能赶上。但当他很快赶上时,老师们却忘了收回这个政策,结果数学系只有他一个人所有的课都不需要考勤,只要考试合格就行了,他说:“这实际上给了我自学的时间。”
 
在大学一年级,张寿武就开始给老师上课。“这是特别好的运气,原因是第一次考高等代数时,考卷里有两部分题目,一部分比较抽象,一部分比较具体,其他同学都能做出具体的题目,但是做不出抽象的题目,只有我一个人能做出抽象的题目而做不出具体的题目。这时老师觉得很奇怪,让助教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以前没有学过线性代数,只自学过抽象代数。这位老师也很想学抽象代数,但学不懂,所以让我和他一起学抽象代数,他给了我一本书,我学会后就给老师们作报告,当时还有两位副教授在听,所以,大学一年级时我们两个人就开讨论班了。这对我来说是运气非常好的事,因为当时没有多少大学生有这样的机会给老师讲课,能够自己学东西再给教授讲,这感觉很不一样,我就学得很快。”
 
受陈景润事迹的影响,张寿武对数论很有兴趣,上大学后,他发现用华罗庚和王元的方法很难对哥德巴赫猜想作进一步推广,决定主攻代数,所以,他将大学里的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代数上。
 
大学二年级时,他的数学教授从别处听来“同调代数”的概念,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学问,但自己学不懂,就让张寿武学,学会再报告。于是,张寿武从图书馆里借来同调代数的书开始学,但这是一本英文书,他从来没有念过英文,所以只好一边拿着字典,将文字翻译成口语,再学习,再作报告。“这时下面坐的人多,有十几个,不仅有数学系的两位老师,还有到中山大学来培训的老师,那两年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念抽象代数。”
 
张寿武的大学生活过得特别愉快,唯一一次很糟糕的事是一门数学考试不合格。原因是他提前参加了79级的常微分方程考试,他得了75分,便要求学校再给他一次考试机会,准备参加同年级同学的考试。为了让班上的同学都能考出好分数,他将上次的考题和答案油印出来让大家学习,没想到两次考卷居然是一样的,结果,班上的同学都考了90多分,老师调查清楚情况后非常愤怒,将他的考卷扣到59分,虽然补考时他得了100分,但不及格的记录还在那里,这让他十分紧张,考虑到会影响以后的分配,他决定提前考研究生。于是,他提前一年将所有的课程都学完了。
 
谈到大学生活,张寿武说:“大学阶段我很高兴,一直是在宽松的环境中自学,与老师作交流。在大学,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够将学习过的数学讲出来,数学和语言统一起来了。”
 
“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
 
1982年暑假,张寿武准备报考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复习时他不想重复性地做标准习题,“我不喜欢做技巧性的事,喜欢做项目,一个东西要让我想两三天而不是一两个小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决定读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家乔治·波利亚(George Polya)的两本书:《分析中的问题和定理》卷一和卷二。
 
在安徽乡下,他一边晒稻子,一边读波利亚的书。“这本书特别难念,每一道习题都像是一篇小论文,要好长时间才能做出来。”他说,“冬天时就参加考试,我的运气真是好,当时公共考试考分析和代数两项,几乎所有题目都在波利亚的书上,而且还有一道题出错了,我把题改过来后又解出来,自我感觉非常满意。”
 
大学快毕业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到中山大学访问,张寿武的老师希望把他推荐给这位教授,但这位教授说:“你太年轻了,不要念这种代数,这是过时的东西。你应该念代数几何。”这样,张寿武知道自己以后要念代数几何了。
 
1983年对张寿武来说特别重要,第一件事是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生,第二件事是数学所王元院士刚从国外回来,在数学所作了一个报告,介绍德国青年数学家格尔德·法尔廷斯(Faltings)对莫德尔(Mordel1)猜想的证明。
 
“元老说这个定理太漂亮了,证明也只用了30多页纸,但除了前言,他看不懂其中任何一段。”这对张寿武的震动很大,他对王元说:“我要跟你念数论,我就念这篇文章,3年之内看懂这篇文章,你就给我一个学位。”王元说:“你看吧,看懂了就给你一个硕士学位。”
 
