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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王老师别致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环绕四壁的中外文图书资料，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除了那扇大玻璃窗。有阳光静静地泻在窗台上的芦荟、吊兰上，整个房间干净明亮温暖。 宽大的书桌上摆着一本装帧精美的《北京共轭生态规划研究》报告。王老师用软软的江南普通话介绍说，这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专题研究报告之一，生态规划是这次总规修编的四个重要内容之一，作为首席科学家，他负责综合生态规划研究。 落座之后，我突然发现王老师的书桌背面写着两行字，一行是“未经预约，请勿打扰。”另一行是“急事请控制在5分钟之内，谢谢。”我想，幸亏我提前预约，幸亏我来之前，已详细了解了王老师的资料。 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生态学博士 王如松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 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和系统科学家许国志院士的指导下攻读数学生态学和系统生态学学位，1981年毕业后，他已成功地申请了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 留学签证，可是当马世骏教授找到他，语重心长地谈到“国内迫切需要跨学科的高级人才，生态学学科的发展也要求尽快地将数学理论应用与生态系统的实际分析、研究。”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在了国内读在职博士，因为他知道我国生态学理论并不落后，还有一批高水平的老生态学家，而且如果真的搞人类生态学，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应是研究的首选之地，何况马教授年纪已大，而自己又是他的大弟子，留下来责无旁贷。于是他选择了国家迫切需要的城市生态学，而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面临着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三年后，他的博士论文“城市生态系统的调控原则与方法”，被答辩委员会以全优票数通过,其中重要的理论建树和方法创新被专家公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生态学博士。 周光召院长的三点希望 1986年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决定在科学院进行改革，王如松受命组建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生态重点实验室，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科研成果转变成生产力和青年学术帅才的培养机制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作为实验室主任的他，一干就是十年。 在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交叉方面，王如松把系统科学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运用到生态学研究中，发展了与导师马世骏教授共同提出的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他把东方天人合一的生态哲理与西方的生态科学、古代朴素的生态技术与现代科技手段、发达国家的生态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生态技术完美地融于一体，促进了中国城乡的生态县、市、省的生态建设运动。他认为，生态是一种哲学，一种科学，一种美学和工艺学。生态学最后的归宿就是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能够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再令人欣慰不过了。20年多年来，王如松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被应用到全国城乡，特别是在全国51个生态农业县、400余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以及48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也使我国在国际城市生态和生态工程的相关领域处于前沿水平。 1995年以来，作为首席科学家，王如松组织科研人员配合海南省政府开展了从中山区自然保护、南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及博鳌亚洲论坛建设、传统胶糖产业的生态转型、马村生态产业园到生态城镇等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符合系统的生态规划与设计研究，对海南省生态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与推动作用，形成以培育生态产业、保育生态环境和倡导生态文化为核心的上下结合、典型示范、合纵连横的海南生态省建设模式。“海南生态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最近通过国家环保总局主持的评审，国家环保总局的调研报告指出：“海南生态省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最佳的跨越式双赢形式，是科学决策、知识创新的结晶。”其规划方法和思路在吉林、陕西、黑龙江、福建、浙江等省及广州、厦门等省市的生态建设规划中得到了应用。尤其是海南博鳌生态示范区的规划，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今，作为亚洲论坛的博鳌东屿岛，已经按照王老师的设想，成为各国政界要人、企业富豪和贵宾们聚会交流之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说：“博鳌亚洲论坛为各方人士提供了一个共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 在长期跟踪大丰生态建设研究的同时，王如松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及生态社区建设为龙头的大丰生态建设模式发展到以宝应、江都、高邮、仪征生态县为基础的扬州地区生态示范市建设，主持编制和推进了扬州生态市建设纲要及规划的实施，利用符合生态系统理论规划了三大系统工程(生态产业、景观和文化)，三大能力建设(硬件、软件心件)，三大基础生态建设(水域生态、乡村生态、城镇生态)和三大目标(财富、健康、文明)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其方法向江苏省相关地市推广，形成人居生态、产业生态、景观生态、人文生态和系统生态五个层次的自下而上、由点到面、滚动发展的江苏生态县——市——省建设网络模式，并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德国政府无偿援助1000万马克用于扬州和常州生态城市的建设研究。 王如松在各地做的项目，并不是规划一完成，就万事大吉了。他总是进行跟踪调查，使方案更加完善，同时为当地培养一批人才，以便随时指导当地的发展。他先后为大丰、宜昌、包头、天津、日照、扬州、雅安、广州、深圳以及海南等省地的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企业和民间团体培养了一大批环境和生态科学领域的综合型管理、经营和研究人才。 在探索青年帅才培养机制方面，他也没有辜负周院长的嘱托，如今他所创建的系统生态重点实验室已经是桃李满园竞相吐艳了。十几年来他培养了系统生态学领域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40余人，1996年被中国科学院授予博士生的“优秀导师”荣誉称号。该室在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学、产业生态工程等领域的研究已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国情研究的权威胡鞍钢、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邦杰、中科院资环局局长傅伯杰、计划局副局长吕永龙、中国网通总裁田溯宁以及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正副所长都出自这个研究室。送到国外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也成绩斐然，研究生周集中2002年获美国总统优秀科技人员奖，受到布什总统的单独接见；研究生刘建国被破格提拔为终身教授，并进入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回顾这一切，王如松既为之自豪，也不无遗憾，“我们队伍中的个体都很棒，但是群体攻关的能力却不强。这也和我们的评价机制有关,一般得奖的都是几个人，而我们做的项目一般都很大，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如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就涉及到65个单位之间的协调。 实践和理论的完美结合，使他如虎添翼。他在国内外共发表学术论文150篇(第一作者)，撰编论著15本，技术报告18部，被国内外广泛引用。在城市生态领域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组织的表彰。