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正式决定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中国作为协约战胜国集团在和会上的包括关税自由等合法权利全部没有得到合理解决。
5月3日下午7点，北京大学学生集中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揭之于众，以鼓学生士气，是时气氛紧张，会场学生当即决定于次日发起示威运动。
5月4日，北京13校3千多名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广场，往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请愿。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我于此文，重点谈谈与这场运动密切相关，但往往被人忽略的一重要人物——梁启超。
1919年，大战结束，主要参战国齐聚巴黎，举行和会，讨论战后的国际政治问题。此间梁启超正在巴黎。1918年，欧战结束后，梁启超便自筹4万元，由政府提供6万元，决定隐退政坛，赴欧游学。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给出了出游的目的，“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为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 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一战期间，国内军阀政治制度移植失败，内部军阀派系斗争盘根错节，政治腐败，对外政策妥协无力，当时总统 “黎菩萨”黎元洪优柔寡断，生怕国务总理段祺瑞会借参战之机扩大自己的权利，对中国参战摇摆不定。梁启超倒是一直态度明确，极力主张参加协约国作战。
梁启超于是年2月抵赴巴黎，著成《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并翻译成英法文字在巴黎散发。文中梁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要求：中国收回德在山东的特权；取消中日间的密约；修正关税；取消庚子赔款；各国放弃在华特权等。梁指出“这些条款对于中国民族的自由发展，对于世界永久和平的确立都将产生巨大影响”。梁出行巴黎，意图如著述中提出“向世界舆论申诉，尽国民责任”，并非简单的参观学习，本质上梁在巴黎期间成为中国在和会的民间代表团，对中国官方形成声援，给外国舆论造成压力。他遍访英、美、法、日公使，劝说各国在对华问题上做出让步，修改对华的不平等条款，努力争取欧美等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把希望放在了携“十四点原则”率1200人代表团而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并与总统见面。针对日本在和会上以对德国作战有所牺牲为借口占据山东，梁启超3月9号在巴黎《时报》发表文章，“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回中国,，日本不能藉口有所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梁启超态度坚决，有力驳斥日的霸权逻辑。
梁启超一方面积极游说和会参与方，取得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与国内舆论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将和会的进展报告国内。3月11日，他将段祺瑞政府1918年9月与日私订密约，致使中国代表在山东主权交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致电国内外交委员汪大燮、林长民等，要求采取补救行动，取消密约，“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在接到电报后，江、林等人联合张春骞、王宠惠、熊希龄等人成立中国外交协会，声援中国外交。4月5日，国民外交协会致电梁启超，高度评价梁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表示“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忱，为外交当轴之后盾。”并邀请梁为协会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力争山东主权。
4月24日，国内收到梁启超的有一封电报，“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梁启超倡议发起拒签合约运动。国内方面，林长民接到电报以后，完成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4月30日，和会方面确认将山东权利交予日方。5月2日，《晨报》头条位置刊发林文“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应当说，梁启超在法国作为中国外交的民间援助展现出赤忱的爱国热情，不断把局势向国内汇报，为国内运动做了舆论准备。“拒签合约运动”也是从梁启超口中提出的，算得上是国民运动的号召者。
1920年回国后的梁启超，还致电徐世昌，请求其释放学生，并于是年5月4日，在《晨报》撰文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它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思想界呈活气。”并称五四运动为“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