但这篇文章确实太难了,张寿武一边看这篇文章,一边看哈特逊恩(Robin Hartshorne)的标准代数几何,这本书是他花2.9元从北京原八一中学附近的一个外文书店买来的。3年快过去了,他将哈特逊恩的书念完了,还是无法看懂法尔廷斯的论文,毕业时就“胡做”了一篇论文,他清楚地记得:“答辩完后,元老说,你讲的东西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考虑到你每天8点之前就到办公室,很用功,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以后要靠真才实学才行。”
 
因为机遇而到哥伦比亚大学
 
1985年,当张寿武还在做研究生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的哥德费尔德(Goldfeld)教授到数学所访问,王元让张寿武陪他。哥德费尔德作报告时,张寿武就坐在第一排,不停地帮他擦黑板。但在陪他到故宫时,张寿武紧张得不得了,因为除了数学,他不会讲一句日常英语,于是便带了一本英汉字典。
 
在故宫买了门票后,“我发现我的运气又来了,故宫上所有的说明都有英文,不用我说一句话。我就跟在他后面,然后开始讨论数学,给他谈法尔廷斯的论文。这时我发现他完全不懂代数几何,但对我做的东西非常有兴趣。我问他我应该念什么,他说,你应该去念日本数学家志村五朗的一本书:《自守函数算术理论的介绍》”。
 
哥德费尔德回去后,张寿武好不容易在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但没能念懂。这时,他开始申请出国了。他最想去的地方是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法尔廷斯在那里,但王元希望他去哥伦比亚大学跟哥德费尔德。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料全丢了。有一天,哥德费尔德写信告诉他没收到材料,问他是否还愿意到哥伦比亚,他说:“愿意。”
 
结果,哥德费尔德亲自找来申请表填上,又找人写推荐信,这时王元正好在美国,他对哥德费尔德说:“张寿武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学生。”张寿武的托福考了480分,当时满分是600,录取线是550,他不敢将自己的托福成绩寄过去。一段时间后,他收到了哥伦比亚的录取通知书。
 
“我终于感动了我的上帝”
 
1986年9月,张寿武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哥德费尔德建议他学自守形式,并给了他一篇文章,让他念完后做一个格罗斯—乍基亚公式(Gross-Zagier)。他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做出来,就对哥德费尔德说:“我做不出来,我不跟您做了,您推荐我去普林斯顿跟法尔廷斯做吧。”哥德费尔德说,不做也行,并为他到普林斯顿写了推荐信。
 
为了慎重起见,张寿武专程到普林斯顿见法尔廷斯,法尔廷斯同意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很高兴,将自己所有要说的英语全部写下来、背熟。在会面时,他对法尔廷斯说:“我很崇拜您,读过您的文章,也读过很多书。”半个小时很快到了,法尔廷斯没有说一句话,站起来就离开了,张寿武很惊讶:“他显然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但他毕竟还是给了我半个小时。”
 
当天晚上,张寿武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项武忠家里吃饭,项武忠告诉他,哥德费尔德在给他的推荐信中说:张寿武在哥伦比亚学得很好,基本上不需要到普林斯顿。他说:“我想也许因为这封信,我就不能到普林斯顿了。”
 
张寿武很郁闷地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但还是想学法尔廷斯的学问,即算术代数几何,于是重新跟了一位现代自守形式的专家贾戈尔(Jacquet)。贾戈尔将自己的朋友朗格朗兹(Langlands,朗格朗兹纲领的创始人)的一个题目给他。他念了很多东西,发现与之相关的算术代数几何更有意思的,所以他迟迟没有开始做东西。这时,贾戈尔每两个星期见他一次,并将自己算的东西给他。“他已经算了40多页,让我再算60多页就让我毕业,可我还没有开始算,再这样下去,他都会帮我算完。”于是,他对贾戈尔说:“我不能再跟你念了,因为你太好了。”
 
1988年,法国数学教授斯匹若(Szpiro)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半年,他是张寿武见到过的最风趣的老师:“每一两年他就要来美国一次,我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他的英文很差,我的英文也很差,只有他没有说过我的英文差。上课时,他一手拿香烟,一手拿粉笔,偶尔搞错了,就把粉笔放到嘴里,用香烟在黑板上写字。他把数学讲得特别简单,但思想特别深刻,却没有任何技巧。法尔廷斯是在见到了他后受到启发,才证明了莫德尔猜想。”
 