2000年，获国际人类生态学突出贡献奖，连任国际人类生态学会副主席，当选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第一副主席，国际生态学会执委，国际生态工程学会执委、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2002年，他成功主持了在深圳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和2003年2～6月全球生态城市网络会议，会议发表的《生态城市宣言》在南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以及各国城市生态建设界有很大影响。他在SCOPE的活动提高了中国环境和生态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特别是生态工程、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前沿领域。除国际组织任职外，他还当选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并先后获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科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等荣誉称号。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美丽的北京我的家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王如松曾就北京市生态建设、申办奥运、城市规划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 王如松在市政协多次获得优秀提案奖。“关于发展北京垃圾产业、系统解决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案”获 1998年政协优秀提案奖。他负责的国家攻关课题《广汉市生活垃圾综合研究》，从技术催化、体制改革和行为诱导出发，研究生活垃圾处理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的生态工程，变政府负责制为政府、企业、社会共同责任制，变垃圾的污染负效益为企业的经济正效益，正如他所说，垃圾和污水都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管理得当，大多数垃圾都能变废为宝。 他从1978年来北京，到如今已是26年了。他认为北京是他的家，他爱他的家。他非常希望他的家山青水碧、天蓝树绿、百姓安康、人与环境和谐共处，他希望北京是一个永远美丽的生态城市，为此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五年来写了多个提案，殷切之情可见一斑。1999年提交了“建设八大生态工程，保障首都生态安全案”，2001年提交了“从建设生态北京的高度申办绿色奥运，用申办绿色奥运的动力推动首都生态建设”，2002年提交了“重视城市生态五大台阶，全方位规划建设生态北京”，2003年提交了“关于强化社区生态管理、加速改观首都卫生面貌的建议”、“关于挖掘驻京科研院所潜力，服务首都经济生态建设的建议”、“关于慎重建设北京公路一环(五环)西北地段，保护圆明园-香山生态花园的紧急提案”…… 2004年两会召开之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的他曾应邀在首都之窗网站谈环保问题。他认为北京人口取决于城市生命支持系统的承载能力，特别是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多年来北京城市发展挤占了大量自然生态用水，虽然南水北调可以部分解决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但没人能给巨额的生态用水赤字买单。北京远期人口最多不应超过1750万，否则人们的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会大大下降，资源会短缺，人的心理也会倍感压力。这次总规修编提出的人口指标基本是根据王如松教授的研究建议统筹规划的。为此，他和他的博士生及德国专家跑遍北京城乡的各个角落，搜集数据、潜心调研，针对传统规划的薄弱环节，探讨了一套融城镇规划与区域生态整合规划、建设用地规划、二维土地利用规划与三维地下和近地空间资源利用规划、生产生活用水规划与生态用水规划、环境控制规划与生态功能建设规划等于一体的共轭生态规划方法，完成了《北京共轭生态规划研究》报告，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的市政协会上，他又提交了四个提案，《关于“注意后奥运时期的首都生态经济挑战”的几点建议》、《关于“在建设用地中开展土壤生态安全普查和建立开发前期土壤生态修复制度”的建议》、《关于“在全市开展湿地生态和城市生态需水调查”的建议》、《 关于“政府综合部门每年为首都的五个统筹办几件综合行政难事”的建议》。每一个建议都是他自己研究多年的心得。 宠辱不惊的天地情怀 王老如松在生态界的蜚声中外；王如松一口流利的外文；王如松著作等身……然而，最让我惊讶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他的文学素养。他会写诗，是生态诗画社的副社长。他设计的图，金木水火土共在一个圆里，体现了他的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思想。他痴迷唐诗宋词，尤喜欢苏东坡的《定风波》，在他眼里，那是一幅绝妙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交融的山水画，一首洒脱的自然风雨和人情冷暖的交响曲：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王如松的座右铭是“忙人之所闲，闲人之所忙”。众人趋之若鹜的事他能躲就躲，别人疏于问津的事他能干就干，从不推辞。自1991年以来，他从担任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理事长到理事长，都是拿出自己的课题费和个人积蓄来从事学会活动；1995年以来，他在多个国际民间学术团体(NGO)任职，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为国际社会的无偿服务上；中科院衡量科研人员业绩并与待遇挂钩的主要指标之一为发表SCI文章和得奖多少，而为地方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参加国内外前沿学术活动、主持群体攻关、为科学院和地方培养学术和管理骨干却得分甚少。 可王如松却毫不在意，始终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国际学科前沿的学术活动、群体攻关、培养人才和实施国家目标的科学方法上；放在为地方服务的科学手段上；放在国际学科前沿及城乡生态建设的主战场，为争取中国城市生态研究的领先地位上，他始终认为只要在学术上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在应用上取得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学生桃李满园、出类拔萃，是最值得欣慰的，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坚韧如松，淡泊如菊——这就是王老师留给我的全部印象。 (来源：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3日19:25 首都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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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于一个创新主义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非总能迅速缩短。 1993年，在美国学资源管理的田溯宁和几个网络上结识的中国留学生注册了一家名叫Asiainfo的公司。他们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商业模式，没有政府背景，没有管理经验。他们只有一个梦想：把互联网带回中国。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家被称为亚信的公司的成立，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业兴起之始。 此后十年间，田将亚信打造为首家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中国公司，又被邀请去新成立的中国网通做CEO。在这家长期被喻为“冰川下的幼鲸”的企业里，田从当初的技术革新者变成了中式管理创新的尝试者。当电信业大整合，田所创建的网通控股被并入网通集团，他又努力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继续推动他的宽带梦想。田溯宁喜欢把宽带互联网比作是蒸汽机——一个产品创造出了一整条产业链——如我们所看到的，依靠网络，一批年轻创业者将中国推入了信息时代，同时，创造了大量阳光下的财富。 对于一个创新主义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非总能迅速缩短。现在中国的一个现实是，虽然中国虽然不乏财富新贵，却并未出现一个中国的Google，或者一个中国的比尔?盖茨。为什么？ 从海归创业者到大型国企高管，从互联网系统集成商到电信运营商，田溯宁拥有了两个观望互联网产业链的角度。田认为，这个行业是由四种力量推动的：政府、企业家、电信运营商和国际资本与国际网络公司。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们，这也是今天中国最欠缺的。田对企业家精神的归纳是：有很大的抱负，不小富即安；有坚定的信念，不畏惧困难；热爱创新，能够容忍失败。 他曾问网通的股东、香港商界巨人郭鹤年，以及网通前董事、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在香港或澳大利亚这种缺乏诸多市场条件的地方，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动力何在？ 