斯匹若回到法国后,张寿武就没有老师了,他写信给斯匹若:能不能让我跟您念书?能不能给我一个题目?斯匹若回信给了他一个题目,只有半页纸。张寿武很用劲地做,还是做不出来,但因为他跟哥德费尔德学过两个月,跟贾戈尔学过一年,所以他算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有30多页。之后,他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加一个日美数学会,在酒会上第二次见到了法尔廷斯,“我告诉他我学了好多数学,有问题向他请教,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但法尔廷斯只回了一句“不知道”,就离开了,这让张寿武很尴尬,“他一点都不在乎我”。
 
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张寿武将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有了两篇比较像样的论文,这时斯匹若特别高兴,并在法国高等研究中心给他申请了一个博士后职位,尽管这时他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1989年6月,张寿武和太太到法国,“我们住的博士后公寓特别好,外面鸟语花香,里面条件很好,那时我的文章写出来了,我在法国庞加莱研究所作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场正式的学术报告,那时我对斯匹若的问题有一些突破。”
 
在法国高等研究中心,张寿武第三次见到法尔廷斯,并将自己的文章给他看,“他看后很高兴,对我笑了一笑,这是三次见面中最友好的一次,但还是没有说一句话,但这时我已经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个人,我终于感动了我的上帝。实际上他当时只有35岁,他32岁时获得了菲尔茨奖”。
 
在法国的访问非常成功,一年后,张寿武的太太怀孕了,两人便回到美国。一到哥伦比亚,他发现了一件让他惊喜不已的事:哥德费尔德已经为他申请了一笔斯隆(Sloan)全额交换学生奖。1990年,带着这笔钱,张寿武到普林斯顿跟法尔廷斯念了一年,“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
 
学会真正做数学
 
在普林斯顿,张寿武第一件事是问法尔廷斯能不能给他一个题目,法尔廷斯只讲了一句话:“容易的题目我都做了,剩下的都特难,比如黎曼猜想。”张寿武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种日尔曼人式的幽默,觉得很难受。
 
但突然有一天,法尔廷斯对他说:“我要开一门课,你记一下笔记,整理完后,我们一星期见两次,对照笔记。”张寿武说:“以前学的都是零零散散的工具,没有经过大家的指点,那一年跟大家念了一年,那一年对我这辈子来说都极为重要,他的风格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法尔廷斯在课堂上讲了一位法国数学家Bismut的论文。张寿武说:“这些文章特别长,基本上都是200到300页,很难念,但法尔廷斯就有这样的本事,他看了前言部分后,就有办法把别人做了多少年的东西都造出来。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本事。”
 
有一次,张寿武问法尔廷斯一个分析的问题,法尔廷斯要他到图书馆去查3卷书,告诉他答案就在里面,并让他第二天给出答案。这3卷书每一卷都有1000多页,张寿武花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需要的那一页,于是决定自己算。“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也能算出来,特别得意。这时我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数学的,他不是哪里不懂查哪里的文献,而是哪里不懂就做哪里。后来我说,法尔廷斯做数学碰到一座山,一般人是爬雪山过草地,找一条近路走走,但他是用推土机将山推平了或者用炸弹给炸掉,他不会用技巧来做这件事,他完全是用力量来做的,他是那种力量型的,这是我在数学家中唯一见到的风格,他的力量太大了,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在普林斯顿跟法尔廷斯学了一年,张寿武学会了怎么做数学:“不是在图书馆里把别人的东西筹一筹,把别人的数学联在一起,而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去做。”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博士论文答辩,法尔廷斯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也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这在数学系引起了轰动,因为有时系里请他作报告他也不一定会来。
 
1991年在美国申请职位很难。张寿武问教授们应该申请多少所学校,哥德费尔德说:“我的学生要申请100所,你应该申请75所。”斯匹若认为75所太多了,35所就够了,但法尔廷斯说:“一个就够了,你要去哪里?我给你写推荐信。”张寿武没有那么自信,他还是申请了30多所学校,结果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等都同意给他职位。
 