答案是：危机感与对尊严的珍视。 郭鹤年早年在华人倍受排斥的马来西亚发展，其兄不幸遇害，这让他怀着极大的不安全感应对各种挑战。而默多克生在被英国人视为流放犯人之地的澳大利亚，并不被英国媒体“贵族”们认可。但他下定决心，在报业贵族所控制的英国旗舰街，做一张比所有人都更成功的报纸。 坚持创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企业家精神。当田溯宁需要力量时，他会去看看过去百年的企业家传记，从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上溯到洛克菲勒与福特。“他们所处的时代，比我们现在更混乱，更不可捉摸。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那个黑暗的时代而一直往前走？”他相信，未来二十年中国也许不会出现比尔?盖茨，但应该出现爱迪生。 以下，是一个在中国创新的口述历史—— 1993年亚信创立时，中国还没有互联网，亚信也没有商业模式，田溯宁们虽然提出了“把@带回家”的口号，但一个更为直接的创新动力是：压力 我们六个人(指亚信的创始团队：田溯宁、丁健、刘亚东、张云飞、赵耀、郭凤英)整天都在吵架，每次吵的时候都觉得要垮掉了，无路可走了，但在那种压力下就会产生很多想象不到的新的东西。 当时我们要建中国电信的36个节点，也就等于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基础就是我们那八百多人在建，怎么建？ 张云飞建议搞一个“联调”。 我们租了一个特别大的仓库，仓库中把各个省的路由器都放好，把电路全部连好，然后打上包，送到各地方去，“联调”与实际情况的区别在于，线路从很短变成了几千公里长。这个创新就是因为云飞在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过，所以就把NASA的阿波罗计划的系统方案拿过来了。 亚信创立之初，田就提出“激情创新”的口号，他觉得这让公司上上下下都能为新主意而感到激动。这也让亚信经常诞生一些雄心壮志 网景上市时，我们已经做上海热线了，我们想做一套记费系统，准备跟网景合作，我就飞到硅谷去，到网景那个大楼下，门卫不让我进，必须做一个电话的“面试”。电话那边问我要见谁，我说想见马克?安德森(网景公司联合创始人)，对方说：全世界都想见马克?安德森，你凭什么见他？最后我只在楼下跟他通了个电话。 其实当时网景的软件并不好，丁健自己在AB8000上写了一个软件，不比他们的差，连3COM都要买。当时我们还做了第一个汉语版的IE浏览器，起名叫“亚信微软互联网浏览器”。我拿着这个去找微软，见了他们一个副总裁，他问我：你们人也不多，能做什么？我说：在互联网时代，都是小公司吃掉大公司，快鱼战胜大鱼，网景不就是这样对付你们吗？他听了很震惊，要拉我去见比尔?盖茨，没找到盖茨，就领着我到微软的地下停车场，特意让我参观了一下盖茨的停车位。 激情之下，亚信迅速成长。但让田溯宁头疼的是，管理未能跟上，给田和他的团队制造了很多麻烦，这让其在后来的岁月格外重视规范化管理 最痛苦的是做融资，不懂的东西太多了。那时候我一天做六个路演，每天都在闹笑话。别人问我商业模式，问我公司发展的收入模型和成本模型，我都是自己添上一个数。后来我也很奇怪，这东西并不难，高中数学就够了，但当时就是不明白。不光我不懂，刘亚东也不懂，他自己创业过，而且公司里应该他是管财务。所以我后来到了网通，很早就让人做收入模型，这个做好之后，融资就很快。 为了省钱，那时候我和丁健出差都住一个房间。在香港做最终的公司估值，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头一天晚上，我问他，到底应该做6000万美元还是一亿美元，差距为什么这么大？他说你定吧，我就给定成了6000万。 当时给员工期权和股票，我也也不知道该怎么给。有员工来找我，说给我点期权吧，我就说好，你要多少？当时和亚信员工开大会，我说到底什么叫share？share就是大家共享嘛。后来投资顾问跟我讲，你怎么能这么乱发期权？ 虽然亚信很早请了德勤公司做财务审计，可我甚至问过他们：你能不能把我的财务部都外包出去？当时，我们公司做到700人，还没有人力资源，也没有财务。我每天都要扮演大管家，那个时候每天两个电话，不断去接。 和亚信同岁的，是田溯宁的大女儿，他为女儿起的“中间名”为Wan，是“广域网”的缩写，6年后，当他前往网通，二女儿出生了，中间名叫做Lan，是“局域网”的缩写 生大女儿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里，丁健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现在给深圳证券交易所作了互联网，那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互联网合同，200多万美元。我当时就比较兴奋，就给孩子起了这个名字，她们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意思，也搞不清我是干什么的。 在亚信，田溯宁曾和丁健说好，这是他们第一个企业也是最后一个企业。而两个人也说好了分工，丁由此不用将自己定位为公司的管理者。但2000年时，田溯宁突然请辞，要去创办一家新的企业：中国网通 那年严义埙院长(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先找我谈过一次，头三个月，我就想各种理由不去。毕竟我的前提是，不要得罪领导。当时吴基传部长(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还找我谈过话，跟我说，你要帮国家做些事情，这也很难拒绝。后三个月我就想能不能先做上一年再说，我还给亚信董事会写信说，我先出去做一年，还可以回来。 我本来想拖到上市后再离开亚信，但已经跟网通这边推脱六个月了，没办法了。幸亏那时候上市的基本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走之前刚完成了一次英特尔为主的三千万美元的pre-IPO融资。可是事情一旦做起来之后，你的责任感，你的热情等各个方面，就让你很难走回头路了。 毫无疑问，亚信董事会对此很难接受 孙强在华平(亚信最主要的投资者)的合伙人Bill Janeway跟我说：“你离开亚信会招来很多法律问题，我们可以起诉你。” Bill Janeway是个非常好的投资人，他投资的两家公司，一个是Veritas，一个是BEA，都很成功，在这两家公司都只是一个想法的时候，他就写了3000万美元的支票交给创始人。亚信是他另外一个很看中的项目。 他第一次来中国，住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我去见他，他正在看《华尔街日报》，我说“欢迎你来北京”，他理都没有理我，就说：“Edward，我就在北京待24小时，stop bullshiting，别跟我浪费时间了”。当时我觉得他怪透了，我也就是跟你说了句欢迎。 但我要离开亚信时，他特别生气，说我们花了多少精力在你身上，你让我非常失望。我想这也是气话，我们现在依然是朋友。 田溯宁离开之后，亚信颇是经历了不少波折。这不禁让很多人假设：如果田没有离开亚信，会怎样？ 1999年，我们给董事会做的战略是，上市之后，下一步要做一个asiainfo.com，当时我甚至给赵耀做了目标设定：要在2000年底，让asiainfo.com成为中国第一门户。这其实是亚信最早的商业模式，而且我始终认为门户和技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你看今天的雅虎，实际上是个软件公司。但我离开后，亚信没有按照我们当时的想法走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如果没有离开，能不能完成这个转型，也未必。丁健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而且那个时候门户这个概念已经不被看好了。 我也会想，我很少给它提供建议，是不是对呢？我刻意少去参加亚信的董事会，而且为了避嫌，亚信在网通很少有生意。 现在亚信的股价不高，还是跟整个软件行业的低迷有关。不光是亚信，很多伟大的公司，像升阳甚至微软，都遇到很多问题。亚信上市的时候，市场价曾经做到40亿美元，你说那个时候真的就好吗？那时的亚信和现在的亚信到底谁好，我说是今天的亚信更好。公平的说，亚信的软件做的还是很扎实的，它有2000多人做软件。现在踏踏实实做一个核心软件的公司，全亚洲都不多。离开亚信，我还是以这家公司为骄傲。 当初“激情创新”的口号并没有被田带到网通去，在他看来，电信业是一个受管制的行业，更强调的是自我约束，不过他依然在创新 能不能在一个被管制的行业里、在国家不支持的情况下能有一个市场化的运作方法，那是一个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做的事情：怎么进行考核？怎么取得收入？怎么用人？怎么把外企的人员和国企的人员很好的融合起来为一个目标进行奋斗？这里的创新就是要与市场上最先进的公司缩小差距。这些，我也觉得需要有创造性思维才能解决。 比如当时董事会要成立，我是公司的CEO，按任何规章制度，CEO都应该是作为董事的，但是由于当时的董事都是副部级，我就进不去。当时我建议，给我一个一年的目标，到时达成目标，我就可以成为董事，而这一年内，我作为列席董事。 另外一个创新是，怎么定义我们的工资？网通有很多从跨国公司来的经理人，我们的收入就很难定，毕竟这里不可能比外企开更高的工资，可又不是公益事业，我们不能不领工资。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第一年的工资总额和我们的收入挂钩，国家投给我们钱全部用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收入都从市场上挣来，这种方式就很容易被接受。 于是网通成立之初，给外界印象最深刻的是，它们在市场上广泛销售IP电话卡 一年之后我们的收入做到了4.6亿，大网的建设目标也完成了。到这个时候，董事会对我的信任建立了起来，让我加入了董事会，并且对我的工资进行补发。成为董事那天我非常激动，这是来自国家的认可，那跟在亚信获得的认可是不一样的。 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最伟大的创新者，可能是邓小平。那个时候中国还比较封闭，对改革开放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他坚持创新，但做了一个妥协，不是全面的改革开放，而是先设立特区，让一个地方先做起来，把意识形态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一边，不去进行争论。