张寿武说:“法尔廷斯说得对,其实我就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跟他再做几年。所以,我就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做了一年。接下来的3年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大学给我的职位再加了3年。”
 
重回哥伦比亚
 
1995年秋的一天,张寿武请哥德费尔德到普林斯顿作报告,哥德费尔德问他是否愿意回到哥伦比亚,他说想。当年10月,他回哥伦比亚大学作了一个报告,发现还有3个人在竞争这个职位,他们都很出名。报告作完了,哥德费尔德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你没希望了,你的英语太差了,那3个人肯定比你好。”
 
张寿武很愤怒,回到普林斯顿后,他发誓永远再也不回哥伦比亚大学了。然而,在一个多月后的圣诞节前夕,他突然接到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电话:我们给你这个职位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这期间没有任何人跟我谈到这件事。”他说,“后来哥德费尔德解释说,我们看了所有的推荐信,你的最好,我们只能要你。”
 
1996年6月,张寿武准备回哥伦比亚,他发现自己租不起房子,看中了一幢房子也买不起。这时,哥德费尔德问他差多少钱,他将自己的存款数抄给了他,没想到哥德费尔德去找哥大的副校长了,上午去,下午就拿回一张支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有一句口头协议:这钱是用来买房子的,不能买车。两天后,他用学校的首付款买下了房子。然而,就在买房子的那几天,他证明了广义波戈莫洛夫(Bogomolov)猜想。
 
1997年,张寿武应邀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同年,他获得奖励全球杰出华人数学家的晨兴数学奖金奖;1998年,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他说:“1998年,我到了生命中的一个高峰。”
 
“我现在处于陶醉状态”
 
获得晨兴数学金奖与张寿武做格罗斯—乍基亚公式有关。这原本是1986年刚到美国时哥德费尔德让他申请做博士学位的题目,但他两个月没做出来就不再做了。到1995年,他开始想做ABC猜想,ABC猜想在数学上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费马大定理,费马大定理只是ABC猜想的一个推论;也就是说,只要ABC猜想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也就被证明了。但是,怀尔斯(Wiles)在1995年宣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张寿武十分沮丧,认为证明ABC猜想的重要性没那么大了,于是决定回去做格罗斯—乍基亚公式。
 
这时的张寿武已经在数学领域转了一圈,学了许多不同的东西,能力比以前强多了,到2001年时,他在这个公式上做出了很好的工作,他说:“这些工作比我做波戈莫洛夫猜想更深刻,所以,2001年,我数学生命又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但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经历了生命中一段不稳定的时期,他说:“也许是到40岁了吧,有一种向下滑的感觉,有三四年的时间比较郁闷。”
 
到2005年,张寿武开始从整体上重新思考ABC猜想,到2006年时,他突然发现波戈莫洛夫猜想与格罗斯—乍基亚公式有联系,“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觉得我找到了一座桥,可以将两个完全不同的陆地联系起来,一边是L函数,一边是丢方图方程,所以这两年我又处于非常激动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郁闷,但我现在确实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丘先生要中国数学家向我学习,我跟他说这是笑话。不过我会同时把这句话看成是对我的鼓励。我会好好工作,好好带学生”。

张寿武简介:

1962年生于安徽,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系,1986年在中科院数学所获硕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199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96年任该校教授,同年证明世界性难题波戈莫洛夫猜想。1997年在世界上率先于全实域上推广了格罗斯—乍基亚公式。1998年应邀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同年获旨在奖励全球杰出华人数学家的晨兴数学金奖。目前,正在努力证明ABC猜想。

 
从《对话》到《赢在中国》,再到美国拉特里奇资本中国区战略合作伙伴,一个新闻女性的传奇
 
在人群中寻找李红,可能她不是漂亮的一类,却是更稀少的智慧的女人。缜密的思维使她成为幕后运筹国内外公共关系、邀请高端嘉宾的有力操手。她的干练像浮雕一样,鲜明地凸现在你的面前。她吐字如珠,行走如风。生命在名字的通俗下大写着红色般的奔放。她的语言没有多余的修饰,更多的是激流下的冷静从容。
 