有些东西是没办法辩论的，辩论结果是最终做不成。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即使有了亚信的创业经历，从一家系统集成公司的CEO变为电信运营商的CEO，田所遇到的管理挑战仍然不小 亚信没有资本性支出，但在网通资本性支出很大，亚信没有太多的库存管理，在网通，我们最多时全国最多有170个分公司，一定要管好库存。在亚信我从没想过跟政府沟通，就把它理解为打单的方式，很简单。但在网通，汇报工作、谈体会心得，这些事情是全新的东西。 我以前看过很有名的一个生物学家说的一句话：用功学一门新的知识，六个月就能入门。我考研究生的时候考自然地理，我从没学过，就是自己看了六个月，考上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在我们班分数还是比较高的。后来我去美国，在德克萨斯学英文，学那些别人用不到的植物的名字，学互联网。自学是我的一个能力，我没有害怕过。 而在进入网通第一年，田给自己列了四点首要工作 第一点是和股东的沟通，这是我权力的基础，如果他们不让我干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二是融资，网通只有两亿七千万人民币，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建一个四十多亿的网络。第三要考虑核心团队的建设。第四是企业文化，有亚信的经验，我已经知道，CEO应该避免做日常的很多细微的管理。建网也好、发展业务也好，这些东西是整个管理团队的工作。但CEO一定要把企业的价值体系打好。当时我们请波士顿咨询公司来帮忙，他们的顾问叫David Michael，他跟我说，他研究过很多公司，结论是，你只有六个月的时间来建立一个企业的文化，一定要想好你怎么来用这个时间。我印象特别深，所以花了很多精力在这方面。 当时我花很长时间和管理层一起讨论，我们到底想干什么，就是现在都在说的使命、远景、目标。同时我们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信任基础，我对团队要有信任，他们对我要有信任，然后才是要有很强的团队精神，要有业绩导向的文化。 灌输企业文化，越早越容易。早期我们很少找没有理想的人，当然也可能有时候找错了一些人，其他方面不合格，但在激情、理想、团队精神和承诺这些方面，不会差。这个阶段，就相当于把一个山头打下来，第二年我才引入范星槎这样比较数字导向的人，开始花很多时间做预算，做计划。 高度看重与董事会的沟通，这让2001年3月3日亚信上市时，田溯宁未能到场 亚信上市那天，我心情很复杂。上市前一天晚上，丁健在纽约给我打电话，说路演完了，反应非常好，明天上市甚至有可能破纳斯达克的纪录，你一定要过来。但我当时怕网通的董事不高兴，感觉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在网通第一年一定要低调，我去参加亚信上市，怎么能低调呢？丁健说，你来回就一两天，没什么，因为我没去他还不太高兴。 所以亚信上市时，我在上海出差，和上海广电谈网络的接入。回到旅馆里，我刚一打开电视机，就看到CNBC上在放亚信上市的报道，我当时是热泪盈眶。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以前都是看别人IPO。所有公司上市第二天，CEO都接受采访，我也在等着看丁健。当时我还给他打电话，祝贺之后就提醒说：“你以后接受采访时要看着摄像，不要眼睛到处看啊。” 不过那时心情也很复杂，对于一个企业家，没做IPO，就好像一个设计师自己设计的房子没盖完。后来我就说，我一定要把网通的IPO做好。 当时正是纳斯达克崩盘前夕，国内不乏有小型电信公司，如铁通、吉通，积极准备上市。但网通并未做过路演的准备 我刚做网通才六个月，美林的一个英国银行家就跟我说，我能给你做上市。我特别惊讶，公司才100个人，没有盈利，怎么上市？他说只要你有计划，我就能配合你，我不相信。后来高盛的唐奎来找我，给我拿来一个Level 3的上市案例。说你看，我们用四页纸就融了30亿美元。 公司内外都有很多人想说服我，我还特意写过一封信，谈我们要先建好管理的基础设施。我内心里很想做一个好公司，打好基础，能够基业长青，我很担心上市后，大家天天关心资本市场，不用心经营了。亚信上市之后，我也很少看它的股价。 但我也会对此进行反思。如果那时候上市，我估计可能会拿到很多钱，很多事情就容易了。现在想想，可能我太不灵活了。 网通在全球电信泡沫破碎之前融到了不算丰富的资金，但那些钱并没有用，而是放在银行里 我们国家直接融资很少，但间接融资，也就是银行贷款非常发达。 网通成立第一年，创造一个不小的奇迹：建起一张IP为基础的覆盖全国的网络 当时能做到，因素比较多。第一，我们两个股东(广电部和铁道部)本来就有网，第二，当时国家计委非常支持这个，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第三是，战略制定对了之后，战术执行的方法特别重要。我们让波士顿咨询给我们做工程管理的规划，像画地图一样统计每天在做什么。还有就是充分授权，你的员工才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我记得伍千军当时才27岁，我们给他带上几万块钱，让他去跑一个项目。回来他跟我说有多难多难，但项目最终还是拿下了。他现在是我们南京的副总经理。 那时候做梦都想有自己的光纤，我现在还保管着我们第一次、第二次董事会的纪要，当时那些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年也就实现了。那时候我出差特别多，一天内可以从北京跑到上海，开一个会，开车到杭州再开一个会，晚上再回到北京。 2001年，田溯宁找到了突破“最后一公里”的方法，开始做一家网通宽带 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中国最大的困难还是长途宽带，那时候租用一条从中国到美国的长途宽带线路要700万美元，现在已经降到几十万美元了。所以我们建完长途网络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进入“最后一公里”。 在美国，ADSL很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对有线电视网的利用，大概有30%的市场份额在电视网这边。我们是对此进行模仿，在杭州这样的地方就很成功，今年杭州宽带的利润有2000万，客户市场占有率超过50%，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这个做起来不太容易，没有钱，又要做一次融资，底层又是跟当地去合资。我当时设想，可以把杭州或者其他地方比较好的资产拿出来单独上市，上市以后再进行资本运作。当时结构已经通过了。 不过一个新的挑战是，中国电信业大整合即将来到 具体什么时候知道要重组的消息，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直在谈，我那时候作为小网通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国家发改委和信产部的几次讨论。其实我当时的一个态度就是，不管怎么调整，我先做好我该做好的事情。当时小网通跟联想差不多，几乎政府就是通过董事会来管一管。 外界不乏传闻，这次拆分是为了“帮小网通”，田从未进行过辩解 这种事你怎么辩啊？我原本的想法是小网通发展下去，可以做中外合资，把部分股份出售给外资。现在，我也试图多了解一些电信业的历史，让我们在十年以后再回头看，从大格局着眼有一个清晰的轨迹，到底中国电信改革是怎么改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为了集团的融合，田溯宁是全情投入，甚至把在美国的太太和两个女儿都接回国。他所能贡献最大力量的事情是：帮网通上市 中国电信上市不太顺利，所以全球资本市场对我们的期望值非常低。我们在2004年确实非常累，要协调大量的事情：路演、重组、跑红筹股，国内国外都要跑，这比我在亚信创业都累，压力也更大。 一个欧洲基金经理曾评论说：“我从来没见过一家公司为上市做如此多的努力” 网通集团的构成，很难对国外投资者解释清楚，他们无法理解它为什么由三家公司合并。所以一般投资人我都见了三次，我先是预路演，自己跑了一圈，和范星槎(时任网通集团CFO)跑了一圈，最后正式路演。三次下来，投资人觉得可以交流了。可到上市最后一刻，我还担心不能成功。如果不成功，就算不能说我是个罪人吧，但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动员了多大的人力，几十万人在做这件事情，我想我没有退路。 田很爱看书，最近一段时间他在读国学，亦喜爱阅读二战历史，他说看历史让他思考牺牲与胜利之间的平衡 你在想成功的时候，一定要想会失去什么。像诺曼底登陆，很重要的一个决策是，伞兵在离海岸线多远的地方降落。伞兵离得越远，效果越小，但是死亡率越低；越近的效果越好，但是死亡率越高。艾森豪威尔当时做这个决定，他知道只有通过牺牲，来赢得战争的胜利。美国空降兵101 师，两万个伞兵，有45%的死亡率。还有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朱可夫告诉斯大林：我们要准备牺牲40万人，吸引德国希特勒，从两面进军，分散他的部队。40万人被俘虏，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牺牲之一。但这些牺牲是值得的，因为卫国战争胜利了。战争的历史告诉我，可以输掉一场战役，但必须赢得整场战争。 作者： 张亮 出处： 环球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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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经过文革浩劫和左倾路线长期折磨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除对抗强权的“两弹一星”激荡人心外，基础科学研究则一律乏善可陈，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鱼杂交，陈景润的数论猜想，或杨乐、张广厚的函数研究等，几件试管中或纸面上的成果而已。没有出路的青年学子把攻读“基本粒子理论”当作了用武之地；大作家徐迟写了篇泣颂闭门造车精神的“歌德巴赫猜想”，竟误导了亿万百姓，将陈景润的算术当做是“富国强兵”的画饼。自外于世界的中国，久违了科学的潮流。经过数十年的锁国路线和弱智政策，已把中国误得“人财两空”了。

    一九七八年，是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或曰common sense)；晋升为“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的知识分子们，无数为之感激涕零。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把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一笔勾销，化解了无数消极对抗力量。专制恐怖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理智的春风吹向人间，“改革开放”的苗头正在萌发之中。在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不久，教育部和科学院就分别部署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不拘一格寻找“伯乐”和“千里马”的开明风尚，取代了那个活似名姓制度的阶级路线。仇视知识、崇尚愚昧的中共，也终究悟出了：“世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对人才的摧残”的不惑真理。

    母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在这时被催生了。也有人管它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其实它与迁到合肥去了的“科大”没有统属关系，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舍，已经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盘。而“研究生院”，还是借北郊“林学院”的“遗址”开张的。一九七八年秋天，在那个布满了被遗弃的地震蓬的，死寂般的林学院里，突然涌进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意气风发的“研究生”。

    我们这届入学的共有八百多个同学，都是由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己录取的。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亦有饱学不遇者；有池鱼遭殃的干部子弟，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余孽；更有年少无辜落水，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龄、成份和经历的落差，非但没有助长尊卑、门户之见，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气息。而导师中又以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最开明，他兼收并蓄、普度众生，招了好多个非常有才干学生，分别挂在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和自然科学史所的名下。那时，不少省市地方，还思想禁锢、不识时务。陕西省公安厅曾来人追查“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刘平宇同学(何祚庥先生的学生)，气势十分蛮横，校方孙景才先生严词以对，叫他们坐了冷板凳；后来平宇同学赴美时，“科学报”还发表了一篇“刘平宇出国了”的专文，抨击当时陕西省的恶劣做法。