  专注,所以成功
 
李红生长于军人家庭,于是她信奉用行动实践自己的人生。在25岁,同龄人还逗留在生命的迷惘里,她已为自己的人生打好了草稿。1998年,她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求学期间,经过英方大学的选拔和面试,瞅准了自己的机会,踏上了留英的旅程。
 
“可陷阱无处不在,”她笑笑,“因为专注和安全的疏忽,我在英国遇到过三次打劫,其中两次发生在同一晚……”回头看,李红仍然认为“在英留学期间,是最艰苦、恐惧的阶段,但更是人生中受益最大的时期。”她在海外游学的孤独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一去两年半,她在英国拿下两个学位,并于2000年获得Leeds大学商学院(全欧洲排名前五)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结束学业,她已经磨炼得更加独立,理智而无畏。
 
对新闻的喜爱和商业的敏锐也使她的知识在充实,思想在沉淀,人文熏陶填充了她以往性格上的不足。她意识到要做些什么。她在毕业实习阶段制作过一期“名人专访”,就“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蓝图”问题,采访Leeds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教授、国际贸易领域全球著名研究学者彼得·巴克莱(Peter Buckley)先生。她主动与大学传播学院领导人沟通,在学院安排新闻系学生的协助下做足采访,初露的峥嵘也成为了回国后工作的蓝本。MBA毕业时,她又找到了当地的书店老板,把家人远涉重洋寄来的中文专业和论文参考书推销给书店,不但讲了一个不错的价钱,又充实了自己需要的外文原版书籍。回国前,李红幼时种下的CCTV情结已变成热爱,她给央视一位领导洋洋洒洒写了厚厚的一封信。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位领导针对“重视归国人才”的话题与其他领导进行过探讨。
 
在机遇的牵引下,她被召到新闻界著名制片人王利芬的麾下。她做过资讯编译、编导,负责选题和高端嘉宾的外联工作,一步步如履薄冰,严谨和追求完美成为寸步不离的习惯。她在赵倚卓导演的指导下,担纲独立完成过一期《你身边的经济学》栏目的编辑,并全揽节目的翻译工作。主嘉宾是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围绕他的获奖理论“劳动力市场之信息不对称”进行探讨,理论深度加大了编辑的难度,在时间和专业翻译上也存在困难。李红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两个字,她一边思索,化不可能为可能,终于从时间和质量上保证了节目的品质。在对话外联工作中,后来公关危机不止一次在半路杀出,却最终经她执着的态度和专业的精神一一化解。一个周五的晚上,她接到本不属于《对话》份内工作的任务:两天内为《经济信息联播》完成近三万字的国外资讯翻译工作,翻译资料作为创办《经济信息联播》节目关键成员小组会议的参考材料。李红完全是一分钟未合眼,两天里全力拼智力,没有要求任何报酬或补助。“在央视的成长和发展,得力于新闻界著名制片人王利芬的扶持和培养”。李红感恩如斯。
 
  行动大于语言
 
倔强李红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残酷,更是颠覆了男性社会的审美观,她觉得能把一群人凝聚在一起,一个团队共同做一件事情的女人更有魅力。“男女之间只有性别的差别,没有智识的差别,女人像男人一样生活是社会的进步。”虽然事业排在心中的第一位,李红否认自己是事业上的工具,不认同黄牛般的默默耕耘,但她更向往生命的高格调,要在人格上锤炼自己,保持生命的纯净和安然。
 
在《对话》工作的近四年间,李红拒绝了多次明示或暗示的诱惑,新闻事业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要求使她抛却了原本自由支配的时间和个人利益。感恩,本色,才是李红。她要问心无愧。
 
李红在日志里写过一句话:“人要成名,我要立世。”利益前的抉择,使周围不少人走穴跳槽,或者创业经商,离坚持操守越走越远。而李红仍孑然一身,扎根不闻名利的土壤深处,坚守在沉默的冷清的幕后。“抵制诱惑吧,这样你才能不断地做出高尚的行为。”不知哪位名人的话在李红的心里留下投影。人格是一道有难度的选择题,她做的只是沉潜,然后静静释放却广聚威力。
 