    院长是由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领衔；实际管事的副院长彭平先生，是“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他与钱伟长等十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曾震动全国；解放后他做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工作，文革以前就因为路线问题倒了楣；教务长吴塘先生也是个儒士干部，一个面目堂皇、和颜悦色的正人君子。胡耀邦在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很得民心；科学院里也有一种“团派”的开明空气, 因此，我们这个“科学院研究生院”生动活泼。

    “林学院”主楼的一、二两层做教室，三、四、五层做宿舍，房子不够用，还有一些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各个研究所的几百个同学聚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围成一圈一圈的咬咸菜，喝玉米粥；有的切磋学问，有的针砭时弊。林学院里学术气氛十分高涨，而政治气氛则更为开放。辽宁张志新女士被残杀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后，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

    那时，科学院里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洋人也有华裔，都住在“友谊宾馆”里，五百元人民币上下一个月。这些教习中，不少很有个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好奇。其中有个叫“白克文”的美籍华裔青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又喜欢穿中山装，有时连“友谊商店”都混不进去，管门的说他的英文是“假冒的”；然而，他没事就往农村钻，有一次在颐和园那边与农民一起打鱼，被地方政府送了回来，弄得外事和保卫部门都紧张兮兮的。有同学问他美国是否很自由，他说：“美国也有挨饿的自由”。社会理念溢言于表。

    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习”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她稍年长，三十五、六岁；学问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气却很坏，容易与人冲撞，曾经当众与那个脾气也很毛躁的白克文争执；Mary说话很有见地，有愤世嫉俗之意气；明明是个美国人，却偏偏要说一口英国音；她后来做出了一番惊人之举。来自澳大利亚的Lyndall女士，那时还是一个真纯、羞涩和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她与陆文禾同学堕入情网，两人后来在佛罗里达共结连里。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口语琅琅上口。那时似乎已没有了“里通外国”的担心，不少同学与教习们打得火热，有人还常去他们的公寓洗热水澡；而他们也不嫌弃我们的苦日子，天天挤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窝头，在谈笑风生中，留心者还都拣到了一口好英文，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真情。

    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组负责人。她是四十年代的进步青年，受业于康乃尔大学时，结识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先生。五十年代初期，两人胸怀激情和理念，回归报效；郭永怀与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乃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一九六八年，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职，是国内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迎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癔的身影中有著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和人缘的人物之一。

    来校开课的，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如彭桓武先生讲理论物理，谈镐生先生开流体力学，黄昆先生授固体物理，邹承鲁先生上分子生物学。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农打扮，谈镐生先生会与学生递烟喷雾，都很和气。他们课上也只是点几个问题说说，行云流水，很是精彩动人。听彭先生课的同学很多，他上台时穿著厚厚的北方老棉袄，讲到后来便满身大汗了；记得他说过，中国的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索引，用起来很不方便。黄昆先生那时才五十多岁，还很健硕。一天正讲“能带论”，讲台太窄小，不小心从一头失足跌下来，他正正色说：“umklapp，我要是颗电子，就已经到了那头去了”。当然，不懂固体电子论，是听不懂这句很风趣的笑话的。还记得，那时候吴方城同学的斗争性就很强，带头给邹承鲁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好像是因为考题太难了；邹先生也当仁不让，用非常优美的书法回敬学生一张，劝大家多多留心功课。

    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课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假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色动力学”时，全国各校都有慕名要来听课的，因此不得不发票入座。那时他进出都是坐的“大红旗”轿车，礼遇很高。我们这些人别说“红旗”，就是“伏尔加”也没坐过；后来从美国回国，才尝到了“伏尔加”颠簸起来的味道，不知道李先生当年坐“红旗”的感觉如何了。他每星期要请几位同学与他一起吃午饭，这本该是个“工作午餐”而已，可是国内那时还不懂这一套，一桌子正餐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饭席上李先生很热情地说话，李夫人则常常在一旁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还记得李先生说过，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前辈们对我们都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据说，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学者定下来的，他们自己是在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因此对二战后期到冷战时期的西方科技进步，特别是美国大学向研究生的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了解不足。自掏腰包派出“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的办法，就是周培源等先生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当然，那时西方世界对竹幕后中国的人才水准也不了解。一九七八年政府首次外派五十人，七九年增至五百人；前五十人的内情无人知晓，但后五百人尽皆精锐。美国学府刮目相看，中国政府也发觉自己当了“冤大头”。也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手头拮据，只想用不多的外汇，象当初清政府派出象詹天佑、唐绍仪等一批幼童学子，博采各国之长，回国指导改革。科学院也从我们中间选拔了一百多名较年轻的同学，在玉泉路办了一个“出国班”。因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同学，也就有了两个门户：“林学院的”和“玉泉路的”。两拨子人虽然联系不多，但还是心心相通的，大家都希望有出国的体会。“玉泉路”的同学在耐心等待“组织安排”，那时政府大概正在美国、欧洲、日本为他们化钱买路子；而“林学院”里，除了少数有海外关系，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几个同学外(这就是CUSPEA交换计划之始)，则都苦于无门。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七九年十月，Mary Van de Water小姐，竟大胆向几个同学传授了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的门道，结果一试果灵。不出数月，近百名同学从各个美国大学获得了助学金；其中，何晓民同学于二十一天内，就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又不出一年，数百名同学飘洋过海。校方竟一律不加阻拦，美国大使馆更绿灯大开，从未听说哪个同学签证被拒绝了的；倒是科学院外事局多事，还要找点麻烦，审查各人的“门路”，后来也知道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于是也就网开一面了。

    待到八二年，“北大”、“清华”诸校同学亦循此道时，“林学院”里已经人去室空。此风传到上海，已是几年以后，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在做博士后了。这几百个自谋出路的同学，不仅在人数上相当于政府一年派出之总和，出国后在学业上也大展风采，资格考试轻车熟路，都有傲人的基本功夫，美国各校倍生好感，从此对中国学生大门洞开。很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自费”先行者，大多未能入得已与中国政府挂钩的一流名校，这对未来进入门户之见很深的美国学界，遗有若干不良之后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二十年多来，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无数学成者留居各国，无惧优胜劣败，立足科技，创业从商。如今世事逆转，当年的“外流人材”，一举领来了国际资本、现代技术和民主思想，邓小平先生的“走出去，引进来”的理想，却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实现着。

    事隔二十年后，一群在北京聚合的研究生院的同学，从各地来到美国首都，追寻他们幸运的回忆，渡过了感觉极为良好的一天一夜。在他们学有所成的身影和岁月造就的霜鬓中，还依稀可辨当年百废待举的林学院中的风发意气。

    良师益友Mary Van de Water小姐也专程从英国赶来，与我们共度良宵，她的瘦削身影和鲜明性格，和那口愈见深重的英国口音，依然传送著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奔放热情；她说我们这群中国人，是她毕生真正的和永恒的朋友。有个同学的回忆，一九八零年夏天，他在广州火车站送Mary去深圳，Mary小姐随身携带的，竟只是一个装满了求学申请的小箱子。这一夜她留宿在唐一华同学家中，无意中说到，老唐家的客厅比她在英国的居所至少要大三倍。我们这些原来连邮票都买不起的“穷光蛋”，如今的美国“专业人士”们，可真不能忘却一个国际社会工作者，曾经伸给过我们的援手。

    大家认为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是中国思想解放历史上的一件不可磨灭大事，特别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的贡献，是值得为之树碑立传的；没有她的努力，这个潮流的到来，可能要推迟数年之久。在热烈的气氛中，这次聚会的组织者陈祥昆、毛进同、杨晓青、唐一华代表全体与会同学，向Lyndall和Mary女士赠送了纪念状和礼品。

    然而，Mary小姐却揭出了一个“秘密”：当时，她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包办无效倾向，因此她向李佩女士提出，可否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申请手续，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但她又担心这些同学，可能会受到校方的不当处分。深谙国情的李佩先生，亦知其“法”之可行，及其“罪”之难当。于是由李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议。几天后，思想开明的彭平先生竟同意了李佩先生和Mary小姐的建议。Mary女士回忆，那天彭平先生背操著双手，踱著方步，若有所思地对她们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吧”。于是，在院方领导的默许下，破败的林学院里涌起了不可阻挡留学潮。与会同学都为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无论是破坏传统或重建文明的真实历史，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个别伟人造就的。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Mary等人的见识和心血，以及它的全体学生勇气和实践。意气高昂的“研究生院”的八百弟子，竟破国门而出，创一代新风，在改革开放中推波助澜，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大业，有不没之功。 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缅怀那些曾经启迪过我们的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更感激那些作了无数善举而不事声张的光荣的先辈们。


    附: 朱学渊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朱其培是铁路工程师,刚直而有胆识，母亲宋莲卿是一个美丽贤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朱学渊自幼善学，思想独立，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年，1978年进入人才济济、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充满朝气、欢乐、正义和积极进取的氛围中，他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并曾亲聆彭桓武、李政道、黄昆、李佩等著名学者贤人的教晦。1980年，朱学渊移学美国，1983年于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曾于能源部属下的Ames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课题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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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物理学博士，他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对人文科学玄妙课题的探索，为解决世代争论不休的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方面的难题，提出了许多卓有创建的理论。

    朱学渊是一位很特别的科学家。他学的是物理，得的是物理学博士学位，可他却“越俎代庖”，闯入人文学科的“领地”，在那里搞起研究探索来。

    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启迪性的意义。他的治学精神，获得了人们由衷的赞赏。

    朱学渊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朱其培是铁路工程师,刚直而有胆识，母亲宋莲卿是一个美丽贤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朱学渊自幼善学，思想独立，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年，1978年进入人才济济、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充满朝气、欢乐、正义和积极进取的氛围中，他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并曾亲聆彭桓武、李政道、黄昆、李佩等著名学者贤人的教晦。1980年，朱学渊移学美国，1983年于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曾于能源部属下的Ames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课题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

    现代人类的祖先通过数十万年的跋涉，至少在一万年或数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全球。而那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仅仅起步于四、五千年前，因此，在漫长的史前期内，人类的多元种属和语言的分裂和形成机制，始终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艰深课题。朱学渊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人文科学的疑难课题，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近年来，在夫人张宁华的支持下，他潜心从事研究，从中国史料中的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为解决世代争论不休的人类科学的难题，洞察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线索。

    亚洲北方诸族对世界人类、语言和历史的伟大影响是无法低估的。朱学渊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地处中欧而语言特异的匈牙利民族的祖源，世人一直众说纷纭，望文生义者多以为他们是“匈奴”的裔族。朱学渊发现古女真语辞汇与匈牙利语词汇有着惊人的关联，匈牙利的族名、国名Magyar(马扎尔)，应即是女真-满族之祖名“??”或“勿吉”，西迁欧洲的Magyar人不仅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祖源语辞和语法，而且还几近完美地保留了一个以??诸姓为主体的北方诸族姓氏系统。再辅之以大量与语言相关的历史故事和人名姓氏的佐证，他指出具有辉煌历史成就的女真O满族的祖先??人，对于现代匈牙利人来说，应是他们更为重要的远东祖源。这一精彩发现引起了各国学术界和匈牙利学者的高度重视。