在进入《赢在中国》栏目之前,李红与国际论坛著名主持人潘杰客先生,于2005年6月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中国论坛”项目有过一次成功合作。潘杰客先生当时是KSG全球校友会董事会副主席,在5月底接到KSG院长David Ellwood来华访问的通知后,遂急邀李红全权负责此次“KSG中国论坛”项目事宜。从招聘、组建项目团队,到成立KSG中国校友会筹委会、起草相关章程及规则,再到网站建立、安排网上投票选拔筹委会核心成员,到参会KSG会员及高端嘉宾和媒体的邀请、赞助商谈判及到位,以及现场布置及安排等一揽子工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全由李红全权领导、组织,其中80%的环节由她本人亲力亲为。会后KSG院长David Ellwood先生对远超他预期的现场效果和规格惊讶之意溢于言表。
 
进入《赢在中国》,是事业的继续。那时栏目组导演不够,李红一个人扛下了三个人的工作。对外联系高端嘉宾、评委;带摄制组外出采访;翻译国外嘉宾的采访素材;以及《赢在中国》栏目一切节目录制、晚会、专业讲座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所有嘉宾邀请工作…… 都事必躬亲。半年内成功开掘、邀请、采访200多位国际、国内高端嘉宾。她经常回家后累得不知道自己怎么睡去的。“从《对话》到《赢在中国》,王利芬常把烫手的山芋给我,而这恰恰锻炼了我的能力,并因此开掘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我很了解王利芬,她雷厉风行的风格要求她的团队成员高效运作。”这是一场高质量的双赢,李红有着沉甸甸的收获,也是给新闻业的高额回报。“《赢在中国》和王利芬给了我一个更为广阔、责任更重的平台,在半年多期间,更使我相信,人的潜力无限大,我不相信挫折和眼泪,那是自己开掘不够或方法不对。”
 
李红信奉执著,她在突破和创新里认识自己以前都没有发现的一面。在《对话》期间,一次采访摩根·斯丹利董事长的节目拖延了很长时间未播出,对方难免心生不快,给以后的进一步合作也笼上了阴影。对此制片人都感到有难度,有心放弃,可李红在二次邀请期间考虑到摩根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先生的分量,多年媒体人的沟通的经验助她破解双方的芥蒂,她充分体谅嘉宾的心理,慰问并安抚嘉宾方相关负责人,同时说服制片人达成合作。几乎栏目里许多公众闻名却未谋面的“大脑袋”的到场大多要经历一番这样的波折。在《赢在中国》期间,一次深圳之行给她的触动很深,一位国家领导的发言人已经表示过此行不接受任何采访,而李红坚信媒体人要执著;在这位领导要上车前她一个箭步冲上去问了一个关于创新的问题,领导用两句话简短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她意外之余,也为这位领导的人性之举生出许多感动。
 
2001年加入CCTV-2《对话》栏目以来,李红用如同牵着线的手强力开拓和建立与各驻华使馆、商会、各国驻华机构等的关系,以及积极参与高端峰会和论坛,借助央视平台和各驻华机构的协助,邀请了诸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斯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全球竞争力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全球著名风险投资家及“索罗斯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杰姆·罗杰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及摩根斯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等国际著名人士作为《对话》嘉宾。2006年3月加入《赢在中国》栏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高效采访200多位国内外知名人士,如“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约翰·拉特里奇、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 IDG全球董事长麦戈文、以及国内外一流企业家等。在《赢在中国》期间,李红同时还引荐并运作达成诸如纳斯达克(中国)、《福布斯》等国际著名机构与《赢在中国》的多个项目合作……
 
  理想是一幅油画
 
《赢在中国》在大江南北烧起了一把火,而李红离开了。制片人几度挽留,新的对话节目也在等待着她的加入,可李红做出了决断,她心中的理想是一幅抽象的油画,宏观阔大,无法用语言描述。2007年她给自己的新的定位是“沉潜的自由职业人”。
 
正由于在新闻领域的历练和机缘,李红在挖掘《赢在中国》高端嘉宾及采访的过程中,结识了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约翰·拉特里奇博士。拉特里奇博士是里根时代美国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现在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金融顾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荣誉教授。2007年1月,拉特里奇博士接受北京市市长颁发的“长城友谊奖”,此奖项特颁给有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李红作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的一名博士生,成为拉特里奇博士门下在中国的第一名博士研究生。
 