    对于东西方人类交汇的中亚地区，历代先贤们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然而张骞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记载的“月氏”、“乌孙”、“大宛”、“大夏”等大量西域族国名的起源，却一直是古今中外令人费解的学术论题。朱学渊基于对北方诸族族名和地名分布态势的解析研究，逐一指出这些族国名，就是东北亚民族部落名“兀者”、“爱新”、“达斡尔”等。他认为始于远早于春秋的时代，一些“北狄”部落便陆续进入了陕甘宁青地区，并在那里演变成“西戎”民族。由于特定机遇，它的“周”、“秦”部落，成为了中原民族的主人；亦由于种种动因，许多部落集团被推入了中亚沙漠中的绿洲，成为了那里的统治者。这又为中亚人种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朱学渊认为，那些无处不在的古代族名、人名、地名记载，都是重构古代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的语言信息。最近，他又从春秋时代齐鲁地区人名、地名研究出发，探讨了中原古代居民的语言和血缘。他认为，已被学界广泛认同的“汉-藏缅语系”理论，忽视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成分，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以物理学的术语形象地指出：如“洁白透明”的白光可以分解成红、橙、黄、绿诸色一样；“纯洁无瑕”的汉语中也有戎、狄、夷、蛮诸语的可比成分。而北方诸族语言则是认识汉语祖源的又一面重要的镜子。

    朱学渊认为，虽然中国传统学术非常博大精深，但其方法亦有顽劣之弊端。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方法、观点和成就的显著优势面前，中国学者往往显得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盲目迷信其结论者多。在“古人的”和“洋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只能作些效果不彰的咀嚼式的考证，以至许多本该由中国人作出判断的重大课题，都任由别人去说了，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几乎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那种“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与“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生意”一样荒谬)的繁琐考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的事实，也是无法抱怨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个现实，为后人预留了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精确地去重现了，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正是以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兼以坚韧自信的毅力和敢想敢言的勇气，朱学渊在研究历史语言课题中作出了若干具有开创性的建树。

    离开华夏大地二十余年，始终保持着一颗眷恋祖国游子心的朱学渊，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1996年，著名的戴维生学院(Davidson College)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美国各校的专家教授和卸任官员聚集一堂，畅所欲言。每每涉及中国之主权和台湾问题时，朱学渊在听众席间的幽默的插话，常常引发哄堂大笑；他的逼人的发问，又令言者窘迫；他对美国历史和外交事务的熟习，则博得全场听众的注目和尊敬。一位服务于该校、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女士激动地对他说：“我为你感到骄傲，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象你一样”。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理民(Freeman)则称赞他的发言为“精彩的评论(Excellent comments)”。在这场倾向逆转的会议结束时，许多与会者竟相与这位敢言的听众握手。应该说，崇尚幽默直言的美国民众是乐于倾听合理的声音的，而朱学渊正是一位有见地、有声音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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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对授业导师、“中国现代冰川之父”施雅风院士的这句名言，姚檀栋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所谓的艰难困苦，在冰川学者眼中确实算不了什么。“对他们特别是青年学者来讲，拥有一个施展才华、进行科学创新的工作平台，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

    在最需要的时候，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姚檀栋从事冰芯研究搭起了平台

    姚檀栋与冰川结缘在1975年。大学的第一堂课上，施雅风先生讲述的巴托拉冰川考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姚檀栋从此迷上了冰川研究。
    1989年，先后在法国、美国做了两年博士后的姚檀栋回国了。当初准备以高薪挽留他的美国专家汤姆森教授在他的游说下，最终与他一起来到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一起进行青藏高原冰芯研究。
    “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我与其他48名青年学科带头人一起，成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首批资助对象。”姚檀栋十分感慨，“这笔钱实在是太珍贵了，每一分都用在了刀刃上。我们购置了急需设备，初步搭建起从事冰芯研究的科研平台”。此后的10年间，借助这个平台，他先后主持国家八五、九五攀登计划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中科院重大课题等20多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四等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奖励及国家发明专利。

    一个在冰芯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创新群体形成了

    姚檀栋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时，以他为学科带头人的冰芯与寒区环境研究小组只有三个研究人员和两个技术人员。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冰芯研究群体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造血功能，不仅仅是经费保障，更重要的是，它为研究小组加强国际合作和从社会争取更多的经费提供了支撑平台”，姚檀栋说。
    抓住这一机会和国际冰芯研究热点，姚檀栋领导的研究群体小组获得了长足发展，科研水平不断提高，队伍也一步步壮大。
    今天，那个当初的冰川研究小组已发展成为以姚檀栋为学术带头人，拥有冰冻圈研究室主任王宁练、博士生导师何元庆，“西部之光”入选者刘时银、中科院“十大女杰”获得者孙俊英等22名青年学者在内的梯队式研究群体。这些来自地理、大气、遥感、地质、化学、计算机等诸多专业的优秀青年学者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已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5项，目前正在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的生力军。

    回顾走过的路，姚檀栋感到欣慰

    经过多年努力，姚檀栋和他的科研群体在冰芯与全球变化、冰川变化与寒区环境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具国际水平的成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向。他们成功地进行了祁连山敦德冰芯、古里雅冰芯、普若岗日冰芯等考察研究，推动中国的冰芯研究迈入新阶段；建立了高亚洲地区降水中稳定氧同位素和降水时气温关系的定量模型，纠正了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型推测；以高分辨率冰芯记录阐明了青藏高原过去10多万年来气候变化特征，揭示了冰芯所记录的过去一系列重大气候突变事件；揭示了冰芯记录的全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特征，并以年际变化的分辨率揭示了过去2000年来的气候变化。
    目前，作为科技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中“慕士塔格科学试验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姚檀栋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研究计划“中国西部环境和生态科学”中的重点研究项目。
    回顾这些，姚檀栋感到欣慰，“国家在最艰难的时候支持了我们，应该说，我们没有让大家失望”。

    注:姚檀栋, 男，1954年7月生，博士。1982年获兰州大学硕士学位，1982至1983年在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任教，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博士学位。1987年起在法国格勒诺贝尔大学冰川与环境地球物理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2年起任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冰川与环境研究，研究方向是冰芯中的气候与环境记录。通过研究青藏高原冰芯所记录的气候环境变化，在野外考察、室内分析和科学理论上有新的成果；通过对整个高亚洲地区降水中稳定氧同位素比率和降水时气温关系的研究，建立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纠正了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型推测；先后完成了祁连山敦德冰芯研究、西昆仑山古里雅冰芯研究、喜马拉雅山达索普冰芯研究和唐古拉山冬克玛底冰芯研究，并正在进行藏北高原普若岗日冰芯和帕米尔高原幕士塔格冰芯研究；达索普冰芯研究被评为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近年来主持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多项科研课题，研究成果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二项、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四等奖各一项。在Science，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等SCI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已被引用700多次。曾获何梁何利奖、中国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1994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文章来源： 2004年7月16日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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