在之后的邮件交流和面谈里,两人成为了忘年之交,并就事业的合作初步达成了共识。拉特里奇博士授权李红以美国拉特里奇资本(中国区)战略合作伙伴的身份,作为博士及其事业在中国的品牌、形象和相关高层活动媒体推广的负责人;李红同时又是拉特里奇博士本人的特别助理,在学术合作、大学讲座及课题研究方面,协助拉特里奇博士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及学术活动。离开《赢在中国》后半年的时间里,李红四处奔走为约翰·拉特里奇博士组织了几十家中国主流媒体的采访,如凤凰卫视《2007博鳌专辑》、深圳电视台《对话改革》的电视专访;《经济》杂志等专访;中新社、《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纸专访以及门户网站直播等网络直播……更通过与各高峰会及论坛的合作沟通,为约翰·拉特里奇博士安排作为“开幕式演讲嘉宾或论坛主演讲人”。作为与各大高校的资源合作,为约翰·拉特里奇博士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安排了多场演讲。另外,李红还引荐、安排约翰·拉特里奇博士与多位著名的官员及机构领导人会面,如博鳌亚洲论坛组委会秘书长龙永图等。李红目光放在比常人更宏观的层面,她用个人的理念和执行力使国外先进的理念、资本,经由有影响力的人物带进中国并传播及分配;并且促进官方及民间的高端会面及合作。“约翰·拉特里奇博士是一座中美关系的桥梁,我希望协助博士能在未来持续为中国带来更多在经济及学术领域所缺乏的资本及资源。”做这些她都没有收取个人的项目报酬,而是请拉特里奇博士资助母校中科院研究生院的课题研究项目作为合作。
 
再次见到李红,已是在她离开《赢在中国》近一年后。她看起来活得更独立、自信、自由而充实,并且笑言:到八十岁仍会坚持并执行自己的理想。在与拉特里奇博士合作的同时,她在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科技经济”专业的博士,另为国内个别公司做咨询顾问,以保证自己经济上的独立。她说过,“做大事有为者,不为名利,只图‘为’事业的‘为’字,即执行力,化理想为现实的能力,否则一切仅为空谈。”她已像研究DNA排列一样细致地制定了近期中期和远期计划。下一步,她计划到美国进行研究及深造。
 
李红说她是幸运的女人,离梦想如此之近,触手可即……但只有她知道,自己为此要付出更多常人不能想象的艰辛和执着。
 
(文章来源:《经济》 2007年12月18日  文/本刊记者 张琼文 )

 
2007年8月22日,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Wayne State University)任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施巍松回到了他工作生活了五年的计算所,探望了他的老师和同学,并为师弟师妹们带回一场精彩的报告。
 
施巍松,1995年7月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被免试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作硕博连读生,师从于夏培肃院士。2000年 1月在计算所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第一届微软学者奖 (1999)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2000)。他的博士论文2002年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并被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施巍松博士目前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Wayne State University)任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移动和因特网系统实验室(Mobile and Internet Systems Laboratory) 主任。他曾担任过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还被邀请为2004, 2005, 2006 和 2008年世界WWW年会的合作主席(Poster-Track and Tutorial track)。他是2006年国际系统和网络安全研讨会的主席,2007第一届国际大规模分布系统中信任(trust)和声望(reputation)管理研讨会的创办人。另外,他还两次获得韦恩州立大学“教职员研究奖” (2004, 2005),  IFIP Web 工程会议的最佳论文奖 (ICWE’2004),IEEE国际并行和分布处理会议的最佳论文奖(IPDPS 2005)。他的研究兴趣包括高性能计算,分布式系统,移动计算和传感器网络。施巍松博士在相关领域的高级杂志和会议上发表论文80多篇。
 
2007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杰出青年教授奖(NSF CAREER Award)。该奖是美国NSF授予青年科学家的最高奖。
 
此次归来,面对计算所和整个科学院的巨大变化,施巍松感慨万千。他说:“每当我取得一点成绩,我就会想起计算所,想起我的导师夏培肃先生,我很感激夏先生和计算所对我的培养。 我相信计算所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学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